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二〇一一年第六期
梁松怡、董晋之
在当代中国传播史上，程益中是个不能忘却的传奇。他豪言要「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他的确成功了——创办了中国两份最成功的日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新京报》，先后担任两报的总编辑。二零零三年，他坚持报道非典（SARS）肆虐真相和孙志刚案，为中外瞩目，也为当局所忌恨，最终为此入狱百余日，虽然无罪获释，但几年来仍被当局打压，他不得不谨慎低调地行走在传媒边缘，从时政媒体淡出，主编精英杂志。二零零五年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新闻自由奖」，被誉为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良心的职业报人。
一月二十日，程益中来港，以《一个报人的反思》为题在香港大学演讲。演讲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主持。可容纳百人的报告厅在演讲前顷刻显得狭小，讲台周围和过道上也爆满。著名媒体人、传媒研究中心学者钱钢在微博上说：「程益中先生今晚在香港大学演讲，会场爆满，不得不请听席地而坐，我在门口接待，最后自己都被堵在外面！」
程益中强调，在客观环境难以改变时，媒体人的主观努力对扩大言论自由尤为必要。他认为报人应把「制衡公权」作为终极目标，摆脱自我奴役和自我审查，不断冲击扩大束缚媒体的笼子，再强大的管制也有可能土崩瓦解。他还介绍了媒体经营管理的策略，分享如何办好报。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围绕媒体生态、媒体管理问答不断，刺激大家思考。有网友在现场用微博直播程益中的演讲，不过没过多久，新浪微博上程益中的演讲内容很快被删除。
程益中坦言，在中国大陆办报，真正的禁忌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其它都是可变的。「我们所在的笼子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小。中国大陆报人最大的职责是要把笼子做大，想办法逼迫当局扩大言论自由；而最低的责任是把言论的空间用尽。报人的禁忌不在于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去年中国总理温家宝七谈政改，中国大陆媒体却只有《潇湘晨报》和《现代快报》作了突出报道。「很多时候大家都预判这个太敏感了，但是这不犯法，中共也没有规定政改不可以说，为什么国内的媒体不敢跟进呢？」程益中认为时局还远没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而明知可为而无为，是非常可悲的。在处处都是敏感词的年代，程益中认为媒体有给舆论环境脱敏的义务，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新闻人可以用的言论空间仍远远大于已经使用的空间。在汶川地震、上海大火等重大新闻发生后，宣传部门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把消息捂住。官员给媒体领导开会，要求不准派记者采访，只准发通稿，但是那时记者已经到现场了。「对那些荒诞不经、无良弱智、伤天害理的宣传禁令，为什么不可以反抗？如果媒体集体突围，禁令的墙是可以推倒的。」
程益中利用一切机会向沉默的国民吶喊，自己也一度把言论空间用尽，身陷囹圄。在程益中决策《南方都市报》报道非典爆发和孙志刚之死后，广东省警方开始调查报社高层的经济问题，最后因涉嫌贪污被拘捕。警察敲开他的房门时，逮捕令的事由一栏还是空白。五个月后，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程益中。
然而，执政者控制媒体、引导舆论的恶果已经浮现。程益中坦言中国时下最缺的就是信任。学者、报人的一番评论，影响力往往大过整架国家机器。民间对浙江乐清村长钱云会死因的争议即是明证。政府已经给出调查结论，可是有很多人让程益中判断是车祸还是谋杀。「其实我已经透过现象，看到背后的问题：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国家机器百口莫辩，而一个被撤职的人发言比整架国家机器的还有力量。」
对于政府公信力的岌岌可危，程益中给出解释，长期奉行的愚民政策，使政府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人民不信任调查的程序和人员，导致真相出现的前提在法理上不存在。道德和法理的缺失使政府缺乏公信力，重建社会的信任和权威已经成为很迫切的事。
