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我61了.又要抗美援朝了.这次.我要帮韩灭朝了.嘿嘿........

反正不能再走清纯路线了。她和舒琪刚好相反，前者是先三级后从良。

咳,大学毕业就等于无法就业啊.可惜泱泱学子们回天无术.但是这就是现实残酷.适者生存.

丁学良：将特权摆明处，建立可执行的反贪制度
2009-03-12 13:02:26　来源: 南方网　

在一个非理想的、实际的世界里，用明文规定的特权来换取官员的“守规矩”，是控制腐败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设计。控制特权比控制腐败在技术上更容易一些，因为后者漫无边际。而若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既无特权也无腐败；遗憾的是那离我们还太遥远。

作者：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在通俗的理解中，特权和腐败总是连在一起。这种认识既不够准确，更不够深入。从观念上区分开两者，至少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比较客观地对比改革前后，更有历史感地看待迄今三十多年的得失。我耳闻目睹的最流行说法之一是：改革开放以前，即使其他方面很差，至少有一点比现在好多了，那个时代没有腐败，现在则腐败得不得了。真是这样吗？

从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角度区分特权与腐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有助于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上，找到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特权不公平，但更易于控制

讲反腐不能太哲学化，要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特权”英文是privilege，指正式的，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有据可查的特殊利益或权力，以法律、政策或其他形式正式规定下来的。这种利益或权力是由特定的对象（个人或团体）所享有，其他的个人或团体无此待遇。

腐败则是指违反法律或政策等正式规定，而获得额外的利益或权力的行为。它们肯定是不合法的，乃至是犯罪性质的。

举两个例子。针对公务员的反贪，香港是亚洲做得最有效的地方之一。从1993年春到现在，我在香港断断续续工作了三个阶段。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有一个清楚的界线：公务员及公立大学教员中，有一种人享受特权，他们在雇佣条例上被界定为“海外雇员”，指以英国人为主的白人，延伸到所有的非中国人。在该条例上被界定为“本地雇员”的，主要指香港人，延伸到海外留学后来港的大陆人、台湾人，哪怕他们此前从未涉足过香港。海外雇员在住房、子女教育、年度探亲假等方面，享有比“本地雇员”高很多的待遇。比如住房，“本地雇员”要升到非常资深的级别，才配享有海外雇员起点级别的待遇，相差7到9个台阶。香港住房之贵全球罕见，仅此一项，就使白人享有工资之外的巨额津贴。孩子的教育津贴，也是如此。海外雇员的孩子们到西方上学能拿补贴，中国人就不配。他们每年可领一笔钱回西方老家探亲访友或度假，中国人也不配。简言之，同工不同酬，福利差别巨大，基本上是以种族来划分界线。直到目前，这套制度还有部分延续。

港英殖民主义特权制度对大陆人最歧视，他们虽然被界定为“本地雇员”，但在居住权、就业、家人来港、赡养亲属费减税等方面，又不能享受与本地人一样的待遇。说到底，这套制度原是为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而设计。那些规定，本身就写在纸面上，清清楚楚，是正式的特权。该特权制度起因于外来民族征服和统治了本土民族，这在伦理意义上是不可接受的（unjustifiable）。但在英国的法律传统下，这种巨大的差别不是腐败，属于特权。如果不符合这些特权规定，即便你有官位，想钻空子，也要受到处罚。

新加坡是把“特权有别于腐败”的制度设计用到极端的例子。

Forbes 等报刊的资料显示，2008年初，新加坡总理的年薪相当于205万美元（金融危机后有相应缩减）。是最大的好几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的工资总和！美国总统40万美元；英国首相37.5万美元；德国31.8万；法国34.6 万；日本24.85万；它们五大国全加起来才160万美元左右。无论按人口算，还是按GDP总量算，无论从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比较来看，新加坡总理的薪资都是天文数字。部长的薪水也高得不得了，是总理的55%到60%，比其他大国的首脑高多了。这种天文数额的政府高官工资就是特权。但是，新加坡的界限很清楚，除了这份薪水之外，无论是谁给了礼物或其他东西，都要申报，超过限额要上交，否则会受到反贪法规的处置。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一个非理想的、实际的世界里，用明文规定的特权来换取官员的“守规矩”，是控制腐败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设计。控制特权比控制腐败在技术上更容易一些，因为后者漫无边际。而若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既无特权也无腐败；遗憾的是那离我们还太遥远。

