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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惠:日语教室轶事(二)
日期: 18年09月3期 阅读: 177


作为日语指导员指导的第一个学生张琪进入了高中,我结束了入间中学的工作,不久进入了所沢市教育中心日语教室,成为受市教育委员会派遣的日语指导老师,帮助从中国来的学生尽早适应学校生活,十多年来几乎走遍了市内的小学与大部分中学。常言道,换一份工作如同投胎换骨。我虽然没有换工作,但是每年要换几所学校,面对不同的不会日语的学生,面对不同的班主任、教导主任与校长,努力适应一个个新的环境,做好每一份日语指导工作,有时还要帮助学生家长排忧解难。
来自中国的学生因家庭背景不同表现各异。有些学生的父母早年来日本留学,毕业后进入日本企业,甚至做到了管理职位,也有自己创业成功的,家庭稳定以后就把在国内跟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带到日本来了。这样的孩子大都在国内的学校养成了严格的学习习惯,父母也教过他们平假名,来到日本学校后,学习进步很快,但是他们比较有个性,往往与日本学生产生矛盾,于是,我常常要协助班主任解决完矛盾才能上课。近几年一些学生的家长在国内事业不顺利,来到日本寻找新的出路,很多是在中华小饭店里打工,再求自营饭店的。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都不太好,日语学得很慢,然而日本学生却对他们比较友好。
徐浩宇属于前者,10岁以前跟着从事水利工程的爷爷奶奶在国内生活,养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小学四年级时来到了日本。
日语教室开课式上,徐浩宇坐姿端正,眼角余光时而偷看着老师与校长。“徐浩宇好!”听到我用汉语叫他的名字,严肃的小脸露出了笑容,两腿在桌子下面晃动起来,他看到了一个跟他一样的中国人,心里乐开了......几乎每个孩子当知道我也来自中国时都会瞬间活跃起来,日本校长老师看在眼里,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在我到校之前,他们付出过很多努力,却没有换来孩子这般灿烂的笑容,所以他们更加需要我了。
开课式很快结束了,日语教室里只剩下我跟徐浩宇,他一下子心情放松,精神焕发。我测试了他的日语程度,他能默写出平假名与片假名,还能说几句简单的问候语。于是我制定了徐浩宇的日语课程计划,既练习日语基础会话,又补习国语课文。
当日本的生育率越来越低时,学校的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少。四年级比以前少了一个班级,空出的教室成了日语教室。徐浩宇每次日语课前就卖力地搬好他跟我的桌椅,平时桌椅都是靠墙安放的。徐浩宇日语基础会话学得很快,但是很好动,注意力很不集中,我变换着不同的内容让他练习,他对日语汉字读音很感兴趣,我就分多一些时间让他练习音读、训读,很快国语课上的汉字测验,他常得满分,更加强了学习动力。


日语课进展顺利,但是班主任常常向我告状:“徐君常跟同学打架,中国学生很暴力。”徐浩宇妈妈也向我抱怨:“我儿子在中国是好学生,从来不打架,怎么来到日本就打架了呢?日本学校教育有问题!”我被挤在中间左右为难。当孩子进入陌生的环境,周围的学生与他双方都有不能接受之处,徐浩宇还没习惯学校生活,又好动,难免与同学发生争执,当他一个人面对几个人时会发急,手脚一用力就会打起来。我不得不反复提醒徐浩宇:“你在这里代表着中国学生,你动手打架,大家会以为中国人都很暴力,所以一定不能先出手。”随着日语的进步,理解力的加强,误会减少了。班主任又大胆启用,每周三的朝会课,让徐浩宇带领全班学习简单的中文会话,于是其他学生看到我经常用简单的中文问候我,对于中文教师出身的我乐不可言。
日本老师常说,好动的学生过了一个暑假大都会安静一点儿。这话也说中了徐浩宇,暑假结束后,再见他时真的成长了很多,日语会话与其他学课成绩都进步很大,我就要离开他了。
那天我走进办公室,校长笑盈盈地对我说:“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原来一年级有个学生叫张杰,是残留孤儿的孙子,日语说得跟日本学生一样流利,但是成绩很差,数学课上练习数数,他数到16、17就数不上去了。老师断定他智力有障碍,想把他转到“特别支援学级”,即智障学生的教室去学习。在日本有不少智障、自闭症的孩子,在我们所沢市有一半的中小学里设置了“特别支援学级”,多位老师很耐心地教着有智障、自闭症的学生,学习进度很慢,但是注重开发他们的动手能力,教他们做手工,培养他们将来能自食其力。但是张杰的妈妈不承认儿子有智障,觉得儿子是因为日语不好,听不懂日本老师讲课,希望我能教他日语。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之前的一所小学里,指导过一个日语说得很流畅的中国小女孩,她不会做算术题,教导主任正想把她转班到“特别支援学级”时,班主任说,也许她的日语程度只会日常用语,而没有理解算数讲课。于是跟我结缘了,班主任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用中文教她算数,她很快理解了,考出100分了,皆大欢喜,莫非我又遇到了这样的孩子。
