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甫平”笔名系列文章闻名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日前呼吁中国共產党扩大民主直选。周瑞金2月9日表示，改革要不断的推进，需要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但是也不要太著急，民主改革需要好多年的时间，不是马上就要做。
周瑞金日前接受广东《南方都市报》专访，回应第三次改革大争论，认為中国大陆只有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主要问题。周瑞金引述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谈话说，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点是权力过於集中，“党的一把手权力过於集中，这就是我们制度的弊端”。
周瑞金建议逐步扩大直接选举层面，从村一级扩大到乡镇，代表直选可以扩大到县、甚至到省，这个就是社会民主的推进，使中国大陆能真正成為宪政民主的国家。
中央社报导说，周瑞金9日接受电话专访，起先婉拒再对这个议题发表示意见，直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讲了。他说，「不是压力的问题，该讲的话都讲了，愈炒热愈不利事情进展。海外又炒（新闻），反而对事情不好，中国国内对事情相当敏感」。
中国於1979年开革开放至今近30年，周瑞金认為，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思考检讨的时候，「总的方向是改革要深入，但具体改革怎麼搞，怎麼注意决策科学性，改革举措怎麼相互协调，都要考虑，整个比较复杂」。
他说，改革到现在，要逐步克服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在这个情况下，需要有一个重建、再建的共识，思考怎麼推进，是相当复杂的工作。他表示，改革要不断的推进，但是中国的事情不要太著急。中国太大了，人太多，情况差距太大，这是中国的国情。
对於早先建议中共引进差额选举，他说，现在的态度是「保持讲到一定程度」，不要再炒作一些问题，尤其是较敏感的问题。他说，海外炒比较敏感的问题，好像是当成一个新闻，但对实际工作无补，还带一个负作用。他近来对海外媒体都不大讲，像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纽约时报访问他，他都回绝不谈。
对於他所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他强调他的意思不是说中共第十七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立即就要做，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不是马上考虑，不是下半年」。周瑞金近期将会再发表有关纪念邓小平逝世十週年的文章，内容未知是否会再提及政治改革。
人民网报导，在访问中，周瑞金特别强调，目前中国出现的新情况，可以概括为五大问题：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给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突出；政府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腐败现象使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
周瑞金说，而解决五大问题，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来解决。这是这些年来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公共品提供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要搞清楚主要矛盾，才能够明确前进的方向。《改革不可动摇》里，我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不可能把自己的肉切掉，需要找民意机构，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深入一步考虑的问题。
周瑞金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1986年、1987年讲得比较多。他说，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成果能不能巩固，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要解决一个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一篇经典讲话里，他分析了我们国家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
党政分开他也讲得很多。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就要党政分开嘛，以党代政是不行的。这个非常不容易，比如上海社保案，社保基金应该是市长管的，怎么会市委书记管呢，没有人监督。政府毕竟还有人大在监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监督职能，但是毕竟还有一个监督的机构，到了省委到了市委谁监督？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地方没有人监督了。党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这就是我们制度的弊端。
周瑞金说，邓小平说的党领导一切，是指党用具体的方针政策去指导，而不是到具体的业务上去管理一切，包办一切。这也是党政分开的思想。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共产党来主导，分四步走，先易后难，从内到外，一步一步推进。
第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步大家有共识了，十一五规划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首位。这一步有四个内容:1.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和中介机构分开，回到政府的主要职能上。2.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比如现在审批制，什么都要政府来审批，要改，哪一些可以不审，转为备案制，要规范审批程序，一定要公开运作，公开公平公正。3.行政机构的改革，要压缩机构、精简公务员。现在干部膨胀，老百姓养公务员，养得越来越多了，这一点要改革，要精简、高效。
第二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要在党内建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制衡机制。应该使干部的选拔更科学，由上而下改为上下结合，现在的干部都是上面任命，所以就是对上负责，要改为越来越向下为主，比如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县长，党代会选县委书记，需要更多的选举，而且是差额选举。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借鉴越南的改革经验，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
:越南经验我写到四个方面，首先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制衡体制，让一把手始终在监督中。越共“十大”上总书记进行差额选举，这很不容易啊。质询制也很重要，党员也有党员的权利，其中一个权利就是对上一级党员领导的监督，这才是党内民主真正的含义所在。还有国会真正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国会可以对政府包括总理在内进行质询，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
第三步，民意机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要体现民意，真正代表民意的专职代表要增加，当然一部分还是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但要逐步减少。第四步，逐步扩大直选面，从村一级扩大到乡镇，代表直选可以扩大到县、甚至到省，这个就是社会民主的推进，将来我们国家真正成为宪政民主的国家。
