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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青春献给你——专访日中友协常务理事酒井诚先生
日期: 07年01月4期 阅读: 1743 评分: 5.50/2
■ 本报记者 杨文凯

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两国关系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积累起巨大的资源和财富。多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源于两国最高首脑的贤明决断,源于各界伟人和名人的积极推动,源于实际事务操作者的智慧运作,也源于两国人民的热情参与。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成果,是成千上万友好人士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用岁月和时间呵护起来的,充满了令人羡慕的芳香和色泽。

酒井诚先生,是日中民间交流领域最活跃的操盘手之一,也是中国人民长年熟悉的老朋友。现任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日中韩文化交流论坛事务局长、(财)文化财保护.艺术研究助成财团参与的酒井诚先生虽已年届花甲,但从1972年至2005年长达33年时间里,他一直参与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工作,并长年担任事务局长要职。从日中友好协会东京本部到全国本部,酒井诚精明干练的工作形象和工作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35年来的日中交流奉献了不可或缺的心力,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

在冬日晌午淡淡的阳光里,酒井诚坐在文化财团别具风格的小洋楼里,周围是上野周边充满艺术气息的博物馆群。酒井诚款款谈起他18岁赴中国留学的激荡青春,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战后世代的中国情。

一、留学中国

酒井诚1947年出生于东京,是日本著名的战后“团块世代”的一员。1965年3月,从东京都立西高等学校毕业后,18岁的酒井诚为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申请去中国留学。当时,日本法务省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普通学生会向往中共,进而百般拖延刁难,酒井诚花了半年时间才终于得到出国许可。1965年10月,年轻的酒井诚从东京乘坐刚开通的新干线至神户,再从神户乘船赴上海,开始了混杂著憧憬与好奇的中国之旅。

酒井诚乘坐一条名叫“玄海丸”的3000吨货物船,最多只能搭乘10来名旅客。记得船上客房里,有一块签名板,上面题有乘船旅客,也就是来往于中日之间的日本人的签名。酒井诚在题名板上看到了西园寺公一、冈崎嘉平太、松村谦三等著名人士的大名。酒井诚抵达上海后,转乘火车赴北京。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成,火车是由轮渡载过长江的。这一切,对于今人已不可想像,但年轻的酒井诚却真实地经历了这一切。

到达北京后,酒井诚入读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国语,他的志向是升入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入学没几天,酒井诚看到学校大门口贴出了大字报,不久他还看到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论文,虽然不解其意,但知道这是耸动天下的“宏文”。当时,留学北京的日本学生不满10人,酒井诚的同学中,如西园寺一晃后来成为《朝日新闻》调查本部主任研究员,八木信人后来出任电通北京事务所所长,高桥由佳理后成为日中双语同声翻译第一人等,如今都活跃在日中交流第一线。

1966年7月,酒井诚如愿考入北大政经系学习,8月搬进北大25楼留学生宿舍,准备开学。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风起云涌,大学停课闹革命,红卫兵搞大串联,北大已无复课时日。酒井诚等外国留学生不得不退回北京语言学院等原来的学校,日常上不了课,无所事事,非常苦恼。1967年1月,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欧洲留学生向国务院提出请愿书,要求留学生像中国大学生一样,也能参加“文化大革命”。据说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于是外国留学生也投身到文革体验中。

当时,北京语言学院的红卫兵组织里有革命派“红旗兵团”和保皇派“东方红兵团”。19岁的酒井诚参加了“红旗兵团”,并加入属下的“井冈山战斗队”。他与中国学生一起到各大学读大字报,亲身参与了大批判、大讨论、大鸣大放的峥嵘岁月。酒井诚一心想著回北大学习,但传来的消息说,北大复课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六年,让人备感无望。1968年4月,酒井诚从北京语言学院修了毕业,回到日本。

在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自嘲毕业于中国的社会大学,是从大课堂和大学习中走过来的。但这段留学中国的经历,不仅让酒井诚了解了中国,习得了中国语能力,也为他一生的工作和事业奠定了方向。

二、火热岁月

回到日本后,酒井诚先在大安书店从事对中图书出口业务,该书店以出版爱知大学编撰的《中日大字典》而闻名。其后,酒井诚又进入专业商社红矢工作,该商社是当时在日本各地举办“中国物产展”的全国中心。1972年春天,25岁的酒井诚进入日中友好协会东京本部事务局,开始了他实际操作日中交流的职业生涯。回望走过的岁月,35年弹指一挥间,酒井诚也成为日中民间交流事业中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

