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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 张石
来到日本的中国地方旅行，你不可不去岛根县出云市，那里有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出云大社，供奉的神是被称为“国中第一灵神”的大国主命大神。
那里最使人惊讶的，可能是神乐殿那根重达5吨的巨型稻草结“注连绳”，轻如羽毛的稻草，竟能编织成如此巨大、沉重的草绳，这需要高超的技术，更需要一种虔敬。
这根稻草绳作为“结姻缘”的神灵而闻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拜者。据说站这根巨型稻草结成的“注连绳”底下，拿着硬币往上丢，能不掉下来便会恋爱成功，喜结良缘。
在日本的所有神社中，都可以看到稻草编成的“注连绳”，它表示神圣的界限，可能在鸟居门上，也可能在神树和石头附近等。在相扑仪式上，最高级别的相扑摔跤手也佩带与稻草注连绳相似的绳索。
稻子，不仅是养育了日本民族的世世代代，而且渗透到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所有层次中。日本从古到今的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式“稻作”，决定着日本的民族性格和精神趋向。
日本的民族构成比较单一，大和人亦称“和人”，是日本民族的主体，约占总人口的98%以上，因此日本民族的性格也具有很大的统一性。
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四面临海，除东北部海岸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环绕，气候受到海洋的凋节，形成较为温和、湿润的海洋性季风气候，比大陆同纬度地区温暖，降水丰富。对于农耕文化而言，日本的地理环境是得天独厚的，仅植物的种类就比欧洲多十倍以上。此外，日本河流短促，水量充沛，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大量积雪；在平原地区，扇状地形较多，在这扇状的端部，有地下水自喷，对稻米生产十分有利。而在冲积平原的微高地之间的后背湿地，则不需人为引水也能形成稻田。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日本在弥生时代初期，随着稻种的引入，逐渐形成了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稻作文化”。
日本的“稻作”，属于稻作北限，其特点是受自然变化的绝对支配，如果农民的劳作与季节变化稍有不和，就会严重影响收获。因此，人们必须在花开花落、风吹草动、鸟唱虫鸣中，掌握季节变化微妙的先兆。
这样，古代的日本人就不像西方文明的创始者雅典人和叙利亚人那样，生活在硗薄的土地和不毛的山谷里，必须同自然展开卓绝的斗争才能生存，也不像大陆的中国人，生活在较大的幅员中，丰饶和硗薄参半；日本人生活在得天独厚的丰盈的自然中(仅相对于早期农耕文化而言)。因此，古代日本人比西方人，甚至比中国人更崇尚自然，他们相信从自然中得到的感知而不太相信按照人的意志排列出的逻辑。日本学者清水几太郎说：“日本所谓的文化，是建立在对文化和人为的根本不信任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担心失去与自然的同质性的恐惧的基础上的。”(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编《日本文化和世界》(日文版)，讲谈社，1978年，34--35页。)
由此可见，日本稻作文化的特点，使日本人比崇尚实体更崇尚变化，比崇尚时空的定向、定位更崇尚不可定向、不可定位的信息和感觉，他们的文化具有和自然高度一体化的“感性文化”的特征。
来到日本你会感觉到，日本人特别强调自然和人的一体化，你如果有机会去日本京都的皇宫--御所，你就会感觉到御所和中国故宫的不同，故宫是用红墙围拢的皇家庭园，而御所坐落在一大片天然的丛林中，和这片丛林相比，皇家宫殿显得非常渺小，它似乎是从属于自然的丛林，而中国的故宫，是以巍峨的宫殿建筑群为中心，自然的花草树木只是它的从属。
不仅在御所这样重要的文化景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体验到这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性文化的特点。日本人见面最先谈到的，往往是天气，“真是一个好天呀”，是日本最常用的开场白。
我曾和我的日本朋友高桥去明朝亡命日本的遗臣朱舜水仿中国西湖设计的园林--后乐园，当时正值初夏，绿浓花繁，荷浅梅淡；草庵木桥，鱼跃莺转，装点得后乐园如东瀛西子，浓淡之处，透露出日本特有的玲珑透剔。在一个浅浅的小池子里，一片紫阳花欲放未放，如笑似羞，淡蓝微紫，池塘的周围围着一群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和纸。我问高桥：“他们是在写生吧？”高桥说：“哪里呀，他们是在作俳句呀！紫阳花是六月的季语，现在是写俳句最好的时候啊！”我不由吃了一惊，以中国人来看，诗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怎么能像写生一样临场摹描？由此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是多么尊崇自然和尊重感性。
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的特征也决定了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牢固的较大的共同体结构。水田作业需要治水，建立井堰水路和庞大的蓄水池，这不仅是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依靠较小共同体也难以完成。在日本，经常是许多村落完成一个用水系统，因此，只有集团甚至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群”的巨大依赖性，也体现了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群体协调性”。如果你来日本，乘坐日本的扶梯，就能深刻体验到这一点。在乘扶梯的时候，没有人站在扶梯右侧，右侧是留给着急赶时间的人的，在右侧的的人，绝不能停下来，他(她)必须快步赶路，因为扶梯的右边是有急事的人专用--没有人这样规定，但是谁都明白这一点，这是一种“群体的默契”。
