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当今中国媒体文化生态，是在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现的：它正处于开放的世界体系形成普世精神的猛烈冲撞之中。在这一时期，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但致使普通民众面对价值观冲突和裂变而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认识而彼此分裂，甚至是对立，继而导致中国媒体文化生态紊乱。
例如 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就引起了知识分子们观点的对立。最近官办媒体推崇余秋雨、王兆山之流的媚共、媚俗表演，又遭到不少文人的唾弃与批判，进一步凸显了知识精英们价值观的分裂。但中国官办主流媒体的倾向，依然是抱残守缺，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始终拒绝坚持历史理性的发展尺度，反对承认现代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对中国新旧文明转型提供推动力。这种中国官办主流媒体的倾向，正是以民族的情感、自尊受到巨大挫折为理由来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本体地位的。这就是中共一定要下大力气在世界上打拼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出发点。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重笔浓墨，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视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提出来。这些年来，官方在国内一直下大力气打造"马克思理论工程"，弘扬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经典，不少文革前与文革时期的老掉牙"革命传统"书籍、影片、歌曲纷纷登台亮相。由此形成的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媒体文化生态，很难走出"红色记忆"情结的痛苦折磨，而官办主流媒体所宣扬的价值观，至今还在阻隔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中与普世精神沟通。当今中国媒体文化生态的恶劣现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治压制。当今中国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或主旋律文化所形成的中国媒体生态，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并带有明显的文化暴力强制性。它主要执行的是灌输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使命。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官办媒体对偏离其轨迹及价值观的文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必然要对异端思想形成不断打压与封杀态势。它是不会因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而有改变的。曾经深受读者欢迎，敢于直面现实，触及敏感话题的《冰点》周刊被宣传部强行停刊整顿，一度聚焦了人们对中宣部滥权的思考与抨击。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到《新京报》、《百姓》杂志等遭整肃，早就凸现了中共在掌控意识形态领域，打压媒体，封杀思想、言论自由的强制作用。当今中国在中宣部主控下，思想、理论、文化、出版、新闻媒体各领域，因背离主旋律遭整肃，被强令闭嘴的无计其数。封书、禁书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姜福祯最近撰文中共2008年出版物专项治理活动查禁的政治出版物，可谓一个最新例证。而汶川大地震以来，政府在打开点滴开放窗口之后，更多的是封杀网上的问题发帖，杜绝对制度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官方新华社新华网则带头在全国上下一致抢险救人之时，不惜版面，在其主页上推出多篇"加工政治敌人"，妖魔化已表现出相当和解姿态的达赖喇嘛与民运人士文章。如《达赖尴尬面对记者提问 气急败坏否认藏独》、《标尺即是照妖镜》、《莎朗•斯通和朱学勤为何诅咒中国》、《文明视点•普世文明观前的跳梁小丑》等文章，由此可见，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媒体生态最主要的恶劣现实就是政治压制。
二是媒体造假。中国官办媒体造假早已失去了公信力，诸如纸包子新闻，纸老虎新闻等等都是轰动中外，世人一致诟病的。而2007年8月28日，由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新闻界年度最高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更是臭名昭著的造假丑闻。此新闻一经公布的第二天，就有网友以《中国新闻最高奖曝出大丑闻：伪造报纸获三等奖》为题，揭露了扬州晚报伪造报纸获奖的事实，并称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日。此造假丑闻让人不禁想起90多年前只供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顺天时报》的故事，想不到近百年之后，江苏省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二者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又重新复制了一幕袁世凯版的现代媒体戏。当下中国官办媒体从上到下都充塞着虚假新闻，而"纸老虎事件"至今都不给公众一个交待。这种由官办媒体造假所形成的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舆论环境，正在窒息着全国公民的真相知情权。