改革开放前的腐败与特权

说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的人，年纪大是健忘，若年纪轻则是没做研究或接触不到事实资料。比如“ 文革”中，西方的电影与文艺作品、中国的经典、从苏联过来的“修正主义文学作品”，统统都给批倒了。如果看国外的书，不但受批判，还可能被关到牛棚里去。但是江青和跟她在一起的人，就可以动用非常宝贵的外汇，进口好莱坞、香港的片子来享受，所谓“资产阶级趣味的电影”，按当时的规定就是“黄色电影”（当然按现在标准未必是）。这种行为就是腐败，而非特权。因为那时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或文件规定说，全国人民不能享有，江青等人可以享有。

从1949年到1976年，最高层的领导人，其专列经过的路线上，原计划好的列车运行都要让路，引起全国非常麻烦的调整。但这是符合正式规定的特权，到级别就享有那个权力。话说回来，如果高干的亲戚出去玩也坐专列，那就是腐败，因为这超出了明文规定。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觉得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腐败？原因有二：一是以前的特权较多，但比较严格地执行。当时中国太穷了，在食品供应、看病、坐车等方面都是根据级别来确定待遇的。二是当时信息不通畅，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手机，普通人也不知道有哪些特权。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清楚界定的特权比漫无边际的腐败，较易控制。

过渡阶段：有分寸承认特权，彻底清除腐败

中国是转型社会，又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每天都出现新现象，法制严重滞后，这是腐败蔓延的基本原因之一。要克服这种现象，不能太理想主义。从渐进改革的思路来看，我主张，有分寸地把特权作明文规定，把它们公布于众。划分界限清楚之后，对腐败进行严厉惩罚，才能逐步缩减腐败的领域。如果能做到这点，反倒是法制进步的表现，因为至少有个界限清楚的规则。如果连这都达不到，反腐就很难，因为腐败没有边界。当然，需要严格的监督，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媒体与民众、有效的司法，多管齐下。

不要误解，以为我鼓吹在现代社会里加大特权。一个社会里的特权不能太多太悬殊，否则，即便是用文字固定下来，即便在技术的意义上来讲不是腐败，它也违反现代政治文明。当年英国在香港实行的制度，从根上讲，是建立在种族不平等的基础上，是殖民主义，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掉。新加坡人对政府官员的天文数字工资也是很有意见的，虽然言论控制得很厉害，一有空隙就会愤怒发泄。

我试图说明的要点，是不要以太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态度和标准来制定廉政的规章，那样缺乏实际的意义，因为极难执行和维持下来。要有明达的政治智慧，不要指望有权的人没有一点私利。个别人能达到这境界，绝大部分人做不到。在反贪方面，英国传统（香港和新加坡均是）把法律用得极其聪明，在明文给足了待遇以后，对用纳税人钱运转的一切公营部门，监管得详细而严格。在香港，极少允许用公款招待客人，即便批准了请客吃饭，连喝啤酒都不准报销。（原载《南方周末》）

狗B养的! 该到'狗主人' 哪里领钱去了！("美国FBI") -----黑鬼奥扒妈

咳,衙门之前不清静啊.日本警察也跟着瞎钻游.估计横幅写的什么都看不懂.不怪他们啊谁叫他们中文水平比中国小学生都不如啊.

好啊,太好了,这样一来那些美国人的狗就不敢对中国怎么样了 现在网络上有一批美国猪收买的狗到处乱叫,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信任 它们,它们嘴巴叫干都没有人听,美国人的狗都去死特别是上面的那个 美国人操过的狗B里生出来的猪.

