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下午，由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东京华侨总会主办，由中日学术交流会协办的题为“特朗普当选后中美日关系新格局下的两岸关系”的学术讲座,在东京华侨会馆举行。明治学院大学宋立水教授，国立新潟大学张云副教授为大家进行了学术讲座,受到了热烈好评。这篇文章为副会长张纪浔教授的参会感想，以飨各位会友。（景贤编辑）   

 

我和宋教授都是在大学教国际经济的，因此对宋教授的讲座分析格外感兴趣。宋教授从不同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今后中美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以下，我首先从三个方面谈谈对宋教授讲演的感想。一是冷战红利问题，二是台湾如何实现加工产业升级后又加速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三是今后中美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所谓“冷战红利”，根据宋教授定义，是指“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中，阵营轴心国出于冷战的政治战略目的，为特定国家或地区提供经济援助（资本援助、技术援助、市场支持），而让该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获得非正常市场行为产生的利益”。战后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冷战红利”。1946年-48年、美国对欧洲的援助占总援助金额的68.72%，对东亚的援助占总援助金额的16.49%。1949年-1952年期间，对欧洲的援助占总援助金额的73.24%，对东亚的援助占总援助金额的16.34%。对东亚的主要援助对象是日本(计19.5亿美金)，韩国（至1979年的无偿经济援助约47.2亿美元（其中3亿是日本的赔款））和台湾（1951年至65年来自美国的无偿经济援助为15.2亿美元，每年平均为1亿美元（不包括22亿多美元的军事援助））。

美国的援助对台湾经济发展起到了加速器作用。1965-1973年、台湾进入“轻工产品出口导向期”。在美国建议下台湾开始在高雄、台中等6处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制定鼓励外资直接投资和技术合作条例，以台湾的廉价劳动力与外国资本和技术要素结合的方式，并以出口导向为目标发展经济。来台湾直接投资的企业除了日本企业外，还有美国、欧州、东南亚的海外华侨企业。台湾的经验也被中国大陆借鉴，在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建立了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別区。有关中国如何借鉴台湾、韩国的经验，发展出口导向经济的问题，我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中有详细分析(张纪浔著《華南経済の発展と外国投資--開放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渡辺利夫编《華南経済-中国開放、改革の最前線》，1993年9月20日劲草书房出版)。

台湾初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良好的农业基础。二是台湾初期的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这二大产业。三是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优秀人材。“1946年，台湾人口约为609万人。国民政府从大陆带到台湾的约180万人。除军人外，多为公务员、教育学者、研究者以及各专业领域的高级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等。这些人材的存在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四是美国的支持和海外投资。台湾资本形成中，34％靠美国的无偿援助。不可忽视战后台湾的発展受到美国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扶持以及军事援助（大约22亿美元）。在1950-65年间美国给予台湾15亿美元无偿援助。大约每年每人14美元。加科比指出“若无美元支援，台湾的进口替代难以按计划达成，没有美元支持，1964年实现的GNP总额的水平要推迟到1983年，人均所得水平要推迟到1985年。

 

1991年，苏联联邦最高会议宣布苏联联邦解散宣言，随着苏联联邦的解体，二战以后以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冷战结束，一批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加入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台湾制造业开始受到新的挑战。同时台湾内部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基础设施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劳动力不足以及社会差距加大等各种问题不断出現，为解决这些问题，1989年台湾政府制定了“国家建设6年计划”,重点发展信息、通信、电子、高级材料、半导体、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宇宙航空、精密化学与医药、医疗与保健、环保等10项产业。“1991-95年、半导体产业年均成长率达60%。通信产品和电子零件出口额分别占台湾出口总额的24.8%和16.6%”。2001年，台湾由“1989-2001年的加工产业升级期”进入“2002年-现在的电子通信、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期”。2006年，电子电器产品、计算机、通信器材与化学产品等激增，成为台湾制造业的主体。其中半导体产业的加速发展最为突出。台湾不仅形成了半导体产业的巨大产业集群，还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代工生产与供应基地。台湾的人才主要以留美学生为主。留美、留欧学生为代表的留学生成为回台创业的主力军。

 

特朗普新政权下，“美国第一”的经济政策有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引进外资，宋教授认为这种状态有可能会持续10年之久。因此，面对美国发动的全面抑制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冷战，中国需要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支持，来粉碎美国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国际分工链计划。“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不仅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必要条件，也是战胜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和世界走出逆全球化歧途的必要条件”。

我非常同意宋教授的上述观点，但为了解決以上问题，不光要从宏观角度去分析问题所在，更需要从微观角度去研究解決问题的方法。从宏观角度，我认为中国还应继续遵循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路线，利用外资和増加出口去解決现在中国面临外资和出口減少的问题。从微观角度，我认为我们应积极学习日本的经验。现任石破茂首相实行的政策和前首相岸田一样，是所谓的“新资本主义”政策，其政策重点在于考量如何提高股票所得税率和高所得收入人的所得稅率，以此来达到救济低收入人群，改変低所得收入者困境，是典型的“劫富济贫”制度。日本对低所得者采取的政策有①生活保障制度；②紧急小额贷款制度；③综合支援资金，④雇佣调整補助金制度等多种扶贫政策。疫情期間，紧急小额贷款制度已经取代了生活保障制度，成为日本扶贫的主要制度。其间，针对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人发放补助金，对零细、中小企业发放补助金以解決因疫情无法经营、没有工资收入等问题。因此，疫情结束后，日本能迅速恢复生产，再创新的经济发展奇迹。2023年后，因俄乌战争造成石油价格暴涨，为解决物价高涨为题，日本实行油价和电费价格补助金制度，日本各省厅都根据自己所管轄的范畴实施政策，如内阁府的“物价高涨対策—重点支援地方补助金”，经济产业省的“燃料油价格激变缓和对策事业”，国土交通省的“改变接收访日外国人旅行者环境紧急事业”，厚生劳动省的“介护职员待遇改善支援事业”等等，从资金、政策方面去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提高职工工资。参考这些微观政策，也是非常有益的。以上主要是对宋教授讲座的一些感想。

 

张云教授刚从美国回来，报告了特朗普当选后美国政局及社会的最新动向，非常富有启发性。20多年来，张云教授一直以“认知与误认知”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认知偏差如何影响国家间互动和决策問題。张云教授指出，中美日关系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2-2000年）是中美日关系的“相对稳定”阶段；第二阶段（2001-2012年）中日关系在美国中心思维的背景下渐趋恶化。第三阶段（2013-2022年）中日关系开始摆脱美国中心思维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战略互动框架。他认为，未来中日关系的演变将主要取决于两国能否继续推动“去美国中心”的战略认知建设。他最近发表的《可控的紧张——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誤認知》和《朝鲜半岛危机和中美关系》都是按照认知和误认知理论进行的分析。我对他的分析非常感兴趣。

从1972年学习日语后，我一直把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作为生活的一部分。1995年，成立日中经济发展中心以后，毎年接待10-30个中国代表团。在接待工作中，我个人总感到中日两个国家企业和个人在作法上完全不同。这有可能基于中日两国的“认知”不同和“误认知”的存在。現在联系日本企业访问越来越困難，不光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影响，中国代表团“走马观花”式的访问，给日本企业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张云教授分析了“精英认知和社会认知关系”、“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认知的关系”以及“社会认知对国家韧性的关系”，但对一般民众的“认知”和“误认知”问题没有作具体的分析。

中日两国互为近邻，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凌星光老会长最后的点评也深化了对两位教授思考的理解。

（原载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报总第8号2024年0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