三是媚俗娱乐。媚俗娱乐正在成为当下政治压制、普遍造假下官办媒体空白的充补品。甚至连中共直接经营的媒体都是如此。对此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认为：党报上刊载的主流声音和严肃话题（属主流文化产品），需要其子报上刊载的第二层次的新闻，如娱乐丑闻、甚至性话题赚钱支撑，出现了子报养党报、低俗新闻养主流新闻的现象。事实上，在今天的媒介文化市场中，党报已在公众中失去阅读的市场。在这种媒体生态环境中，记者考虑的不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而是如何让自己的编辑、主编、制片人满意。而主编则要让代表这些媒体的经营者、投资者和背后的利益集团满意。而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共政策为己任的新闻媒介由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媚俗。诸如葛红兵炮轰易中天、白烨和韩寒的争执都曾是轰动一时的文化娱乐事件都好似如此，至于他们论争、交锋的具体内容及这一事件的深层意义，都已被媒体的娱乐性遮蔽了。实在一点地说，文人相轻或名人相骂所具备的娱乐效应才是媒体的兴奋点所在。而那些始终坚持严肃精神的批判家们，在当今中共主导的媒体文化生态现实中，已经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四是媒体腐败。今日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竞争与监督机制，媒体正在利用舆论的功能，沦为社会腐败的重灾区，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利用媒体的公信，借监督之名行敲诈之实，最为典型的当属曾轰动一时的湖南《娄底日报》的原政法部副主任、"湘中名记"伍新勇案和繁峙矿难水落石出后的11名记者"黑幕"案发。这两件事，纵横大江南北，充分展示了今日中国媒体生态的腐败现实。而各级政府单位或领导，为突出自已的政绩往上爬，都不惜动用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拉关系，上省级国家级的报纸、广播、电视，与媒体互动，欺上瞒下，坑害百姓。人们熟知的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慕绥新、马向东、陈良宇、杜世诚这些大巨贪，哪个没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红到紫的成长过程？哪一个不是得益于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众多官办媒体所做的大肆宣传，无耻吹捧，大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发迹来的？中国官办媒体生态腐败也有自己的"潜规则"：只要你给我好处，我就可以在报纸上给你发文章，发大文章，发头条，发专版，在电视上给你上新闻，上专题，上省台，上央视，有的还明码标价，不同级别与版面就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一些媒体对腐败分子不仅起不到监督作用，反而利用其特殊地位为其掩饰罪行，塗脂抹粉。一旦被媒体吹捧的人罪行彻底暴露后，这些昔日的吹鼓手，又摇身一变，撰文揭露内幕，转而成了反腐英雄。由此媒体现实，即使社会公众愿意接受官办媒体主流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因官员与媒体联手腐败本身的示范作用而报销。由此可见，当今中国媒体文化生态正处于如此污垢难堪的境地，而它的症结所在，就是体制，即一党掌控下的中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
然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如此媒体文化生态环境中，《南方周末》系列却如一缕清风，读此报不难发现的它新闻报道与文章有出泥污而不染之感。该报善于在众多的新闻事实当中梳理、挖掘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人气质和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办报特色，以及相对较讲真话、报实情的率真风格。读者在该报上有时可以发现很好的批评文章。在这几年里，我们看到了关于大连飞机失事、关于境外赌博、关于吴敬琏和厉以宁之争、关于东吴大学的法学教授、关于三峡移民、关于爱滋病、关于政治文明、关于"3、14西藏事件"、关于台湾民主、关于"5、12汶川大地震"等有个性的报道与见解。还有《炎黄春秋》，其大胆敢言，指向改革的历史性、理论性探索文章，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仅此几例报刊虽在单打独斗，但客观上也发挥了冲击当下中国不断恶化的媒体文化生态的积极作用。
今天，中国由于经济开放，互联网发展，多元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正在渐进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现代社会的理性的、创造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为诸如《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一些现代媒体所认可，但还没有成为大众中的一种具有崇高价值和巨大感召力的主导性潮流。相反，"红色记忆"和权力强制的文化模式及现代的金钱观充诉当下的中国媒体文化生态，一时还很难有根本性的改造。在如此大环境下，媒体亲权力、媚世俗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而离真正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越来越远。当今中国百姓由于愤怒官办媒体没有真话，便利用网络自由世界大肆泄愤。余秋雨、王兆山之流的媚共表演，遭遇网民前所未有的一致性攻击，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由此可见，当下中国这种特有的官媒舆论与民间舆论的立场对抗，致使整个媒体文化生态处于严重失衡与冲突的强烈震荡中。
现时代的媒体文化生态，只有不受权力的干预才能自然，才能平衡，才是和谐。然而，中国的媒体生态遭受了太多的党意志干扰，其生态自然要向权力一面倒。媒体生态的失衡带来的直接后果将是整个官办媒体业的最终衰落。目前，尊重差异，表达多样，倡导批判，已成为当代人的普世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恩贝托-埃柯甚至认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相互尊重与差别共存"。他说，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遵循媒体生态规律，重视差异，提倡多样，特别是倡导批判文化，应该是改造中国媒体文化生态失衡的当务之急。
中国几千年以来，尤其是明代以后，国民深受礼学的限制，导致国人的创造性被观念压抑，中国人的典型思维就是标准答案式的。今天我们的官方媒体、教育、思想、文化体系都坚决要求与党的标准答案保持一致，绝不容忍异端、邪说、批判。所谓的异端、邪说、批判就是跟党的结论不一样的。要改造中国的如此媒体文化生态，必许首先从冲破媒体强求一致性开始，提倡异见，弘扬批判。只有将媒体文化纳入批判的视角，媒体文化生态的和谐才有希望。应当说当今中国媒体文化生态，最缺乏的就是异己性的表达和批判文化的洗礼。
