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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祁: 也抱“硅胶娃娃”回家?——知日随笔的“轻”与“重”
日期: 2018/10/24 16:02 阅读: 297 评分: 7.00/3

导读: 
日前,《抱着硅胶娃娃回家的日本人在想什么?》发出,引起“朋友圈”一阵热喊:也想抱一个回家试试!貌似轻佻的玩笑,却也引人深思。当今的现代社会怎么啦?我们面临的是生活不可承受之“轻”或之“重?”
显然,姜建强“抱着硅胶娃娃”来吸引大家的眼球,是想触及 “日本人在想什么”这一难以捉摸的问题;以“硅胶娃娃”之“轻”,探究“日本想法”之重——事关中日两国“知己知彼”的重要问题。
以“轻”击“重”,不仅看到日本人曾做什么,在做什么,还可能做什么,而且看到日本人一直在想什么,可谓知日知到“心”了。

姜建强真的“知日”吗?

姜建强曾经说过:“知日是有条件的,而且条件相当苛刻。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看你是否有一种知性将日本社会的种种世相,切入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之中。”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今日且以其“苛刻”之道,审视一下其人之笔——
姜建强真的知日吗?在他笔下,富士山“这座日本人的灵魂之山”,被赞美性一般性的“日系纯爱”上升到“日系灵性”,指出“异质性的底部是灵性”(与笔者主张的文学首先在“灵性”相通);
年年“花见”的他,新任日本华文笔会会长后更是热心引领新华侨们赏樱吟诗,不取中国人“后会有期”之慢态度,而体验日本人“一期一会”之快人生,身入瞬间美追寻日本人美意识之深层,进而探讨中日生死观之异同;
他以陌生化的眼光,观察细致入微,不仅看到“一棵荠菜花/开在篱墙边”(俳句) ,而且发现“日本文化的红尘黑齿”(而非“红白歌会”更非“绿肥红瘦”),感受其幽玄的生命力,并试图剖析日本人包容万物的宗教性根源;
他从 “留住古色苍然”的“百年老店”,看到日本人对传统的坚守到了“不顾死
活的程度”,这种后现代意识就是:“好生活不是用钱可以买的,而是用时间来积存的。”于是乎,他不但从满大街“爆买者”看到现代日本,而且从相扑馆“禁止女人上土俵”的老传统,看到后现代“日本人的心病”——被窥视者的“羞耻之心”,进而揭示“禁忌/犯禁”这世界神话的共同主题……甚至语不惊人誓不休:“我想吃掉你的胰脏”,随手拈来日本流行语——“让对方吃掉内脏,听说灵魂就会活跃在对方的体内”,探讨以生命結び生命的神道教命题……    
看来姜建强可谓方方面面,自由“放题”“爆买”日本,道不尽的日本“道”,语不完的日本物语。而且,“想吃胰脏”的不仅是一个姜建强,而是一批随笔日本的“知日派”。
笔者在《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述评》中写道:除了诗歌小说等样式,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最突出最有成就的是随笔。他们不仅著书立说,还与中日两国媒体联系紧密,创作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而其中最突出最有成就的是李长声(他的随笔专著近三十部,夸其著作等身并不夸张),后起之秀姜建强被称为“黑马”,大有奔腾之势。紧随腾讯(迅)而奔者尚有张石、杜海玲、杨文凯、万景路、唐辛子,双语写作的毛丹青等。这些生活在日本的华人零距离体验日本,并钻进日本文化的深层机理中去探寻答案,以报刊纸媒为中心,批量生产文化随笔,成为日本言说的最大亮点——
都是拿筷子的民族,万景路从“吃”入手作自我批评:“用餐后,国人游客会善意地把使用过的餐具摞在餐桌上,可这样的善举实际上却又违背了日本人的餐桌礼仪”;日本奇特的混浴文化,张石身入现场,体会“与其说是色情的,不如说是由于男女毫无掩饰的相对,反而淡化了对异性的神秘感与主观遐想,成为一种回归自然”; 在“鬼日本”李长声索性讲鬼故事:“日本人有聚堆儿的习性,聚在一起吟连歌或连句,聚在一起修茶道,下班不回家聚在一起喝酒,当经济大发展时就叫作团队精神被大加赞扬。聚在一起开故事会,讲鬼故事,叫百物语”……
李长声主编《侨日瞧日》丛书时,曾代表大家“自我言说”:这套《侨日瞧日》书的作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长年侨居日本,甚至瞧它瞧了二三十年,他们生活在目本,为生活而观察,而学习,而且有一点研究把体验和心得写出来,既不是走马观花,也不用妙笔生花无非要告诉大家一个活生生的日本,日本是这样的。”
日本是这样的吗?“我们对日本的认识每每是传闻,叫它“小日本”,但若真以为小,那就有误了。” 李长声如是说。      