张杰来到了我的面前,一张大大的黑脸上两只小眼睛分得很开,嘴角流着口水,说话声音含糊不清,我用中文日文跟他聊了几句,感觉他是一个唐氏综合症患儿。张杰妈妈也来了,丰满的身材,美丽的五官,廉价的服饰,说话很大声,日语不太好,需要我翻译。我把校长、班主任的想法告诉了她,但是她完全不接受,睁大眼睛大声地对我说:“我儿子三岁来到日本,但没上过保育园,由奶奶带大的,奶奶是残留孤儿,不会说日语,所以我儿子日语不好,听不懂老师讲课。”她又难过地告诉我,儿子的爸爸来到日本变心了,已经离婚了,她跟儿子两人住在团地公房里,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被老公抛弃,关着门不交朋友,儿子在家里表现很正常,不是智障儿。
过了一个星期,所沢市教育中心派来专业的心理医师给张杰做智力测试,正常人100分,而张杰的测试结果是42分,属于中度智障,学校需要我向张杰妈妈翻译说明。
放学以后,我来到校长室,心理医师、教导主任、班主任、特别支援学级专任老师、张杰妈妈都围着长桌子静静地坐着,我被安排在上座,左边是心理医师,右边是张杰妈妈。我很认真地把测试结果和心理医师的说明翻译给张杰妈妈,她呆呆地看着测试结果报告上的42分,突然“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这伤心的哭泣声我只在电影中看到过,一时不知所措。
日本老师、心理医师都震住了,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吧,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声。我能理解张杰妈妈的伤感,一个被丈夫伤害的女人接受不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智障的事实,她害怕,不知今后如何带大这个孩子。于是我对心理医师说:“今天我虽然是翻译,但请允许我用中文劝说她几句。”他同意了,我从包里拿出纸巾递给张杰妈妈说道:“这是事实,但是日本社会对智障者有保护,去市政府登记了会有一些福祉优惠和生活补贴。孩子在特别支援学级能学会一些手工,将来可以自食其力的。”她渐渐地平静下来,并同意儿子转入“特别支援学级”,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要得到市政府发的“障害者手帳”,还需要到儿童相谈所再做一次智力测试作为智障程度标准,这是市里第一个外国儿童智障测试,儿童相谈所里没有翻译。帮人帮到底,约好时间我带他们母子去了儿童相谈所,小小的测试室里,一位很有经验的心理医师认真地对我说:“要正确判断孩子是日语不懂还是智力不够,你不要都翻译,我会告诉你什么地方需要翻译。”就是告诉我,孩子听懂了问题回答不出时不能翻译,只有听不懂日语的问题时才能翻译。这是我做过的最精密的翻译工作,几乎憋着呼吸,观察着张杰与心理医师,张杰答题很慢,心理医师仔细观察着判断着,示意我翻译时我才开口。测试结果64分,属于轻度智障,我感觉这次测题比上次容易。
终于帮张杰母子办好了“障害者手帳”,坐公交车马上可以半价优惠,以后还有其他生活补贴,交税优惠等等,张杰妈妈眉眼舒展,不停地谢我。
几个月以后,我在市政府相谈课当班的那天,市政府大厅里正在展览各学校“特别支援学级”学生的手工作品,精致的作品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智障儿做出来的,我知道那些指导老师的苦心。
“朱老师,您好!”张杰妈妈迎面走过来,她完全变了一个人,精神了,漂亮了。她兴奋地指给我看张杰的作品,一个缝制得很漂亮的纸巾套,这就是那个流着口水的孩子做的吗?我也兴奋起来了。张杰妈妈告诉我,儿子比以前乖了,她也有男朋友了。我衷心祝福他们母子幸福快乐!
完成了徐浩宇的日语指导,看到了张杰的手工作品,我离开了这所学校,又去迎接下一个需要我帮助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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