当今中国媒体文化生态，是在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现的：它正处于开放的世界体系形成普世精神的猛烈冲撞之中。在这一时期，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但致使普通民众面对价值观冲突和裂变而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认识而彼此分裂，甚至是对立，继而导致中国媒体文化生态紊乱。
例如 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就引起了知识分子们观点的对立。最近官办媒体推崇余秋雨、王兆山之流的媚共、媚俗表演，又遭到不少文人的唾弃与批判，进一步凸显了知识精英们价值观的分裂。但中国官办主流媒体的倾向，依然是抱残守缺，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始终拒绝坚持历史理性的发展尺度，反对承认现代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对中国新旧文明转型提供推动力。这种中国官办主流媒体的倾向，正是以民族的情感、自尊受到巨大挫折为理由来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本体地位的。这就是中共一定要下大力气在世界上打拼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出发点。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重笔浓墨，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视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提出来。这些年来，官方在国内一直下大力气打造"马克思理论工程"，弘扬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经典，不少文革前与文革时期的老掉牙"革命传统"书籍、影片、歌曲纷纷登台亮相。由此形成的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媒体文化生态，很难走出"红色记忆"情结的痛苦折磨，而官办主流媒体所宣扬的价值观，至今还在阻隔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中与普世精神沟通。当今中国媒体文化生态的恶劣现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治压制。当今中国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或主旋律文化所形成的中国媒体生态，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并带有明显的文化暴力强制性。它主要执行的是灌输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使命。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官办媒体对偏离其轨迹及价值观的文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必然要对异端思想形成不断打压与封杀态势。它是不会因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而有改变的。曾经深受读者欢迎，敢于直面现实，触及敏感话题的《冰点》周刊被宣传部强行停刊整顿，一度聚焦了人们对中宣部滥权的思考与抨击。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到《新京报》、《百姓》杂志等遭整肃，早就凸现了中共在掌控意识形态领域，打压媒体，封杀思想、言论自由的强制作用。当今中国在中宣部主控下，思想、理论、文化、出版、新闻媒体各领域，因背离主旋律遭整肃，被强令闭嘴的无计其数。封书、禁书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姜福祯最近撰文中共2008年出版物专项治理活动查禁的政治出版物，可谓一个最新例证。而汶川大地震以来，政府在打开点滴开放窗口之后，更多的是封杀网上的问题发帖，杜绝对制度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官方新华社新华网则带头在全国上下一致抢险救人之时，不惜版面，在其主页上推出多篇"加工政治敌人"，妖魔化已表现出相当和解姿态的达赖喇嘛与民运人士文章。如《达赖尴尬面对记者提问 气急败坏否认藏独》、《标尺即是照妖镜》、《莎朗•斯通和朱学勤为何诅咒中国》、《文明视点•普世文明观前的跳梁小丑》等文章，由此可见，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媒体生态最主要的恶劣现实就是政治压制。
二是媒体造假。中国官办媒体造假早已失去了公信力，诸如纸包子新闻，纸老虎新闻等等都是轰动中外，世人一致诟病的。而2007年8月28日，由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新闻界年度最高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更是臭名昭著的造假丑闻。此新闻一经公布的第二天，就有网友以《中国新闻最高奖曝出大丑闻：伪造报纸获三等奖》为题，揭露了扬州晚报伪造报纸获奖的事实，并称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日。此造假丑闻让人不禁想起90多年前只供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顺天时报》的故事，想不到近百年之后，江苏省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二者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又重新复制了一幕袁世凯版的现代媒体戏。当下中国官办媒体从上到下都充塞着虚假新闻，而"纸老虎事件"至今都不给公众一个交待。这种由官办媒体造假所形成的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舆论环境，正在窒息着全国公民的真相知情权。