酒井诚回忆道,从1972年日中复交到80年代末,日中关系进入上升期和蜜月期。尽管在恢复邦交和“友好和平条约”签署过程中遭遇各种困难,但两国领导人以友好大目标为重,最终都发挥智慧,很好地解决了分歧和矛盾。酒井诚亲身参与了这段火热的岁月,感触特别深。

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签署共同声明,但还面临各种难题。比如1974年《日中航空协定》受到台湾问题影响,险些难产。当时日台航线以羽田机场为据点,日中航线则转往成田机场为中心。中方要求台湾飞机不能出现青天白日徽记,不能与日本国家的航空公司直接对等通航,为此,日方要求台湾飞机改为梅花徽记,并由日本航空组建一个子公司“日本亚洲航空”与台湾通航,使日台航线在名义上成为地方航线。虽然当时由中川一郎、森喜朗、石原慎太郎等人参加的自民党“青岚会”大肆反对,但在大平正芳外务大臣的推动下,中日发挥各自的政治智慧,妥善解决了问题,签署了航空协定,为后来日中航空交流大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前夕,中方希望能把“不称霸”等反对霸权主义条款写入条约,但日方生怕引起前苏联反弹,迟疑不决。经过交涉和商讨,最终两国决定以不针对第三国的方式把“不称霸”条款写入条约。这才有了园田直外相访中,正式签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进入全面交流时代打开了大门。

1978年8月,当时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历史性地首次访日,在日本引起轰动。邓小平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同行的国务院侨办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也是兴致勃勃。酒井诚记得民间友好团体第一次联手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办了2000人参加的大型欢迎宴会。席间,民间人士不仅感受到了邓小平的音容气度,同时还现场宣布东京与北京、名古屋与南京结成友好姐妹都市,开启了两国友好都市缔结的热潮。

三、青年访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全面转向经济建设,来自日本的包括ODA援助在内的各项交流事业也陆续展开。80年代的日中关系迅速发展,其高潮就是1983年胡耀邦访日和随后的3000日本青年访中。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出访日本。当时,酒井诚等人与中国驻日大使符浩联系,希望搞青年工作出身的胡耀邦总书记能与日本各界青年会面。为此,由日中友好协会牵头,成立了青年交流实行委员会。酒井诚说,当时日本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年团体,政治立场不分左右,全都参与进来,希望能与胡耀邦会面。实行委员会租借了NHK大剧场,估计可以坐4000馀人。组织方一开始担心来不了这么多人,但现场气氛出人意料,不仅全场满员,而且与会者情绪高涨,气氛热烈。

胡耀邦登台,受到热烈欢迎。胡的演说热情洋溢,他不断挥舞手臂,以超过他弱小身躯数倍的能量感染著现场的日本青年。胡耀邦当场宣布,中国将邀请并招待日本青年访中,从而启动了著名的3000日本青年访中项目。会后,日本各界成立了3000青年访中活动事务局,就设在日中友好协会,酒井诚作为事务局主力人员,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历史性访问的组织工作中。经历了近一年忙碌的准备,3000日本青年在1984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访中大交流。

1984年的中国,各种基础建设还很薄弱,3000日本青年从各地飞赴中国,到各地访问,然后汇聚北京,其间的住宿和移动都成大问题。为此,中国方面全力配合,以真心和热忱打动著日本青年。酒井诚记得当时除了有限的宾馆外,政府招待所、大学招待所都向日本青年开放,他本人就住进了北京市政府招待所;各地航班不够,中方就出动军用飞机运送日本青年,他记得从南京飞往北京时,坐的就是贴有“八一”军徽的军用飞机。

国庆前夕,3000日本青年从各地汇聚北京,不仅在中南海参加了多项交流活动,更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国建国35周年纪念大游行。当北大学生队伍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时,酒井诚和访中日本青年们一起感受到中国人民沸腾的激情,也见证了中日友好的历史。

四、中国奇遇

从事日中交流事业35年,酒井诚见过各种人物,也遭遇过各种历史时期,其中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两次天安门事件和非典灾害。但事实证明,任何外来的社会危机、政治冲击、天灾人祸,都无法消弥日中交流的大事业,无力改变日中友好的大目标。只要心存友好交流的良好愿望,惊险和奇遇最终都会成为记忆。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开始访日友好演出,基本上由日中友好协会接待,酒井诚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记得在1975年,由总政、海政、空政歌舞团等解放军演艺人员组成的北京艺术团访日演出,酒井诚全程陪同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一起生活了一个月,成为好朋友。

1976年,酒井诚访中联络不上李双江,直到1979年,两人才取得联系。酒井诚后来了解到,1976年4月5日爆发天安门事件当天,李双江因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被拍了照,此后受到审查,被禁止与外界人士,尤其是外国人接触。这种禁令数年后才解除,酒井诚得以重会李双江。

