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先恩

适逢世界读书日，又重读了一遍《阿Q正传》，愈觉自己多少沾有阿Q式毛病，也多少潜藏着抢“宣德炉”和“秀才娘子宁式床”的革命心态，好像每个社会都有抱怨“枪毙不如杀头好看”的芸芸看客，更有阿Q式的替死鬼，社会浑浊时多一点，清明时少一点。文短而意深，可谓不朽之作。细读鲁迅的作品，可以揣摩这位留日前辈为何弃医从文。

有所顾忌的时候，要么匿名，要么假名，要么改名。鲁迅喜欢改名和用假名，本名周樟寿，18岁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笔名“鲁迅”盖过所有真假名。

他赶上了第一次留日潮。1894年甲午战败，天朝被再次警醒，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向西方学习，以夷为师。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主张向引进西方制度成功的日本派遣留学生，理由是省钱省力。1896年清政府选派戢冀翚、唐宝锷等13人赴日留学，开启了留日先河，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筑波大学前身）校长嘉纳治五郎培养，为此他特为清国学生设立预科学校，即相当于高中的三年制弘文学院（始称亦乐书院）。浙江省的周树人经过严格选考，1902年2月被公派到弘文学院留学。1902年夏留日学生为614人，到1904年增到1454人，其中有不少“速成班”的学生，速成班的学生三个月或半年就修业，有些是走过场，所以鲁迅非常看不起他们，玩不到一块。

1904年夏季，鲁迅毕业，面临升学，费用是个大问题。由于四年制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免除考试又免除学费，很有吸引力，于是他于1904年9月到仙台，呆了一年半，学了些解剖学等基础课程，1906年3月辍学，离开仙台。关于离开仙台的原因，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披露了两点：一是从幻灯中看到日俄战争中华人的麻木不仁，二是受到同学歧视。

我觉得还有几点，他没有说。一个是经济问题，当时仙台市很小，消息不灵，挣不到钱，他在东京时翻译小说或写文章能挣点稿费，到仙台就没有机会了；二是孤独寂寞，在东京时尽管看不惯一些清国留学生盘着辫子跳舞或狎妓，毕竟是同胞，吵吵嘴也是一种发泄，而在仙台只有他一人，连吵嘴的人都没有。后来日本人撰文说：同年入弘文学院读书的黄兴，非常有人气，日本朋友华人朋友都很多，而鲁迅年轻时不善交际，在日7年没有结识一个日本朋友；当然，最大的原因是鲁迅对文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医学或地质学。

鲁迅一贯喜欢文科。留日前他在南京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喜欢的读物是《天演论》等，在弘文学院期间，喜欢读外国小说或哲学著作，从仙台回东京，主要痴迷于外国小说翻译与校稿，1908年与钱玄同等跟章太炎谈心式学习，并与与弟弟周作人张罗在东京自费出版《域外小说集》系列，1909年初出版第二卷，就发现此路艰难，两卷都只卖出约20本，惨谈经营，经济空前拮据，同年8月不得打道回府，先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中学堂执教。重回故乡的经历，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鲁迅冷眼看世界。鲁迅不是激进的革命家，而是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有的文章说他参加了1905年8月在东京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其时，他在仙台忙于背解剖学之类，不可能出席。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要求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为了抗议，曾于1903年入弘文学院速成班学习的独法律学校（现政法大学）学生陈天华，在大森海岸跳水自杀；曾于1904年入弘文学院速成班的青山实践女子学校（现实践女子大学）学生秋瑾，号召全体留学生罢课回国，而不主张回国的鲁迅和汪兆铭被秋瑾斥为叛徒，秋瑾等12月底真的回国了。鲁迅不同意其激进行为，但还是赞赏秋瑾的革命精神，看看小说《药》中的夏瑜形象便知。

新文化运动给鲁迅带来机遇，他在钱玄同的鼓励和催促下发表了《狂人日记》而暂露头角，其后写出了《阿Q正传》等不朽之著，实现了从翻译家到作家的华丽转身。他的小说几乎都在北京期间完成，但包括仙台医专的所有的经历，都是积累。他始终独立思考，关注社会，关注人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最终把业余爱好发挥到极致，成就一代文豪。他放弃了听诊器，用五官感知社会，当了揭露黑暗，开启明智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