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危机席卷欧美，各国政府普遍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社会主义”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美国有人批评保尔森的救市计划走向了“社会主义”，10月13日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如何让“银行社会主义”从政治上被接受？》，更有甚者称“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华盛顿邮报》干脆发表文章说“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这在国内学者中，特别是“左派”和“新左派”中，多少引起了一些波动。

　　对此也有人谨慎地表示要“‘警惕’这种思潮带来的‘醉意’”。昨天的联合早报网刊登文章《辩清金融海啸中的“社会主义”》，认为西方人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其中融合了民主社会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福利国家主张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而一些中国人所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传统社会主义。当下西方广泛地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会否带来所谓的“醉意”姑且不论（我个人以为“醉意”这种论调本身就有意识形态化的思维），“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建立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有计划和国家干预，似乎市场和计划并不是界定社会主义的可靠标准。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市场和计划可同时存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但二者在不同制度下却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社会主义树立了一个目标，即实现广泛的平等、社会正义、个人幸福、财富极大积累等等，构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这一点被自由主义者批评为无法实现）。同时它强调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也就是集中管理，实行有意识的管理行为，制定经济计划，因为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计划可以更合理地处理问题，并使行为具有可预见性。而资本主义或说自由主义恰恰反对有意识地进行资源配置，认为竞争是进行社会调节的最佳方式，个人自由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只有在竞争的条件无法实现时，计划才是必要的。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极富创见的看法，尤其是置于中国特殊的背景下。首先，发展生产力几乎是无可置疑的目标，马克思并没有说共同贫穷就是社会主义，而是说先进的上层建筑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其次，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点，仍然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非像自由主义者所批评地那样，不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长远的政策规划都服从于这个目标。当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之所以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原因正是它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相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西部大开发，均可作为例证。

　　社会主义要求有一个目标，同时要求在这个目标的前提下，实行集中管理。或者用一种更为直观的说法，“集中力量办大事”。上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肯定会比现在的情形更能促成某些目标的实现”，但他也指出，目标的多元化使得形成共同的目标不可能，不同的目标之间可能是冲突的，进行各种不同价值的轻重权衡也会异常艰难。前面我已经指出，实际上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可能的；同时具体情形下，目标之间的取舍与价值的权衡也并非像哈耶克说得那样艰难。奥运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奥运会这个目标，无疑在处理目标冲突的时候是优先的。至于所谓的价值冲突，为了奥运会北京实际“单双号”以及严格的交通管制，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但这些为了办好奥运会的措施值不值？我不多说，国人可以自己感觉一下。从汶川地震到奥运会，外国人常惊叹于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而这种动员能力正是建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基础上。这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无怪乎伦敦市长感叹将难以超越北京奥运会。

　　就像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并不代表放任，保证竞争的法律制度和无法创造竞争条件时的计划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也并不代表完全的计划，以自由竞争体制来实现最终的目标也是必要的。当然，这会有一种政治危险，即强调整体目标至上的前提下个人被剥夺自由等权利。但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来看，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这种危险是可能的。

　　当然，社会主义还有哲学层面的意义，它代表了人类对于公正、正义等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一种完美的人类理想。经常会有一种说法，即社会主义信仰的丢失，现在还有多少人有社会主义信仰？但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对于公平、正义、幸福等美好的事物还有追求，这种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一致的。

　　最后回到金融危机中的国有化问题。假如今天金融危机发生在中国，政府对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恐怕不会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因为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是社会共同的目标。但这在极度崇尚自由的美国就不同了，国有化意味着政府直接介入金融系统，是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干预，反对声音自然无可避免。当然，金融系统面临着崩溃，市场无法自动恢复的时候，“救市”也并不为自由主义者所反对，但他们所提出的方案是“注资”而不是“持股”。注资的方案或许可以避免对自由竞争的损害，但却是极度不公平的，因为这意味着用纳税人的钱去挽救一个私营的公司（既然私有，凭什么无偿得到公共资金的救助？）。国有化是一种更优的选择，这勿庸置疑。而国有化的手段，实为“社会主义”的手段，因为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意味着有意识地集中管理和调节，国有化就是政府直接控股银行，对金融系统进行干预。至于外媒所声称的诸如“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无非是外媒借来批评国有化救市方案的说辞罢了，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与其说美国是学习中国的社会主义，倒不如说是美国学得是它自己的凯恩斯主义。

　　重要的是，需要意识到，美国的制度被证明并不没有想像中那么优越。金融危机的教训警告我们，要避免片面照搬美国的做法，关键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中国自身的经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李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