三是媚俗娱乐。媚俗娱乐正在成为当下政治压制、普遍造假下官办媒体空白的充补品。甚至连中共直接经营的媒体都是如此。对此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认为：党报上刊载的主流声音和严肃话题（属主流文化产品），需要其子报上刊载的第二层次的新闻，如娱乐丑闻、甚至性话题赚钱支撑，出现了子报养党报、低俗新闻养主流新闻的现象。事实上，在今天的媒介文化市场中，党报已在公众中失去阅读的市场。在这种媒体生态环境中，记者考虑的不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而是如何让自己的编辑、主编、制片人满意。而主编则要让代表这些媒体的经营者、投资者和背后的利益集团满意。而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共政策为己任的新闻媒介由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媚俗。诸如葛红兵炮轰易中天、白烨和韩寒的争执都曾是轰动一时的文化娱乐事件都好似如此，至于他们论争、交锋的具体内容及这一事件的深层意义，都已被媒体的娱乐性遮蔽了。实在一点地说，文人相轻或名人相骂所具备的娱乐效应才是媒体的兴奋点所在。而那些始终坚持严肃精神的批判家们，在当今中共主导的媒体文化生态现实中，已经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四是媒体腐败。今日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竞争与监督机制，媒体正在利用舆论的功能，沦为社会腐败的重灾区，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利用媒体的公信，借监督之名行敲诈之实，最为典型的当属曾轰动一时的湖南《娄底日报》的原政法部副主任、"湘中名记"伍新勇案和繁峙矿难水落石出后的11名记者"黑幕"案发。这两件事，纵横大江南北，充分展示了今日中国媒体生态的腐败现实。而各级政府单位或领导，为突出自已的政绩往上爬，都不惜动用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拉关系，上省级国家级的报纸、广播、电视，与媒体互动，欺上瞒下，坑害百姓。人们熟知的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慕绥新、马向东、陈良宇、杜世诚这些大巨贪，哪个没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红到紫的成长过程？哪一个不是得益于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众多官办媒体所做的大肆宣传，无耻吹捧，大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发迹来的？中国官办媒体生态腐败也有自己的"潜规则"：只要你给我好处，我就可以在报纸上给你发文章，发大文章，发头条，发专版，在电视上给你上新闻，上专题，上省台，上央视，有的还明码标价，不同级别与版面就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一些媒体对腐败分子不仅起不到监督作用，反而利用其特殊地位为其掩饰罪行，塗脂抹粉。一旦被媒体吹捧的人罪行彻底暴露后，这些昔日的吹鼓手，又摇身一变，撰文揭露内幕，转而成了反腐英雄。由此媒体现实，即使社会公众愿意接受官办媒体主流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因官员与媒体联手腐败本身的示范作用而报销。由此可见，当今中国媒体文化生态正处于如此污垢难堪的境地，而它的症结所在，就是体制，即一党掌控下的中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
然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如此媒体文化生态环境中，《南方周末》系列却如一缕清风，读此报不难发现的它新闻报道与文章有出泥污而不染之感。该报善于在众多的新闻事实当中梳理、挖掘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人气质和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办报特色，以及相对较讲真话、报实情的率真风格。读者在该报上有时可以发现很好的批评文章。在这几年里，我们看到了关于大连飞机失事、关于境外赌博、关于吴敬琏和厉以宁之争、关于东吴大学的法学教授、关于三峡移民、关于爱滋病、关于政治文明、关于"3、14西藏事件"、关于台湾民主、关于"5、12汶川大地震"等有个性的报道与见解。还有《炎黄春秋》，其大胆敢言，指向改革的历史性、理论性探索文章，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仅此几例报刊虽在单打独斗，但客观上也发挥了冲击当下中国不断恶化的媒体文化生态的积极作用。
今天，中国由于经济开放，互联网发展，多元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正在渐进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现代社会的理性的、创造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为诸如《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一些现代媒体所认可，但还没有成为大众中的一种具有崇高价值和巨大感召力的主导性潮流。相反，"红色记忆"和权力强制的文化模式及现代的金钱观充诉当下的中国媒体文化生态，一时还很难有根本性的改造。在如此大环境下，媒体亲权力、媚世俗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而离真正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越来越远。当今中国百姓由于愤怒官办媒体没有真话，便利用网络自由世界大肆泄愤。余秋雨、王兆山之流的媚共表演，遭遇网民前所未有的一致性攻击，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由此可见，当下中国这种特有的官媒舆论与民间舆论的立场对抗，致使整个媒体文化生态处于严重失衡与冲突的强烈震荡中。
现时代的媒体文化生态，只有不受权力的干预才能自然，才能平衡，才是和谐。然而，中国的媒体生态遭受了太多的党意志干扰，其生态自然要向权力一面倒。媒体生态的失衡带来的直接后果将是整个官办媒体业的最终衰落。目前，尊重差异，表达多样，倡导批判，已成为当代人的普世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恩贝托-埃柯甚至认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相互尊重与差别共存"。他说，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遵循媒体生态规律，重视差异，提倡多样，特别是倡导批判文化，应该是改造中国媒体文化生态失衡的当务之急。
中国几千年以来，尤其是明代以后，国民深受礼学的限制，导致国人的创造性被观念压抑，中国人的典型思维就是标准答案式的。今天我们的官方媒体、教育、思想、文化体系都坚决要求与党的标准答案保持一致，绝不容忍异端、邪说、批判。所谓的异端、邪说、批判就是跟党的结论不一样的。要改造中国的如此媒体文化生态，必许首先从冲破媒体强求一致性开始，提倡异见，弘扬批判。只有将媒体文化纳入批判的视角，媒体文化生态的和谐才有希望。应当说当今中国媒体文化生态，最缺乏的就是异己性的表达和批判文化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