你是老师吗？我呸！中国教育因为有你这样的老师感到悲哀！在说你这样的阅读能力，我看纯粹误人子弟！我劝你，你赶紧去闯墙吧！

汪华斌是老外

汪玉凯：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改革就困难 2009-03-11 13:56:10　来源: 新民周刊(上海)　 个副部级官员，退休后还要配专车，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的公费医疗中相当一部分被“干部”医疗花掉了。 汪玉凯教授 作者：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新民周刊》：我们国家的政府很大，很强势，掌握了很多资源，设置了很多行政审批的权限，相比较而言，社会和私人的力量较小。现在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大量资源被优先投放到政府和大型央企主持的基建和产业项目中去了，人们担心危机过后，会不会距离“小政府、大社会”更远？我们如何处理临时性救市措施与整体性改革安排的关系？ 汪玉凯：先请你注意一个新动向。今天发改委在公布4万亿的信息时，有一个调整，就是说要吸纳民间资本。中央拿1.18万亿，其他的就是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来投资。 政府用强制力量收税，世界各国莫不如此，税收上来后怎么用才是关键。西方国家，尤其是高福利国家，税收都是很高的。但高税收都是用在调节社会利益，反馈社会，建立社会福利上面。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政府自身太强势，自身有很多不合理的开支。一个县政府的办公楼赶得上美国的州政府办公楼。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出国，有人测算下来，每项每年都要开支3000亿，加起来就是9000亿。财政部不认可这个数字，说没有这么多钱，人家问它到底是多少钱，它又说不出来。我们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是公众不信任政府的一个重要根源。 政府自己有特殊的利益，而且鼓励了垄断国企的利益。垄断行业职工数占中国职工总数的7%，但是工资收入占全国工资总数的30%。垄断国有企业越做越大，大量收购并购，形成了“国进民退”的局面。政府管制过多，干预过多，设置的市场门槛过高，大量的民营资本被排斥在市场之外。中石油、中石化几乎收购了所有的加油站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办的加油站要么面临断油，要么失去定价权。中国经济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有非常大的潜伏风险。国有经济在非竞争领域的存在是常见的，如果大量竞争性领域都由垄断的国有企业占据，最后市场经济就会倒退到计划经济。 政府如何降低市场门槛，降低社会门槛，减少不必要的管制，给民营经济更公平的环境，是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点。垄断行业背靠政府权力，不打破这种垄断，就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也不能真正建立起公平的竞争环境。 《新民周刊》：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其一是上海一位律师坚持要求发改委公布更加详细的4万亿的项目信息，其二是阿勒泰地区实施的官员财产申报。如果说前者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依据，官员财产申报却迟迟没有法律规制，这对反腐败产生了什么影响？ 汪玉凯：我们这个话题从90年代就已经讨论得很热烈，但几经酝酿，几经流产，这给老百姓一个很不好的感觉：凡是改老百姓的，不管是征地还是下岗，动作都很快，效率都很高；凡是改政府自身的，改当权者自身的，都步履艰难、困难重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个普遍的制度。台湾地区没有这个制度，陈水扁不就逍遥法外了吗？为什么我们推行不下去？ 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改革就困难。公车改革不知道改了多少次，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副部级官员，退休后还要配专车，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的公费医疗中相当一部分被“干部”医疗花掉了。还有以权谋房。国外很多国家实行官邸制，哪怕你是总统，任期一结束，就要把房子空给下一任。我们建议多次，中国应该搞官邸制，减少马路边上的腐败。现在官员调动、挂职锻炼，都有好几套房。人走了，房子还给他留着。但涉及到这些问题，改革的步子非常艰难，甚至连启动都启动不了。改革如果不在关键的地方，特别是涉及到官员特权的地方，动真格的，就很难取得公众的信任。 《新民周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最近撰文说，“党管干部”的思路应该与时俱进，不应该成为民众履行民主权利，选举基层领导人的障碍。关于“民主”二字，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建立在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基础上的英美民主体制，有人基于中国的民主实践提出“协商式民主”，耶鲁大学的王绍光教授最近在书里说，民主的真义只可能在古希腊的“抽签式民主”里才有。您怎么理解“民主”和民主在中国的前景和路径？ 汪玉凯：两年前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要完成两大任务，进行两大改革。两大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两大改革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俞可平教授出了那本《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书以后，关于民主的概念，有一些争论。这些争论里反映出中国改革到现阶段，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的特殊关注。人们表面上是在争论“什么是民主”，实际上争论的是中国要走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的道路。 我的看法是，从理念上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肯定是普世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时期，民主的形式是有差异的。