“侨日瞧日”何以知日?


还在2008年春季,著名作家章诒和就这样评李长声:“你问日本的历史,他自告诉你;你问日本的风习,他能回答你;你问日本的文学,他能说出个子午酉来;连点鸡毛蒜皮的问题,也能给你个完满答案。单这个本事,我就佩服得不行。用父辈的老话形容,叫“日本通”,今天则称之为“知日派”……写饮酒,写捕鲸,写街景,写书店,写浮世绘,写辞世歌,也是精彩、精致又精辟。叙事,娓娓动听;状物,不厌其烦; 写人,道地白描功夫。不明白了: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其实,还应该问问他的眼力甚至酒量是怎么练的? 他能钻进花街“搞笑艺妓”且酒不醉人,你能吗?这回,后起之秀的姜建强索性钻进日本寻常百姓家,抱个“硅胶娃娃回家”,你能吗?
章诒和写道:“平淡琐细之中有真知灼见,酣畅淋漓之中见深厚质朴一没有岁月的礼,没有生活的磨砺,这个文学境界是达不到的。” 而笔者更愿意相信李长声的自序:“旅日多年,写了几本随笔,被称作知日。信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总之,不装。” 侨日瞧日的他,同时学会了日本人的聪明劲。也侨日瞧日的张石揭示:我直接从一些日本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话:真正的聪明人不会炫耀聪明,而是都会“装傻”。与张石同在中文导报任编辑的杜海玲则进一步揭示:在电视节目中日本女孩子会装傻装可爱,好像要向男性社会献媚……哈,日本!会装的日本!在笔者看来,日本的“装傻”和李长声“不装”是一个意思,不过,“不装”比“装傻”高明,让人看不出“装”,才是最高境界。长声说,艺妓从少女时受训,“像日本庭园一样,看似自然,其实是极尽”。笔者不敢说他像“艺妓”,却敢说他侨日瞧日,日臻“极尽”。
现代中国久负盛名的知日派周作人有句名言:“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出自《日本的衣食住》)读李长声的随笔就有周作人的这种“感觉”。
陈子善教授与李长声“相遇”后感叹:“以前说,要认识日本,必须读点周作人现在可以说,要认识日本,尤其是认识当代日本,就必须读点李长声了。在我看来,长声兄是当下国内状写日本的第一人,就像林达写美国,恺蒂写英国卢岚写法国一样,尽管他们的视角和风格各个不同。”李长声是“趴在日本的边沿上张望”的,《日边瞻日本》日久能不被日晒黑?
从李长声《哈,日本》 这富有意味的标题中,就不难揣摩出作者心态。在日华人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情结,而对日本是既熟悉又陌生,看似近实则远,剪不断理还乱……“哈”独立其首可为惊奇感叹,亦可连读成为“哈日”。哈日要哈到痒处,反日要反到痛处,友好要恰到好处。作者机智幽默,从一个细节读懂一个真实的日本。《昼行灯闲话》则以微醺之笔,将日本文字信手拈来,趣谈开去:日本有茶道武士道,几乎“头头是 道”,料理却偏偏不讲“味道”?漫步日本,赏“枯山水”、逛二手书店、品吟酿酒;懂点门道更好。浮世春画、AV产业,日本色情产业古今传承?日本僧人吃肉娶妻,风头盖过偶像明星?道德绅士、夏目漱石的隐秘情史,村上春树笔下人名的讲究……话题丰富多样,堪称日本文化万华镜。