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受监督的政府，回归到自己职能的政府。这里牵扯到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现在到处是信访、维权，如果说有一个和谐社会，让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让他们来协调，就业问题有就业的基金会，环保问题有环保的基金会。
现在统计有28万个民间组织，实际上专家估计有300多万个。社会管理大量让社会自己的组织去解决。比如说加入WTO以后，温州打火机的事件，就是温州商会出面解决的。没必要政府出面当作外交事件处理。
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全能主义政府，把所有事情都包到手里，政府认为这应该是我的空间，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的空间，所以有的人觉得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在和他们抢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认识的错位，需要一个公民社会基本的教育，公民权利的教育，思想上要来一场启蒙，对政府官员们的启蒙。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维权，这并不是和政府作对，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公民的自由，需要公民来维护这个权利。
公民社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问题，过去马克思讲过市民社会，基本上是和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理论创新(前面两个是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提出社会建设问题，我们过去从来都是把党和政府的建设当作社会的建设了。但是现在没有宣传到点子上，没有讲到和谐社会的本身是一种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公民社会的特征。
和是人人要吃饭，谐就是人人都要讲话。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出现了，这样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一个多元意见表达的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除了政府以外，还有一个公共领域，政府要有自己的边界，不能无限延伸。和谐不是政府恩赐给公民的和谐，而是公民自决自治的和谐。
附录资料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主持过《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评论、理论工作。1991年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名动天下，文章一扫当时国内的沉闷氛围和游移态度，也招致1991年整整一年火力猛烈的“大批判”。
直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南方谈话发表，以及随后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这场争论才尘埃落定。周瑞金说，“可以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还有深层涵义，‘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甫’，不念‘浦’，而读‘辅’。合起来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2000年，周瑞金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岗位退下，退而不休，担任着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大型国企独立董事，还到海南一个农村蹲点调查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奔忙于南北东西。2006年1月23日，《财经》杂志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署名皇甫平，一时海内外风传“皇甫平重出江湖”。
周瑞金日前接受广东《南方都市报》专访，回应第三次改革大争论，认為中国大陆只有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主要问题。周瑞金引述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谈话说，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点是权力过於集中，“党的一把手权力过於集中，这就是我们制度的弊端”。
周瑞金建议逐步扩大直接选举层面，从村一级扩大到乡镇，代表直选可以扩大到县、甚至到省，这个就是社会民主的推进，使中国大陆能真正成為宪政民主的国家。
中央社报导说，周瑞金9日接受电话专访，起先婉拒再对这个议题发表示意见，直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讲了。他说，「不是压力的问题，该讲的话都讲了，愈炒热愈不利事情进展。海外又炒（新闻），反而对事情不好，中国国内对事情相当敏感」。
中国於1979年开革开放至今近30年，周瑞金认為，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思考检讨的时候，「总的方向是改革要深入，但具体改革怎麼搞，怎麼注意决策科学性，改革举措怎麼相互协调，都要考虑，整个比较复杂」。
他说，改革到现在，要逐步克服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在这个情况下，需要有一个重建、再建的共识，思考怎麼推进，是相当复杂的工作。他表示，改革要不断的推进，但是中国的事情不要太著急。中国太大了，人太多，情况差距太大，这是中国的国情。
对於早先建议中共引进差额选举，他说，现在的态度是「保持讲到一定程度」，不要再炒作一些问题，尤其是较敏感的问题。他说，海外炒比较敏感的问题，好像是当成一个新闻，但对实际工作无补，还带一个负作用。他近来对海外媒体都不大讲，像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纽约时报访问他，他都回绝不谈。
对於他所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他强调他的意思不是说中共第十七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立即就要做，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不是马上考虑，不是下半年」。周瑞金近期将会再发表有关纪念邓小平逝世十週年的文章，内容未知是否会再提及政治改革。
人民网报导，在访问中，周瑞金特别强调，目前中国出现的新情况，可以概括为五大问题：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给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突出；政府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腐败现象使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
周瑞金说，而解决五大问题，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来解决。这是这些年来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公共品提供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要搞清楚主要矛盾，才能够明确前进的方向。《改革不可动摇》里，我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不可能把自己的肉切掉，需要找民意机构，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深入一步考虑的问题。
周瑞金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1986年、1987年讲得比较多。他说，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成果能不能巩固，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要解决一个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一篇经典讲话里，他分析了我们国家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
