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际开（杭州）
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波及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规模之大令人惊愕。日本也是一个地震国家，我在日本留学十年，先是住在日本人家里，房东把防震用品放在一个包里，经常更换过期的水与干粮，每天没有发生地震就值得感谢上苍的恩宠。
这种心理预设是以经验中不断感受到的自然灾害为前提的，和平的渡过每一天就是幸福，就值得感谢，人们互相问候的话多是关于气候与地震的，为发生地震的地方而担心，为灾害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而庆幸。人们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的关心胜过对社会中的等级权力关系的关心。这是日本社会比较和谐，崇尚平和，“以人为本”的一个外在原因。
前几年中国社会突然遭遇“非典”（沙斯），上下一心共同对抗突发灾难，那段时间，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退让到第二位，无关紧要的会没有了，我感到有点像日本的社会氛围了。学生的关心也集中到自己的生存安危上，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写出来的东西有自己的生命感受，容易打动人心。
“非典”过后，一切照旧，官僚体制又开始出来垄断生活的一切细部。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争夺文明主权成了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但仍然是一治一乱，无法进入恒久的政治安定。
日本在中国大陆东边，旁观中国的皇朝更替，意识到了政治安定是福，这是中国给日本带来的最大的历史教训。日本的政治文化是地震多发地带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孕育出来的。
对自然的敬畏与保护之心
我在给学生上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课，有位女生说，日本成功地地方就是中国失败的地方。
一点也不错，最近我读了萧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这部在20多年前出版的处女作今天读来仍然有感到新鲜的地方。
萧氏就是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参照对象的，但是今天看来，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主要载体不能像日本那样“全面西化”也是理之当然。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的是把我们的关心的焦点从政治利害的竞逐转向对自然敬畏与保护的心态。从东亚文明整体来看，日本经验也是我们文明的一部分。
30年来我们向城市周边的山区开采石料来建设城市，向农民征购土地来发展城市，虽然四川大震灾不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直接造成的，但是对自然、对农村的榨取本身已经造成了对环境的人为灾害，这种灾害遍及全国所有地方，其长远的副作用是带来一个文明的慢性死亡，胜过四川大震灾千百倍。
中国在这次震灾中接受了邻近国家的救助说明，中共政府对生命的关怀超出了对国权的执著，在突发的大震灾面前，我们面临重新思考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作者是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论博士，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
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波及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规模之大令人惊愕。日本也是一个地震国家，我在日本留学十年，先是住在日本人家里，房东把防震用品放在一个包里，经常更换过期的水与干粮，每天没有发生地震就值得感谢上苍的恩宠。
这种心理预设是以经验中不断感受到的自然灾害为前提的，和平的渡过每一天就是幸福，就值得感谢，人们互相问候的话多是关于气候与地震的，为发生地震的地方而担心，为灾害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而庆幸。人们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的关心胜过对社会中的等级权力关系的关心。这是日本社会比较和谐，崇尚平和，“以人为本”的一个外在原因。
前几年中国社会突然遭遇“非典”（沙斯），上下一心共同对抗突发灾难，那段时间，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退让到第二位，无关紧要的会没有了，我感到有点像日本的社会氛围了。学生的关心也集中到自己的生存安危上，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写出来的东西有自己的生命感受，容易打动人心。
“非典”过后，一切照旧，官僚体制又开始出来垄断生活的一切细部。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争夺文明主权成了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但仍然是一治一乱，无法进入恒久的政治安定。
日本在中国大陆东边，旁观中国的皇朝更替，意识到了政治安定是福，这是中国给日本带来的最大的历史教训。日本的政治文化是地震多发地带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孕育出来的。
对自然的敬畏与保护之心
我在给学生上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课，有位女生说，日本成功地地方就是中国失败的地方。
一点也不错，最近我读了萧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这部在20多年前出版的处女作今天读来仍然有感到新鲜的地方。
萧氏就是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参照对象的，但是今天看来，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主要载体不能像日本那样“全面西化”也是理之当然。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的是把我们的关心的焦点从政治利害的竞逐转向对自然敬畏与保护的心态。从东亚文明整体来看，日本经验也是我们文明的一部分。
30年来我们向城市周边的山区开采石料来建设城市，向农民征购土地来发展城市，虽然四川大震灾不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直接造成的，但是对自然、对农村的榨取本身已经造成了对环境的人为灾害，这种灾害遍及全国所有地方，其长远的副作用是带来一个文明的慢性死亡，胜过四川大震灾千百倍。
中国在这次震灾中接受了邻近国家的救助说明，中共政府对生命的关怀超出了对国权的执著，在突发的大震灾面前，我们面临重新思考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作者是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论博士，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