三十年啦,从“抗日-哈日-知日”的日本体验中,我们听到贯穿三十年的知日长声 。李长声笔下的日本形象,姜建强随笔樱花的生死哲学等等,似远非远,随手拈来,针砭时弊,如道家常。这种知日随笔,是对中国现代传统鲁迅周作人等“大家”的承继,是不同于西方移民文学而特别富有“日本味”的文学样式。
 “知日随笔”上承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传统,经三十年零距离的日本考察,三十年菊与刀的“田野”功夫,说话有了底气,下笔不卑不亢,不反日亦不哈日,强调知性、智性“之间”性的立场,于“日本三书”(《五轮书》《武士道》《菊与刀》)之外,更添“四书五经”,一版再版,鱼龙混杂;不但以日本《中文导报》等华文纸媒,更以大陆腾讯“大家”之网媒批量生产文化随笔,“动漫日本”和“政治日本”的题材无所不包;有如万景路《扶桑闲话》更加“平民化”的书写姿态,也有姜建强更加学者化的笔入日本美意识之深层的剖析 。这类随笔日本以理论思考见长,却有细致入微的日本体验,原汁原味的日本“鲜见”,有如生鱼片之盛宴,引得“大家”津津有味。
当有味时,有人试图加点辣,唐辛子就是“糖辣椒 ”,这个既甜且辣的人这样说:“甚至中国的文人们来了日本,去京都和奈良看了看,回国就热泪盈眶写文章在日本看到了唐朝——中国人面对日本时的优越感,还真是充满悲壮:明明看到的是日本人的京都与奈良好吗!但中国人偏偏要梦回唐朝”……也许,要想甜不妨加点辣。 唐辛子总是用甜甜的日式语气给你加点湖南辣。
张石在美味之后再添美色,从樱花写到杨贵妃樱:“杨贵妃是一个含恨而死的人,在日本,她理应成为最灵验的神灵,她又是一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绝色美女,也自然成了保佑女人、安产、得子、成婚结缘方面的女神。” 中国的杨贵妃居然成了日本女神!回眸一笑,百思不解;终归一笑,美色共通也。          
由于长期亲历日本而日知,日知而成“知日派”。“知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慨念,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即进入其内的写作,而不是外在的臆想话语。王中忱曾评说李长声:奇思妙想,其实源于敏锐犀利的洞察。长声的一本随笔集取名《日知漫录》 ,初看似乎是在追步顾炎武,其实“日知”二字用的是日文名词+动词结构。“日知”者,知日也。在古今中日的纵横对比中,许多事态的深层意蕴就变得显豁了。这是从事跨国写作的独得之利,知日随笔者显然深得其昧 。
突然有人当头棒喝:警惕“日本式中毒”!张石曰:如果日本人到了中国,固执于自己的文化,就是“日本式中毒”;如果中国人到了日本,不去细致了解对方的文化,固执于中国的习惯,就是“中国式中毒”,文化的“误解性错位”,也是一种“文化中毒”。
中毒了吗?

