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周访问日本，成为九年来首次访日的中国防长。曹刚川此行适逢日本新任防卫相高村正彦刚刚上任。高村是日本自民党内对华较为友好的人士之一，曾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因此由高村作为曹刚川的谈判伙伴，对于气氛的改善自然较为有利。

　　但必须看到，由于包括防务领域在内的中日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因此中日之间既要保证双边关系不因某一个领导人的更替而受到冲击，但也不可奢望因某一个对华较为友好的部门首长而有质的起色。曹刚川此行与包括高村在内的一系列日本领导人的的会谈就折射了这一点。

建设性之外也有交锋

　　中日两国防长的会谈，就两国防务交流具体细节达成了共识，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其内容包括曹刚川邀请高村正彦于2008年双方方便的时候访华，以及日方邀请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于2007年访日，中方邀请日本军舰在造访后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等。

　　此外，两国防长在会谈中，也就双方在安全领域里的问题进行了可谓交锋式的谈话。据报道，高村在会谈中对中国国防费和军事政策缺乏透明度表示了担忧；曹刚川则表示中方将努力提高军事透明度。另外，就今年1月中国实施的导弹摧毁卫星试验，高村表示，“如果（中方）进行说明，日本国民也会感到安心”，要求中方公开信息；曹刚川则表示，中国的国防费顺应世界潮流，用于军事现代化，希望日方给予理解。

　　当然，中国方面也对美日共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MD）及其对中国的威胁表达了忧虑。对此，高村强调，以部署导弹防御系统（MD）和驻日美军整编为标志的日美同盟强化“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曹刚川对此表示，日美同盟应限于双边范畴。

战略互信与对话机制系统化

　　看得出，在安全和战略领域，中日双方各自都存在一系列疑虑。这些疑虑来源于双边关系基本态势的改变，也就是笔者一再指出的“两强并列”局面的产生和不断强化；同时，这一中日关系的双边态势还伴随着“美国因素”的介入。

　　无可否认，由于中日双边态势的错综复杂，尤其是这一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看不到理性出路的情况下，每每寻求多边战略平衡的方式予以处理或躲避，于是中日关系一定程度上就成为全球层面的中美潜在冲突在地区层面的折射。从中日防长的会晤情况来看，双方虽各自表述己见，但这些意见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对方接受，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套用一句老话，中日战略互信的建立仍是任重而道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在目前的双边态势下，不可能完全建立战略互信。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建立战略互信方面，中日之间就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越是具有潜在冲突的国家之间，就越需要尝试通过对话机制，尽可能地向着建立战略互信机制的方向演进，以推迟乃至消弥可能发生的潜在战略冲突。

　　早在两年前中日关系陷于最低潮时，笔者就曾提出，鉴于中日结构性矛盾的特点，中日应探索建立纠纷谈判机制、危机处理机制、民间交流机制和军方对话机制。现在看来，军方对话机制已经开始运行，但这一机制仍需要系统化和常规化。具体来说，中日之间可以仿效中美军方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以使得双方解决各种可能发生的冲突，有一个框架性的机制可以依托。

须就核心国家利益进行互动

　　与此同时，鉴于中日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结构性矛盾的复杂性，中日在防务乃至战略领域里的互动和磨合，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操作的切入口。双方应当寻找在各自核心国家利益方面的尊重与互动。从中国来说，中短期内最大的核心国家利益就是台湾问题，长期来说可能是和平发展和崛起；从日本来说，其中长期的核心国家利益，是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界大国。

　　中日之间能否就双方的这些核心国家利益展开理性、务实的互动，将决定双方能否在安全领域里最终建立战略互信。当然，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日本成为和平的世界大国，这涉及到中日两国从政府到民间更大范围的理性互动，但至少在中短期内日本能否承认并确保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台湾问题，这是决定中日能否初步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环节。

　　曹刚川此次访日，在与日本首相外相和防卫相的会谈和公开演讲中，均提到台湾问题，并表示中国为了捍卫主权与领土，有必要将部分财力和物资投注于国防现代化。众所周知，台湾问题近年越来越多地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敏感问题，民进党2008年大选提名人谢长廷已明确表示，希望推动日本通过类似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类似的问题均成为考验中日关系的重要指标。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来源：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