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作者袁鹰先生近日公布了《邬书林先生来访谈话纪要》，披露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于2007年1月31日上午与袁先生的谈话内容。
邬书林说：“网上许多文章我也都看到了，都冲着我来，我首当其冲，真是有苦说不出。我是执行署里的决定。关于出版，这几年中央下了好几个有关文件，作了严格的规定，我处在这个岗位上，当然必须严格执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反对》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得不选几家中央级出版社警示一下。”“前些天我就向国务院新闻办打报告，也向中宣部打报告，提出用个什么方式说明真相。现在网上这么多议论，我们应该向社会说清楚。我还表示，如果需要仍旧由我出面说明，我也准备出面去做，说句笑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报告送上去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批下来，我也很着急啊。”袁先生说：“你们那些‘规定’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修改？范围搞那么大，卡得那么紧，那样对写作和出版都不利。”邬先生答：“是的，是的。现在只能这么执行。”
我在《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中指出，现在的警察已经能够熟练运用“你们”的话和“你”的话两套话语。用更加明确的表述来说，就是知道应当在什么场合说“官话”（或者“鬼话”），在什么场合说“人话”；并且知道在许多情况下说“人话”更有助于完成任务。对于邬书林这样的“思想警察”，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我曾经和朋友议论，“思想警察”似乎比警察更霸道，更没有人情味。现在看来，这个话应当修正。“思想警察”与警察并没有什么不同，邬书林不是也在竭力表白，面对“上面规定”、“国务院新闻办、中宣部”、“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我个人”“有苦说不出”嘛。愿意说“人话”，总归是件好事。一个人如果上班说“官话”，回家说“官话”，连做梦也说“官话”，那才叫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警察竞相说“人话”，表明不仁不义、无情无义的“官话”已经失去了效力，行将就木了。
愿意说“人话”，是官民之间理性沟通的基础。但是，对于邬书林这样一位同代人，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笔者认为，应当提出较高的做人标准，不能甘为下流。
现在有许多官员所说的“人话”，都是“小人”的话。他们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是“处在这个岗位上”，为了吃这碗饭，戴这顶官帽子，只能“严格执行”。他们希望当事人理解自己的苦衷，原谅自己的软弱，“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在有些情况下，当赤裸裸的强制不能收效时，诉诸于人的同情心，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如果官员们都用这种“小人”的腔调说话，那就真有点“黑白两道”不分的末世景象了。
中国历代所尊崇的孔孟之道是一门“人学”，是教人怎样做人的学问。孔孟让人们作“君子”和“大丈夫”，不要作“小人”。历朝历代都不乏被时人与后世称道的“好官”和“清官”。是“君子”，就要始终维护道义，“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惜摘掉“乌纱帽”。现在五十岁的官员，做官也就是再做十年，做人还要再做四十年，做官要紧还是做人要紧，这笔账不难算清楚。如果邬书林能够以平常心看待“这个岗位”，本着自己的良知来说话做事，不论他在官场上的命运如何，历史必然会对他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邬书林不仅有机会成为“君子”，而且有机会做“大丈夫”。君子有执守，大丈夫有作为。君子不向苛政低头，大丈夫有理想、有能力改变现状。袁鹰先生向邬书林提出了修改“你们那些‘规定’”的问题，邬书林既然处在“岗位”上，就最有条件做这件事，既可以让自己的下属来起草新的“规定”条款，也可以将此事委托给有关的院校研究所或者民营书商协会。此外，邬书林还可以代表自己的部门提出重新起草《新闻出版法》的建议。如果邬书林能够这样做，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就为中国的“和谐”与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做“小人”还是做“君子”和“大丈夫”，往往就在关键时刻的一念之间。邬书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将如何兑现自己的誓言（或者“笑话”），人们拭目以待。
邬书林说：“网上许多文章我也都看到了，都冲着我来，我首当其冲，真是有苦说不出。我是执行署里的决定。关于出版，这几年中央下了好几个有关文件，作了严格的规定，我处在这个岗位上，当然必须严格执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反对》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得不选几家中央级出版社警示一下。”“前些天我就向国务院新闻办打报告，也向中宣部打报告，提出用个什么方式说明真相。现在网上这么多议论，我们应该向社会说清楚。我还表示，如果需要仍旧由我出面说明，我也准备出面去做，说句笑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报告送上去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批下来，我也很着急啊。”袁先生说：“你们那些‘规定’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修改？范围搞那么大，卡得那么紧，那样对写作和出版都不利。”邬先生答：“是的，是的。现在只能这么执行。”
我在《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中指出，现在的警察已经能够熟练运用“你们”的话和“你”的话两套话语。用更加明确的表述来说，就是知道应当在什么场合说“官话”（或者“鬼话”），在什么场合说“人话”；并且知道在许多情况下说“人话”更有助于完成任务。对于邬书林这样的“思想警察”，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我曾经和朋友议论，“思想警察”似乎比警察更霸道，更没有人情味。现在看来，这个话应当修正。“思想警察”与警察并没有什么不同，邬书林不是也在竭力表白，面对“上面规定”、“国务院新闻办、中宣部”、“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我个人”“有苦说不出”嘛。愿意说“人话”，总归是件好事。一个人如果上班说“官话”，回家说“官话”，连做梦也说“官话”，那才叫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警察竞相说“人话”，表明不仁不义、无情无义的“官话”已经失去了效力，行将就木了。
愿意说“人话”，是官民之间理性沟通的基础。但是，对于邬书林这样一位同代人，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笔者认为，应当提出较高的做人标准，不能甘为下流。
现在有许多官员所说的“人话”，都是“小人”的话。他们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是“处在这个岗位上”，为了吃这碗饭，戴这顶官帽子，只能“严格执行”。他们希望当事人理解自己的苦衷，原谅自己的软弱，“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在有些情况下，当赤裸裸的强制不能收效时，诉诸于人的同情心，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如果官员们都用这种“小人”的腔调说话，那就真有点“黑白两道”不分的末世景象了。
中国历代所尊崇的孔孟之道是一门“人学”，是教人怎样做人的学问。孔孟让人们作“君子”和“大丈夫”，不要作“小人”。历朝历代都不乏被时人与后世称道的“好官”和“清官”。是“君子”，就要始终维护道义，“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惜摘掉“乌纱帽”。现在五十岁的官员，做官也就是再做十年，做人还要再做四十年，做官要紧还是做人要紧，这笔账不难算清楚。如果邬书林能够以平常心看待“这个岗位”，本着自己的良知来说话做事，不论他在官场上的命运如何，历史必然会对他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邬书林不仅有机会成为“君子”，而且有机会做“大丈夫”。君子有执守，大丈夫有作为。君子不向苛政低头，大丈夫有理想、有能力改变现状。袁鹰先生向邬书林提出了修改“你们那些‘规定’”的问题，邬书林既然处在“岗位”上，就最有条件做这件事，既可以让自己的下属来起草新的“规定”条款，也可以将此事委托给有关的院校研究所或者民营书商协会。此外，邬书林还可以代表自己的部门提出重新起草《新闻出版法》的建议。如果邬书林能够这样做，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就为中国的“和谐”与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做“小人”还是做“君子”和“大丈夫”，往往就在关键时刻的一念之间。邬书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将如何兑现自己的誓言（或者“笑话”），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