1989年6月4日,北京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情势相当紧迫。一个月后的7月5日,酒井诚与日中友协代表团访问中国,入住北京饭店。当时,北京全城戒严,外国人纷纷离去,诺大的北京饭店里只有酒井诚等十馀位日本客人,饭堂里更是空空荡荡。酒井诚打电话给李双江,希望了解北京情况。李双江在夜里开了一辆带军队牌号的军车,带酒井诚行驶在刚刚建成的三环路上,现场了解“六.四”之后的北京市况。过关卡时,有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过来检查证件,背挎在肩上的冲锋枪直对著客人,这是酒井诚迄今面对过的最惊异的现场之一。不过检查完后,双方互道一声“辛苦了”,车就通过了。可以说,酒井诚等日方人员,是“六.四”以后出访中国、寻求交流的最早一批外国友人。

近年留在记忆里的一次奇遇,是2003年非典大流行时期。在声援中国抗击非典方面,日本是捐钱捐物最活跃的国家。日中友好协会呼吁全国各地分会,通过各种形式捐得许多口罩、消毒用品和募金。虽然非典流行引起的大恐慌仍在继续,但酒井诚却在5月17日毅然出访中国,送去了日中友协捐赠的大量医药品和物资。酒井诚记得,当时乘坐全日空航班在下午1:15抵达北京机场。整个航班上只有日中友协事务局长酒井诚和日中医学交流中心的平山顺子两人。下了飞机,酒井诚和平山被迎进机场的贵宾室,在现地与中日友好医院的辛育龄名誉院长等人完成捐赠交接后,又乘上全日空原来的航班,于2:50起飞回航。这是酒井诚在多达170—180次访中行程中,惟一一次当天往返的访中记忆。

以上这些奇遇表明,无论面临多么紧张的关头,处于多么非常的时期,日中交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六.四”以后,日本的海部内阁率先放弃对中制裁,日本成为第一个与中国恢复关系的发达国家,日中友好协会等民间友好团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酒井诚参与35年来各种关键的交流时刻,感到非常欣慰。

五、修复城墙

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日本内阁发表“村山谈话”,明确表达了对战争的反省和道歉之意。早在1994年夏天,酒井诚等就与平山郁夫会长商谈,决定发起修复南京城墙运动。他们呼吁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人积极参与活动,通过自己的亲手劳动,抚平历史创伤,建立心灵纽带。

为了在日本发起宣传动员,日中友协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在1994年下半期和1995年初两次赴南京写生创作,1995年7月开始在日本三越百货店举行巡回展览,观众多达几十万,引起重大反响。当时,设置在展览会现场的募金箱,总共收到捐款600万日元,此后三年里募金超过1亿日元,都转送给南京,用以城墙修复事业。

酒井诚等积极组织日本的高中生赴南京修学旅行,还动员各种专业团体或民间业馀团体赴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亲身参加回收和搬运古城墙砖的劳动,让中日国民的汗水流在一起,心灵连在一起。迄今,共有超过20000名日本学生和市民访问了南京,他们在出行前往往自己到图书馆找资料,了解那段不幸的战争历史的真实,并通过实地参访,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日中友协倡导的修复南京城壁活动,在日本国内反响巨大,各大电视台、报纸纷纷报道,产生良好的影响。

酒井诚回忆说,当时日本国内也有反对意见,甚至有右翼把电话打到平山会长家里,平山会长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他说,战争损害了日中两国的关系,使两国人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感情创伤。日中国民携手修复南京城墙,就是用实际行动来修复双方的历史伤痕。打电话反对的人听后说,我们虽然思想不同,但我理解您的说法,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历年来,每逢中国遭遇灾害,日中友协总是站在声援的第一线。比如98年长江水灾,03年非典疫害,日中友好协会都发动募捐,组织街头捐款活动,捐赠额都达到数千万日元,表达了日本国民的友好感情。酒井诚作为具体的组织者和经办人,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回顾日中交流的历史,酒井诚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日中政治关系在过去5年里有所倒退,但两国的民间交流一刻未停,双方国民对彼此的理解力和关心度越来越高。日中国民之间的利益关联、精神关联、情感关联,乃至血缘关联,是割也割不断的客观事实。所以,日中两国只有正视并重视这种联系,才能携手共进。

过去5年,日中政治关系遭遇障碍,现在有所缓和。但正像大病初愈的病人依然柔弱一样,日中关系还不能有任何疏忽大意,必须小心谨慎地呵护和培养,并在这个过程中传递出两国国民率直而真诚的心声。2007年是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民要认真看待对方,媒体要认真报道对方,真正做到增信释疑,以交流促理解,以理解促信赖,才能彻底实现日中关系二次正常化的伟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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