除了奋战在新闻一线的报人身份，程益中还是媒体的管理专家。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他三十岁已经成为南方报业新创办的《南方都市报》筹备小组副组长。在起草「《南方都市报》」基本法时，他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来自制度，其次是人才，最后才是产品。后来，他认为制度要靠人才设计。人能主宰制度的存废，而制度决定产品的优劣。报社的总编思考的应该是长远的发展之计，他必须把自己定位成制度设计师、模式构架师、环境营造师、文化培育师。
办报首先要满足自己员工的幸福、报馆上下游合作商的利益，然后才是读者的满意。他相信个人的福祉和公众的利益不会对立。好报纸要让所有为之工作的人感到一种协同的自豪感，也要让读者以看这份报纸为荣耀，显得有判断力。
好报纸给地方人民带来的幸福感是真真切切的。广州亚运会期间，有媒体调查喜欢广州的理由，其中一点便是广州有南方报业的报纸。「有人总说我们污蔑广州的进步，但污蔑的结果是那么多人爱广州，还有一些报纸每天歌功颂德，但是最后大家对它恨之入骨。」这说明公众是理智的。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平衡是一个报业当家人的大问题，办报除了要有良心，还要赚钱。程益中办的几份报都成了最赚钱的报纸。他总结许多年办报经验，认为现在死板的财务制度，是不利于媒体发展的。办报应该想怎样才能用全中国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待遇，办成最好的报纸，不考虑其它。「只要媒体坚守这一点，就有利益，你不仅能赚大钱，还能赚大名，还能赚大德，还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汗马功劳。我觉得这是报纸实现价值唯一的合法路径。」
香港报纸可办得更好
程益中的见解引起火爆讨论。一位听众问程益中对港报的看法。程回应说：「可以办得更好。香港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市民社会、公民意识、经济条件，办好报纸是不成问题的。」
讲座的最后，程益中说：「这一辈子有这样的经历，获得公众的认可，很值得。人生之所以值得留恋，是因为我相信人性中是有向善的一面，向往光辉，关注公益，这是人类没有毁灭的原因。人类中美好的品性会把我们引向更好的路，我坚信这一点。」□
梁松怡、董晋之
在当代中国传播史上，程益中是个不能忘却的传奇。他豪言要「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他的确成功了——创办了中国两份最成功的日报：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新京报》，先后担任两报的总编辑。二零零三年，他坚持报道非典（SARS）肆虐真相和孙志刚案，为中外瞩目，也为当局所忌恨，最终为此入狱百余日，虽然无罪获释，但几年来仍被当局打压，他不得不谨慎低调地行走在传媒边缘，从时政媒体淡出，主编精英杂志。二零零五年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新闻自由奖」，被誉为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良心的职业报人。
一月二十日，程益中来港，以《一个报人的反思》为题在香港大学演讲。演讲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主持。可容纳百人的报告厅在演讲前顷刻显得狭小，讲台周围和过道上也爆满。著名媒体人、传媒研究中心学者钱钢在微博上说：「程益中先生今晚在香港大学演讲，会场爆满，不得不请听席地而坐，我在门口接待，最后自己都被堵在外面！」
程益中强调，在客观环境难以改变时，媒体人的主观努力对扩大言论自由尤为必要。他认为报人应把「制衡公权」作为终极目标，摆脱自我奴役和自我审查，不断冲击扩大束缚媒体的笼子，再强大的管制也有可能土崩瓦解。他还介绍了媒体经营管理的策略，分享如何办好报。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围绕媒体生态、媒体管理问答不断，刺激大家思考。有网友在现场用微博直播程益中的演讲，不过没过多久，新浪微博上程益中的演讲内容很快被删除。
