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过樱花》：在日华侨华人纪事 林祁 著
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 廖赤阳
不过几年前，在中国电视荧幕上独领风骚的历史剧，引发了历史剧与历史的一场空前大论战。由于身在日本，论战很容易地让我回想起1960年代日本有关历史小说与历史的那场大论争。论客们围绕着日本近代文学巨擘森鸥外的一句名言“是让历史该咋样咋样，还是从历史出走”而喋喋不休。其结果，是文学家们批评史家们枯燥的笔下只叙事不见人，而史家们则批评文学家们只顾搬弄恩怨情仇，却听不见时代的潮声。
然而现在，一位职业史学家正在不自量力地企图为一位作家的书作序。瞄着眼前这张精美的书皮，我蓦然发现，这三个关键词已然出现了。《踏过樱花：在日华侨华人纪事》----从东渡日本的时代“潮”声中，写“人”纪“事”。作者林祁用诗一样的语言、火一样的血性、水一样的柔情，试图复原和重塑出一群旅日华侨华人心路历程上的原风景。说是纪事，其实是写人。这是纪实文学，也是一份反映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弥足珍贵的田野资料和口述历史，更是叠化与融入了包括本书作者和作序者在内的自我史。
作者已然把“人”给写了，作序者该做的，是为戏中人搭起一个叙事的历史与时代舞台。
且不论鉴真和尚东渡的遥远的唐代。一般而言，华侨通商与移民日本至少也已经有持续400年以上的历史。日本的战国末期（明末清初）已有不少唐船来航，在九州各地建立起唐人町，从事私人海上贸易。从“锁国”体制开始实施的1635年起，唐船贸易被限制在长崎一港，其最盛期的年间在留人数达一万人，约占当时长崎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17世纪前半叶，由来航的闽南、福州和宁波等地的船主们分别建立了三所唐寺（俗称泉漳寺、福州寺、南京寺），这被认为是日本华侨社会同乡组织之嚆矢。1689年，幕府在一个小岛上建立了唐人屋敷（唐馆），作为与外界隔离的来航唐人集中居住和交易的场所。
进入19世纪中期，幕末开港以后，唐馆日趋凋落，而来自中国沿岸开港口岸的华商，则纷纷进入长崎，他们多以受雇于西方商社的名义从事海产、杂货为主的贸易活动。1871年日清修好条约签订后，他们得以以条约国民的身份进入其他口岸，遂向北发展到神户、大阪、横滨，直至函馆。所以，今天到日本观光，在长崎，神户与横滨，都可以看到华人聚居的繁华的中华街，其中，横滨中华街每年的访客超过二千万人，成为仅次于东京迪斯尼的日本第二大观光景点。
当福建、三江、广东三个大帮派占据了口岸都市从事国际贸易之后，迟来后到的小帮派，如福清帮等遂以农村腹地为依托从事布匹的行销走贩，将其网络扩展到全国各地。由于从1899年起，日本就正式明令禁止中国劳工进入日本，所以，虽然在19世纪末至20年代前期，日本亦存在在日中国人劳工的问题，但是，就职业构成来看，日本华侨社会的主要成分为，国际贸易商、批发商、银行或大公司买办、店员或公司雇员、内地行贩商人、厨师或工匠、留学生等。
这一时期，是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高潮期。1895年与1905年的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之胜出，给亚洲带来了一股对抗西洋的亚洲认同热，也带来了 “暂向扶桑赊秀色、后来分作两家春” ----交织着学习和超克之复杂情结的日本留学热。远渡东瀛的留学生以1896年向东京高等师范学堂派遣的13名为嚆矢，经过张之洞的鼓吹而迅速成为一股大潮。这是一个包括了从稚童妇女到髦髦老者、从莘莘学子到游学官绅的复杂而又庞大的奇妙群体。直至1920年代为止，商人、店员及学生构成了在日中国人的最主要成分。各种留日学生组织与传统的华侨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在日中国人社会。
这一时期更是包括康梁与孙文在内的中国改良势力和革命派以日本为基地，在华侨支持下为拯救中国而努力奋斗的时期。同一时期以来的留日归国人员，对中国近现代政经、军事、文化所起的作用，也许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所有赴其他西方国家留学生的总和。对于这一点，仅仅略具举一些人名就可见一斑：秋瑾、黄兴、杨昌济、沈均儒、蒋介石、蔡锷、李烈均、李大钊、周恩来、蒋百里、李叔同、张大千……仅仅看民国期各省的督军，至少有占其人数一半的12人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士官学校名簿中查到档案，即可见其影响力之大。留学生群体也成为催生有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田汉等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文学巨人的温床。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楼上下来的一群留学生在1920年代初所发起的创造社，在新兴的中国文学界释放了巨大能量。
接下来是一段黑暗与屈辱的日子。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绝大多数留学生毅然归国参加抗战，留下来的华侨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战时下，日本各地的各种华侨团体被迫解散并且被强制性地合并到一个组织之中。足迹遍及穷乡僻壤贩卖布匹的福清老华侨，至今对于战死在中国的日本军属的追打辱骂记忆犹新。