党政分开他也讲得很多。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就要党政分开嘛，以党代政是不行的。这个非常不容易，比如上海社保案，社保基金应该是市长管的，怎么会市委书记管呢，没有人监督。政府毕竟还有人大在监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监督职能，但是毕竟还有一个监督的机构，到了省委到了市委谁监督？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地方没有人监督了。党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这就是我们制度的弊端。
周瑞金说，邓小平说的党领导一切，是指党用具体的方针政策去指导，而不是到具体的业务上去管理一切，包办一切。这也是党政分开的思想。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共产党来主导，分四步走，先易后难，从内到外，一步一步推进。
第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步大家有共识了，十一五规划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首位。这一步有四个内容:1.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和中介机构分开，回到政府的主要职能上。2.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比如现在审批制，什么都要政府来审批，要改，哪一些可以不审，转为备案制，要规范审批程序，一定要公开运作，公开公平公正。3.行政机构的改革，要压缩机构、精简公务员。现在干部膨胀，老百姓养公务员，养得越来越多了，这一点要改革，要精简、高效。
第二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要在党内建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制衡机制。应该使干部的选拔更科学，由上而下改为上下结合，现在的干部都是上面任命，所以就是对上负责，要改为越来越向下为主，比如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县长，党代会选县委书记，需要更多的选举，而且是差额选举。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借鉴越南的改革经验，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
:越南经验我写到四个方面，首先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制衡体制，让一把手始终在监督中。越共“十大”上总书记进行差额选举，这很不容易啊。质询制也很重要，党员也有党员的权利，其中一个权利就是对上一级党员领导的监督，这才是党内民主真正的含义所在。还有国会真正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国会可以对政府包括总理在内进行质询，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
第三步，民意机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要体现民意，真正代表民意的专职代表要增加，当然一部分还是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但要逐步减少。第四步，逐步扩大直选面，从村一级扩大到乡镇，代表直选可以扩大到县、甚至到省，这个就是社会民主的推进，将来我们国家真正成为宪政民主的国家。
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受监督的政府，回归到自己职能的政府。这里牵扯到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现在到处是信访、维权，如果说有一个和谐社会，让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让他们来协调，就业问题有就业的基金会，环保问题有环保的基金会。
现在统计有28万个民间组织，实际上专家估计有300多万个。社会管理大量让社会自己的组织去解决。比如说加入WTO以后，温州打火机的事件，就是温州商会出面解决的。没必要政府出面当作外交事件处理。
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全能主义政府，把所有事情都包到手里，政府认为这应该是我的空间，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的空间，所以有的人觉得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在和他们抢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认识的错位，需要一个公民社会基本的教育，公民权利的教育，思想上要来一场启蒙，对政府官员们的启蒙。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维权，这并不是和政府作对，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公民的自由，需要公民来维护这个权利。
公民社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问题，过去马克思讲过市民社会，基本上是和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理论创新(前面两个是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提出社会建设问题，我们过去从来都是把党和政府的建设当作社会的建设了。但是现在没有宣传到点子上，没有讲到和谐社会的本身是一种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公民社会的特征。
和是人人要吃饭，谐就是人人都要讲话。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出现了，这样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一个多元意见表达的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除了政府以外，还有一个公共领域，政府要有自己的边界，不能无限延伸。和谐不是政府恩赐给公民的和谐，而是公民自决自治的和谐。
附录资料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主持过《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评论、理论工作。1991年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名动天下，文章一扫当时国内的沉闷氛围和游移态度，也招致1991年整整一年火力猛烈的“大批判”。
直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南方谈话发表，以及随后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这场争论才尘埃落定。周瑞金说，“可以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还有深层涵义，‘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甫’，不念‘浦’，而读‘辅’。合起来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2000年，周瑞金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岗位退下，退而不休，担任着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大型国企独立董事，还到海南一个农村蹲点调查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奔忙于南北东西。2006年1月23日，《财经》杂志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署名皇甫平，一时海内外风传“皇甫平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