程益中坦言，在中国大陆办报，真正的禁忌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其它都是可变的。「我们所在的笼子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小。中国大陆报人最大的职责是要把笼子做大，想办法逼迫当局扩大言论自由；而最低的责任是把言论的空间用尽。报人的禁忌不在于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去年中国总理温家宝七谈政改，中国大陆媒体却只有《潇湘晨报》和《现代快报》作了突出报道。「很多时候大家都预判这个太敏感了，但是这不犯法，中共也没有规定政改不可以说，为什么国内的媒体不敢跟进呢？」程益中认为时局还远没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而明知可为而无为，是非常可悲的。在处处都是敏感词的年代，程益中认为媒体有给舆论环境脱敏的义务，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新闻人可以用的言论空间仍远远大于已经使用的空间。在汶川地震、上海大火等重大新闻发生后，宣传部门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把消息捂住。官员给媒体领导开会，要求不准派记者采访，只准发通稿，但是那时记者已经到现场了。「对那些荒诞不经、无良弱智、伤天害理的宣传禁令，为什么不可以反抗？如果媒体集体突围，禁令的墙是可以推倒的。」
程益中利用一切机会向沉默的国民吶喊，自己也一度把言论空间用尽，身陷囹圄。在程益中决策《南方都市报》报道非典爆发和孙志刚之死后，广东省警方开始调查报社高层的经济问题，最后因涉嫌贪污被拘捕。警察敲开他的房门时，逮捕令的事由一栏还是空白。五个月后，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程益中。
然而，执政者控制媒体、引导舆论的恶果已经浮现。程益中坦言中国时下最缺的就是信任。学者、报人的一番评论，影响力往往大过整架国家机器。民间对浙江乐清村长钱云会死因的争议即是明证。政府已经给出调查结论，可是有很多人让程益中判断是车祸还是谋杀。「其实我已经透过现象，看到背后的问题：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国家机器百口莫辩，而一个被撤职的人发言比整架国家机器的还有力量。」
对于政府公信力的岌岌可危，程益中给出解释，长期奉行的愚民政策，使政府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人民不信任调查的程序和人员，导致真相出现的前提在法理上不存在。道德和法理的缺失使政府缺乏公信力，重建社会的信任和权威已经成为很迫切的事。
除了奋战在新闻一线的报人身份，程益中还是媒体的管理专家。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他三十岁已经成为南方报业新创办的《南方都市报》筹备小组副组长。在起草「《南方都市报》」基本法时，他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来自制度，其次是人才，最后才是产品。后来，他认为制度要靠人才设计。人能主宰制度的存废，而制度决定产品的优劣。报社的总编思考的应该是长远的发展之计，他必须把自己定位成制度设计师、模式构架师、环境营造师、文化培育师。
办报首先要满足自己员工的幸福、报馆上下游合作商的利益，然后才是读者的满意。他相信个人的福祉和公众的利益不会对立。好报纸要让所有为之工作的人感到一种协同的自豪感，也要让读者以看这份报纸为荣耀，显得有判断力。
好报纸给地方人民带来的幸福感是真真切切的。广州亚运会期间，有媒体调查喜欢广州的理由，其中一点便是广州有南方报业的报纸。「有人总说我们污蔑广州的进步，但污蔑的结果是那么多人爱广州，还有一些报纸每天歌功颂德，但是最后大家对它恨之入骨。」这说明公众是理智的。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平衡是一个报业当家人的大问题，办报除了要有良心，还要赚钱。程益中办的几份报都成了最赚钱的报纸。他总结许多年办报经验，认为现在死板的财务制度，是不利于媒体发展的。办报应该想怎样才能用全中国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待遇，办成最好的报纸，不考虑其它。「只要媒体坚守这一点，就有利益，你不仅能赚大钱，还能赚大名，还能赚大德，还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汗马功劳。我觉得这是报纸实现价值唯一的合法路径。」
香港报纸可办得更好
程益中的见解引起火爆讨论。一位听众问程益中对港报的看法。程回应说：「可以办得更好。香港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市民社会、公民意识、经济条件，办好报纸是不成问题的。」
讲座的最后，程益中说：「这一辈子有这样的经历，获得公众的认可，很值得。人生之所以值得留恋，是因为我相信人性中是有向善的一面，向往光辉，关注公益，这是人类没有毁灭的原因。人类中美好的品性会把我们引向更好的路，我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