日本投降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扬眉吐气，台湾人也恢复了中国国籍。台湾、大陆两地的留学生与华侨分别恢复了组织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华侨总会。不过，此后的两岸政治分治给华侨社会带来了深深的裂痕，１９５０年代，各地的华侨总会均一分为二。
也许是由于战争与歧视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战后的日本华侨没有像东南亚华侨那样，选择所在国的国籍，走从华侨到华人的道路，而是保留中国国籍，延续了作为在日中国人社会的传统。这是一个成熟、安定与小型的移民社会，３０年间一直维持在人口５万左右的规模。这一状况，随着作者所描述的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汹涌的东洋出国潮的出现而被迅速打破。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随着同时期日本的经济景气与国际化口号之提出，掀起了新一轮留学大潮，大批留学生、打工者乃至偷渡者蜂拥而至。３０年间在日中国人社会的人口总数增加了１５倍以上，目前超过了７０万人，已成为最大的在日外国人群体。这一时期，一个时髦的词汇迅速走红，这就是所谓“新华侨”。相对于此，在改革开放前就定居在日本的中国人被称为老华侨。在作序者为《华侨华人事典》（弘文堂，２００２年）所撰的相关词条中，对日本的新华侨作如下定义：“１９７０年代末，特别是以１９８０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日本的国际化为背景，离开中国进入日本并且生活于日本的中国人。”
通常，高学历，高科技等文化含量被认为是新华侨的群体特征之一。原留学生毕业后活跃于日本各个领域，构成了新华侨社会的主体。经过初期的彷徨、挣扎与嘈杂，新华侨社会也迅速走向有序化，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起，各种同窗、同行、同乡与地域性新侨团体纷纷成立，本书中出现的新华侨华人会、华人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等组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据不完全的统计，短短十余年间，新华侨中就产生了700余名教授，其中正教授300名以上。6000名以上的博士，几千册的日文著作，先后创办了100份以上的中文报刊。一方面在制药、IT等高科技领域创业，一方面将中国的气功、中医、武术、二胡、书法等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向日本社会。日本华侨社会，正由聚居形的传统商业社会向散居形的文教、科技与工薪社会转变。不过，老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继承，新华侨在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积极贡献。他们也倍加珍惜中日友好，成为中日之间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
作者笔下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正是属于这一新华侨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是跨国性。许多人不仅跨越了中日的国界，而且跨越了太平洋，不仅兼收并蓄了中国、日本与西方的文化，更从异文化的剧烈碰撞中迸发出创造的火花。
其二是可随身携带的知识与技能，要么是最先端的，如在科学技术与社科领域上学有所成；要么是最传统的，如在东方古老的文化资源与中医、气功、武术、艺术与烹饪等领域身怀绝技。
他们个性鲜明，永远都只是他们自己，而绝不会是一大袋土豆中的任何一个。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无论他们用哪国的名字，拿谁家的护照，无论他们的创造性活动是日本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原乡永远在为他们提供一种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
作者在将镜头对准新华侨时，也不着痕迹地将新华侨的下一代轻轻地带入镜头。时光如梭，当年的新华侨雄心犹在壮士暮年，他们的后代正在茁壮成长，日本华侨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代“新新华侨”。而中国独生子女的一代人的“新新留学生”已成为赴日留学生的主体。
在某种意义上，新华侨和甲午战争后的留学生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抱着学习西方、赶超日本，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超重时代使命感来到日本。他们同时也肩负着致富家族与乡土这样一种传统移民的重负。而这一切负荷在新新华侨和新新留学生的肩上都卸下了。吞没陈天华身影的大海的呼啸、文革的烽火硝烟、有如史诗般的洋插队的艰苦卓绝，所有的一切都正在成为遥远的过去。这也宣告了一个世纪以来，以家国为己任的正统的留学生像和传统的移民像的破灭，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就是比起时代、民族、家族的沉重历史包袱，个人有权利以自身为考量，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多样化的生活和价值，也有权利为自身开拓更为宽松的心灵空间。