民主的实质是多数人决定，本质是一种政治程序。这个本质，民主和法治等价值代表的人类文明本质，是不会变化的，但民主实现的形式可以有差异。美国是总统制的，英国是议会制的，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一定只有一种方式才能实现民主。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不一定全世界都可行。 不同的民主实现形式孰优孰劣，需要社会发展实践来检验。这符合我们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好不好，要由在一个社会中体验、感受民主政治生活的普通公众说了算。这是最起码的前提。另外，我们要看它是使社会稳定还是导致社会动荡，是推动还是抑制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成员张扬个性、发展创造性还是抑制个性与创造性，这是通行的标准。 中共十七大提出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报告说，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这些目标在逻辑与表达上都无懈可击，重点是落实这些目标。 比如民主选举，应该把选举人的真实意见表达出来，而不能从外部施加压力。而且，选举应该在哪个范围内进行？除了能选村长，能不能选县长？民主不仅是一个口号，还要让老百姓体验到、感受到，才能取信于民。 《新民周刊》：在政府资源的安排和投入方面，不时会出现争议和分歧，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一直在拯救企业和减税之间争论，过了很长时间才最后批准了一个综合了企业救助和减税的方案。中国的4万亿是更多地投往基建和大型企业，还是更多地用来建立社保体系，同样面临争议，但很短的时间里就确定了投向。我们怎么理解这两种政治过程的区别？在谈到中国经济增长，很多人认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集中，可以进行高效率的决策和服务。而民主总是和“分歧”、“争论”、“缓慢”联系在一起，因此被看作是一种效率较低的方式。怎么评估公共政策的效率？ 汪玉凯：经济危机一发生，就有人说这是西方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失败，我觉得下这个结论未免为时太早。中国一方面受危机影响，另一方面，在危机中经济表现仍然不错，这是我们的幸运，但不宜过于乐观，盲目乐观。我们的经济体系中还有很多问题，许多改革需要深入进行。危机来的时候，全球政府都在利用行政力量救市，我们也出台了救市的措施，但我们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时，不能把它们和我们的长期目标对立起来。 《新民周刊》：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怎么看到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九十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汪玉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尝试了种种使中国与现代接轨的方法，从器物到制度，从改良到革命，不一而足，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实践都开始了，但是没有一个成功。五四运动给中国人补上了思想解放这一课，是很有必要的。当时的启蒙者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局限，但没有这一课，中国现代化路上恐怕还要走更多弯路。从那时候开始，民主和科学一直是中国先进人才追求的目标。虽然五四启蒙者提倡的很多现代价值并没有在中国真正普及，启蒙后来夭折了，没有完成，但启蒙的历史主题已经提出来了。我有一篇文章，谈的是对中国近30年来民主政治发展的思考，标题阐释的就是五四的主题：时代呼唤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我们是这样的一代人]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你是得把爹当爹的;当我们当爹的时候,你是得把儿子当爹了。
当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是很受学生尊敬的;当我们当了老师的时候,学生是可以干掉老师的。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是不要钱的;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又不要钱了。
当我们还没能力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当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时候,小学生也能当领导;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硕士生也只能卖猪肉了。
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一辈子的薪水也买不起房子了。
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了。
当我们爱上别人的时候,别人结婚了;当我们心灰意冷结婚时,人家又单身了。
当我们没生娃的时候,别人是可以生一串的;当我们要生娃的时候,谁都不许生多一个了。
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子都在赚钱;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子。
......

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 ”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 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１０００多亩地，建造了１００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１８００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２０亩，标价１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 （原题为《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