三家村 张石
来到日本的中国地方旅行，你不可不去岛根县出云市，那里有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出云大社，供奉的神是被称为“国中第一灵神”的大国主命大神。
那里最使人惊讶的，可能是神乐殿那根重达5吨的巨型稻草结“注连绳”，轻如羽毛的稻草，竟能编织成如此巨大、沉重的草绳，这需要高超的技术，更需要一种虔敬。
这根稻草绳作为“结姻缘”的神灵而闻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拜者。据说站这根巨型稻草结成的“注连绳”底下，拿着硬币往上丢，能不掉下来便会恋爱成功，喜结良缘。
在日本的所有神社中，都可以看到稻草编成的“注连绳”，它表示神圣的界限，可能在鸟居门上，也可能在神树和石头附近等。在相扑仪式上，最高级别的相扑摔跤手也佩带与稻草注连绳相似的绳索。
稻子，不仅是养育了日本民族的世世代代，而且渗透到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所有层次中。日本从古到今的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式“稻作”，决定着日本的民族性格和精神趋向。
日本的民族构成比较单一，大和人亦称“和人”，是日本民族的主体，约占总人口的98%以上，因此日本民族的性格也具有很大的统一性。
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四面临海，除东北部海岸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环绕，气候受到海洋的凋节，形成较为温和、湿润的海洋性季风气候，比大陆同纬度地区温暖，降水丰富。对于农耕文化而言，日本的地理环境是得天独厚的，仅植物的种类就比欧洲多十倍以上。此外，日本河流短促，水量充沛，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大量积雪；在平原地区，扇状地形较多，在这扇状的端部，有地下水自喷，对稻米生产十分有利。而在冲积平原的微高地之间的后背湿地，则不需人为引水也能形成稻田。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日本在弥生时代初期，随着稻种的引入，逐渐形成了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稻作文化”。
日本的“稻作”，属于稻作北限，其特点是受自然变化的绝对支配，如果农民的劳作与季节变化稍有不和，就会严重影响收获。因此，人们必须在花开花落、风吹草动、鸟唱虫鸣中，掌握季节变化微妙的先兆。
这样，古代的日本人就不像西方文明的创始者雅典人和叙利亚人那样，生活在硗薄的土地和不毛的山谷里，必须同自然展开卓绝的斗争才能生存，也不像大陆的中国人，生活在较大的幅员中，丰饶和硗薄参半；日本人生活在得天独厚的丰盈的自然中(仅相对于早期农耕文化而言)。因此，古代日本人比西方人，甚至比中国人更崇尚自然，他们相信从自然中得到的感知而不太相信按照人的意志排列出的逻辑。日本学者清水几太郎说：“日本所谓的文化，是建立在对文化和人为的根本不信任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担心失去与自然的同质性的恐惧的基础上的。”(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编《日本文化和世界》(日文版)，讲谈社，1978年，34--35页。)
由此可见，日本稻作文化的特点，使日本人比崇尚实体更崇尚变化，比崇尚时空的定向、定位更崇尚不可定向、不可定位的信息和感觉，他们的文化具有和自然高度一体化的“感性文化”的特征。
来到日本你会感觉到，日本人特别强调自然和人的一体化，你如果有机会去日本京都的皇宫--御所，你就会感觉到御所和中国故宫的不同，故宫是用红墙围拢的皇家庭园，而御所坐落在一大片天然的丛林中，和这片丛林相比，皇家宫殿显得非常渺小，它似乎是从属于自然的丛林，而中国的故宫，是以巍峨的宫殿建筑群为中心，自然的花草树木只是它的从属。
不仅在御所这样重要的文化景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体验到这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性文化的特点。日本人见面最先谈到的，往往是天气，“真是一个好天呀”，是日本最常用的开场白。
我曾和我的日本朋友高桥去明朝亡命日本的遗臣朱舜水仿中国西湖设计的园林--后乐园，当时正值初夏，绿浓花繁，荷浅梅淡；草庵木桥，鱼跃莺转，装点得后乐园如东瀛西子，浓淡之处，透露出日本特有的玲珑透剔。在一个浅浅的小池子里，一片紫阳花欲放未放，如笑似羞，淡蓝微紫，池塘的周围围着一群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和纸。我问高桥：“他们是在写生吧？”高桥说：“哪里呀，他们是在作俳句呀！紫阳花是六月的季语，现在是写俳句最好的时候啊！”我不由吃了一惊，以中国人来看，诗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怎么能像写生一样临场摹描？由此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是多么尊崇自然和尊重感性。
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的特征也决定了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牢固的较大的共同体结构。水田作业需要治水，建立井堰水路和庞大的蓄水池，这不仅是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依靠较小共同体也难以完成。在日本，经常是许多村落完成一个用水系统，因此，只有集团甚至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群”的巨大依赖性，也体现了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群体协调性”。如果你来日本，乘坐日本的扶梯，就能深刻体验到这一点。在乘扶梯的时候，没有人站在扶梯右侧，右侧是留给着急赶时间的人的，在右侧的的人，绝不能停下来，他(她)必须快步赶路，因为扶梯的右边是有急事的人专用--没有人这样规定，但是谁都明白这一点，这是一种“群体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