搭好了历史舞台，布置好时空背景，现在，可以将视线转回到台上的主角们身上。不过，我从戏里戏外的人影憧憧中，依稀看到的是作者林祁的身姿。出身于文学世家，文革中下乡修过地球，后考入大学的中文系，１９８９年赴日留学，就为了三件事：“读得书，赚得钱，看得了世界”。我不知道她的钱赚够了没有，但是我知道她书也读了，世界也看了。在京都大学作研究员，在立命馆大学拿了硕士，在北京大学拿了文学博士，在东京某家出版社作过编辑，编现代中国丛书，在名古屋某大学执鞭，教授中文……这种动机和经历，对于包括作序者在内的许多新华侨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林祁一边教书，一边应付学术论文，一边我行我素地涂鸦着喜爱的文学。凭一本反映中国第一个变性人的日文纪实文学，从新风舍拿走了出版大奖。也不忘纯文学的母语梦想，在中文沙漠中和同人将纯文学杂志坚持到第四期。这份杂志就叫《荒岛》。的确，虽然这是一个知礼和富庶的宝岛，不过，对于冒冒失失闯进东洋的这批弄潮儿来说，文化、心灵乃至于生活上的困境与孤独，对于非身临其境者，是无法言传意会于万一的。所幸，经过三十年的成长与奋斗，这个荒岛不仅在弄潮儿的眼中，已经显现出一片碧绿的春色，而且，还成为他们下一代的故乡。
林祁刚刚回到中国，在她家乡的一所大学的华文学院做她的副院长与教授。碰巧这也是作序者出国前执教过的大学。虽然，移民就像候鸟春来秋去，但是我知道，不管她在哪里，是困境还是逆境，她的眼中，映出的总是生命之春的那一片葱郁。在这本书里，她将这一片春色驻诸笔端并转达给读者，就像她在诗里唱的：
鸟从树上过，在它晶莹的眼睛里，
绿，是它生生死死的故乡。
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 廖赤阳
不过几年前，在中国电视荧幕上独领风骚的历史剧，引发了历史剧与历史的一场空前大论战。由于身在日本，论战很容易地让我回想起1960年代日本有关历史小说与历史的那场大论争。论客们围绕着日本近代文学巨擘森鸥外的一句名言“是让历史该咋样咋样，还是从历史出走”而喋喋不休。其结果，是文学家们批评史家们枯燥的笔下只叙事不见人，而史家们则批评文学家们只顾搬弄恩怨情仇，却听不见时代的潮声。
然而现在，一位职业史学家正在不自量力地企图为一位作家的书作序。瞄着眼前这张精美的书皮，我蓦然发现，这三个关键词已然出现了。《踏过樱花：在日华侨华人纪事》----从东渡日本的时代“潮”声中，写“人”纪“事”。作者林祁用诗一样的语言、火一样的血性、水一样的柔情，试图复原和重塑出一群旅日华侨华人心路历程上的原风景。说是纪事，其实是写人。这是纪实文学，也是一份反映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弥足珍贵的田野资料和口述历史，更是叠化与融入了包括本书作者和作序者在内的自我史。
作者已然把“人”给写了，作序者该做的，是为戏中人搭起一个叙事的历史与时代舞台。
且不论鉴真和尚东渡的遥远的唐代。一般而言，华侨通商与移民日本至少也已经有持续400年以上的历史。日本的战国末期（明末清初）已有不少唐船来航，在九州各地建立起唐人町，从事私人海上贸易。从“锁国”体制开始实施的1635年起，唐船贸易被限制在长崎一港，其最盛期的年间在留人数达一万人，约占当时长崎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17世纪前半叶，由来航的闽南、福州和宁波等地的船主们分别建立了三所唐寺（俗称泉漳寺、福州寺、南京寺），这被认为是日本华侨社会同乡组织之嚆矢。1689年，幕府在一个小岛上建立了唐人屋敷（唐馆），作为与外界隔离的来航唐人集中居住和交易的场所。
进入19世纪中期，幕末开港以后，唐馆日趋凋落，而来自中国沿岸开港口岸的华商，则纷纷进入长崎，他们多以受雇于西方商社的名义从事海产、杂货为主的贸易活动。1871年日清修好条约签订后，他们得以以条约国民的身份进入其他口岸，遂向北发展到神户、大阪、横滨，直至函馆。所以，今天到日本观光，在长崎，神户与横滨，都可以看到华人聚居的繁华的中华街，其中，横滨中华街每年的访客超过二千万人，成为仅次于东京迪斯尼的日本第二大观光景点。
当福建、三江、广东三个大帮派占据了口岸都市从事国际贸易之后，迟来后到的小帮派，如福清帮等遂以农村腹地为依托从事布匹的行销走贩，将其网络扩展到全国各地。由于从1899年起，日本就正式明令禁止中国劳工进入日本，所以，虽然在19世纪末至20年代前期，日本亦存在在日中国人劳工的问题，但是，就职业构成来看，日本华侨社会的主要成分为，国际贸易商、批发商、银行或大公司买办、店员或公司雇员、内地行贩商人、厨师或工匠、留学生等。
这一时期，是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高潮期。1895年与1905年的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之胜出，给亚洲带来了一股对抗西洋的亚洲认同热，也带来了 “暂向扶桑赊秀色、后来分作两家春” ----交织着学习和超克之复杂情结的日本留学热。远渡东瀛的留学生以1896年向东京高等师范学堂派遣的13名为嚆矢，经过张之洞的鼓吹而迅速成为一股大潮。这是一个包括了从稚童妇女到髦髦老者、从莘莘学子到游学官绅的复杂而又庞大的奇妙群体。直至1920年代为止，商人、店员及学生构成了在日中国人的最主要成分。各种留日学生组织与传统的华侨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在日中国人社会。