“知日”者“亲日”吗?

换一句话问,温和一点:你喜欢日本吗? 笔者就曾被多次温和询问。更有甚者,有如李长声所听说,国内有这么个妙论,不管你多么厌恶日本,去一趟就喜欢了。笔者的父亲便算其一。八十年代末当我东瀛留学时他作“六一指示”:“我家有六口人死在鬼子的刀枪下,血海深仇不能忘,何况身为教授,我也拿不出一分钱供你留日……”而九十年代末他到东京一次,仅仅一次,就被感动了:怎么中国的文明礼貌都跑到日本来了。上车日本人给他让座,电梯里主动向他微笑问好……不就是一句话么:雷锋怎么都跑日本来了?厉害了,这可不是我的国!
警惕“日本式中毒”!三十年在日“永住”的你,能说不喜欢日本吗? 但,说喜欢就是亲日就大有“汉奸”之嫌。笔者不得不羡慕与我同期赴美赴欧赴澳留学的华文作家从来无此焦虑。焦虑的我于是随笔写道:不要问我是否喜欢日本,我难以回答。但如果问我喜欢日本的什么?我可以“快”与“慢”两个字来概括:喜欢日本的“快”即新干线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高速度,“慢”即古往今来的温泉文化之慢生活。没有“慢”就没有“快”。如果没有“慢”,快日本很快就会成为精神病院的日本,绝非危言耸听! 
笔者所谓“快”与“慢”,即本文所说的“轻”与“重”。姜建强所言极是:“日本人喜欢轻,喜欢生活的轻,更喜欢人情味的轻。” 姜建强喜欢轻,索性亲入日本家庭,抱个轻中之轻“硅胶娃娃”。只是,进而一想,日本人在想什么?不由心中沉甸甸起来,感到一种“不可承受之轻”。日本人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
中日之间一衣带水却横着血海深仇,历史之痛不能忘却也不可忘却,我们这些在日华侨华人可是时刻痛着醒着想着呢。想,日本人在想什么?何谓“日本精神”?
张石探讨日本人为什么特别喜欢禅味?写道:“禅的‘平常心是道’精神,使禅深入到于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也使日本的每一个制品,就是一个锤子,也精致得像艺术品,日本的企业文化中,一般都参入了禅的精神的。”笔者也很想与之探讨一番,说说中国禅活在日本的每个角落,甚至在厕所的“一枝花”里,活着,生长着……
有位日本《中文导报》专栏作者叫房雪非,网名雪非雪,主业主妇,副业教书。业余热衷于打理日常记录日常。栽花种草,洗衣做饭,缝纫编织……样样技术稀松,却因为能在这些亲自经营中享受到心灵的自由自在,而乐此不疲,兴味无限。她的随笔《日常日本》写的都是日本的“轻生活”,但读其自序:“书中的六七十篇文字,差不多都是二十年来在没有写文章的感觉中写下来的,写的是日常,写得更日常。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天经地义般的日常光景,就在前不久,遭到一个“恐怖事件”的冲击,致使我的身心和生活乃至人生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为此,这篇序文的草稿也不得不跟着我住了三次院”……读者的心也跟着沉重起来,不仅因为她的病,而且因为她书中沉甸甸的“日本精神”,如“阪神大地震改变了我心目中的日本”:这次大地震,使我对日本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生死面前,我有了对这个民族大众灵魂的近距离接触,由此,对这个自己身在其中的民族产生了发自心底的尊敬。设想,如果同样的灾难发生在我们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秩序井然的自救景象?任何一个地域的任意群体能否做到排队等水不争不抢?对于求生欲旺盛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假设或许会令很多人为难……
万锦路“勉为其难”,随笔“日本社会阴暗的欺辱文化”,分析说当时的“欺辱文化”是支配日本人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机制,因为“欺辱文化”的存在,才使日本人“从众”、“循规蹈矩”。甚至说,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日本这传统的“欺辱文化”之本意还是值得点赞的。说者轻松,你点赞吗?


随笔之“轻”与知日之“重”

台湾新闻人陈浩说他读李长声“写日本文人作家昔日在狭小只有四帖半(四个半榻榻米)的房间内,生活与写作的情态。读完那一篇以后,每周一访此网页找李长声的文章读,就像上了瘾一样。直到某月某日,网页上竟不再有新稿,怅然着失,有没处寻,不知此君从何处来,文章又往何处去了。”
“念念李君文字,好有一比,习看小桥流水,南方风情,忽见白山黑水,北地衣冠。这说的是中文书写的文人笔下的日本,数十年来的台湾自有一熟的笔路,温婉绵延,这李长声的思路另有传承,描摹笔法,犹有古风,说事语气,引人入胜,讲日本文坛风流旧事,仿佛三十年代周作人那一辈民国文人出土,但对书市今貌新人流风,又如数家珍,这样一位功底深厚的北派高手,究竟哪儿冒出来的?”
他说李长声的随笔通古博今,真性情织出的好见识,他微醺时写就的最好,你更该微醺时读。于是乎,本爱李白斗酒三百篇的笔者,居然也日渐微醺起来。
随笔体裁本来就“轻”,微醺之后岂不更“轻”?
不过,日本文学比起中国文学本来就显得“轻”,唐辛子讲述五个日本有名女人的爱情故事, 娓娓道来,更是轻文学了。有如濑户内寂听对爱情的看法:爱情从感觉开始,并且就感觉结束。“感觉爱情”本来就无踪去无影,你就感觉去吧。唐辛子居然用武士道精神,给一个个爱情贴上了标签,命名为《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大概因为怕爱情之情太轻,压上武士道搞平衡吧。李长声的序可谓“轻中有重”,曰:武士道,女人的,而且爱情的。如果说爱情是“轻”的,即便是不可承受之轻,武士道则是“重”的,至少那把刀则是大大地重。“对于武士来说,刀不是单纯的武器,而是忠诚与名誉的象征。武士的生活方式给其他阶级以很深的道德感化,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成为大和魂。”自古文武之道乃一张一弛,当今随笔之道乃一轻一重吧。
李长声擅长轻轻说来,不掉书袋却掉眼球:“女人,是我们对日本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有一个说法:吃中国菜,为妻温顺,当情人也温顺。这却可能是外国人对日本女人的一个误解。”想想也是,我们对日本的误解或者叫误读还少吗?李长声便很善于“误读”善于读史而知今:“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712年成书)记载,男神伊邪那岐命和女神伊邪那美命绕着擎天柱做爱,女神先说话,结果生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改为男神先说话,这才生下了日本诸岛。”如此误读日本神话,惹人哈哈发笑却也引人深长思之。想想中华神话,我们可是重重地记得:女娲补天责任重大,哪有时间调情说爱啊?自然,中国文学重“风骨”之 “重”,而日本文学的“物哀”则相形见“轻”了。试问,“重”好轻好?答曰,无所谓好坏。你能承受就好。
笔者曾与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邵迎建、铃木将久等坐在东京站的小咖啡馆(轻)谈科研课题“重”:近代以来的中日文学关系。铃木将久和他的老师藤井省三以及前辈日本学者们一样,都靠研究鲁迅“起家”。近年来,学界提出了大量具有新的学术范式意义的命题,比如鲁迅的国民性理论的西方渊源以及日本的中介作用,鲁迅的“弃医从文”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媒介意义,来自日语的“文学”与“文学史”概念的“跨语际实践”、竹内好代表的日本浪漫派的超克理论所牵引出的超克西方与及非西方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日本浪漫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大亚洲主义”与传统中国的天下意识之间的关系,周作人与胡兰成的“文明观”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冲突,佛教思想对近现代中日文明观的塑造与影响等等,这些跨学科的问题的提出,不仅挑战了常识与共识,而且对现有的人文学学科分类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北京大学李杨教授对近代以来的中日文学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沉甸甸的问题。而他的得意门生卢冶博士不但承受“重”而且加入“轻”,加入知日随笔这一“轻骑”。“轻”有轻快轻便轻松之意,走的是“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也。
“一张一弛”便是随笔的张力,即魅力所在。近来姜建强的知日随笔似乎越写越长,每每就在随笔与论文之间,赢得独特的空间。他以随笔之轻,写论文之重,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功地走向现代化(资本主义化),这是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例子,被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谜团。人们都试图解谜。”
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一种解谜。它确是认识日本的一部经典,“但毕竟过去五六十年,出版时当今首相安倍晋三还没出生呢。”(李长声语)又毕竟它是美国人的观点,而且写日本时并没有到过日本,如此隔靴搔痒竟能瘙到痒处?为何日本人至今犹看重《菊与刀》,莫非也中了中国“邪”:“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似乎笔者这么一说,便被李长声不幸而言中, “一说日本就扯到中国”。 弱弱地狡辩一下,谁让中日都是东方人呢,即便习相近而性相远。
而今日本新华侨华人以随笔之“轻”探“知日”之重,又将做出何种解谜呢?更何况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知日者并不乏其人。 然而,我们知日了吗?莫非也抱个“硅胶娃娃”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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