这一时期更是包括康梁与孙文在内的中国改良势力和革命派以日本为基地，在华侨支持下为拯救中国而努力奋斗的时期。同一时期以来的留日归国人员，对中国近现代政经、军事、文化所起的作用，也许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所有赴其他西方国家留学生的总和。对于这一点，仅仅略具举一些人名就可见一斑：秋瑾、黄兴、杨昌济、沈均儒、蒋介石、蔡锷、李烈均、李大钊、周恩来、蒋百里、李叔同、张大千……仅仅看民国期各省的督军，至少有占其人数一半的12人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士官学校名簿中查到档案，即可见其影响力之大。留学生群体也成为催生有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田汉等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文学巨人的温床。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楼上下来的一群留学生在1920年代初所发起的创造社，在新兴的中国文学界释放了巨大能量。
接下来是一段黑暗与屈辱的日子。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绝大多数留学生毅然归国参加抗战，留下来的华侨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战时下，日本各地的各种华侨团体被迫解散并且被强制性地合并到一个组织之中。足迹遍及穷乡僻壤贩卖布匹的福清老华侨，至今对于战死在中国的日本军属的追打辱骂记忆犹新。
日本投降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扬眉吐气，台湾人也恢复了中国国籍。台湾、大陆两地的留学生与华侨分别恢复了组织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华侨总会。不过，此后的两岸政治分治给华侨社会带来了深深的裂痕，１９５０年代，各地的华侨总会均一分为二。
也许是由于战争与歧视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战后的日本华侨没有像东南亚华侨那样，选择所在国的国籍，走从华侨到华人的道路，而是保留中国国籍，延续了作为在日中国人社会的传统。这是一个成熟、安定与小型的移民社会，３０年间一直维持在人口５万左右的规模。这一状况，随着作者所描述的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汹涌的东洋出国潮的出现而被迅速打破。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随着同时期日本的经济景气与国际化口号之提出，掀起了新一轮留学大潮，大批留学生、打工者乃至偷渡者蜂拥而至。３０年间在日中国人社会的人口总数增加了１５倍以上，目前超过了７０万人，已成为最大的在日外国人群体。这一时期，一个时髦的词汇迅速走红，这就是所谓“新华侨”。相对于此，在改革开放前就定居在日本的中国人被称为老华侨。在作序者为《华侨华人事典》（弘文堂，２００２年）所撰的相关词条中，对日本的新华侨作如下定义：“１９７０年代末，特别是以１９８０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日本的国际化为背景，离开中国进入日本并且生活于日本的中国人。”
通常，高学历，高科技等文化含量被认为是新华侨的群体特征之一。原留学生毕业后活跃于日本各个领域，构成了新华侨社会的主体。经过初期的彷徨、挣扎与嘈杂，新华侨社会也迅速走向有序化，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起，各种同窗、同行、同乡与地域性新侨团体纷纷成立，本书中出现的新华侨华人会、华人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等组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据不完全的统计，短短十余年间，新华侨中就产生了700余名教授，其中正教授300名以上。6000名以上的博士，几千册的日文著作，先后创办了100份以上的中文报刊。一方面在制药、IT等高科技领域创业，一方面将中国的气功、中医、武术、二胡、书法等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向日本社会。日本华侨社会，正由聚居形的传统商业社会向散居形的文教、科技与工薪社会转变。不过，老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继承，新华侨在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积极贡献。他们也倍加珍惜中日友好，成为中日之间友好交往的重要桥梁。
作者笔下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正是属于这一新华侨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是跨国性。许多人不仅跨越了中日的国界，而且跨越了太平洋，不仅兼收并蓄了中国、日本与西方的文化，更从异文化的剧烈碰撞中迸发出创造的火花。
其二是可随身携带的知识与技能，要么是最先端的，如在科学技术与社科领域上学有所成；要么是最传统的，如在东方古老的文化资源与中医、气功、武术、艺术与烹饪等领域身怀绝技。
他们个性鲜明，永远都只是他们自己，而绝不会是一大袋土豆中的任何一个。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无论他们用哪国的名字，拿谁家的护照，无论他们的创造性活动是日本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原乡永远在为他们提供一种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
作者在将镜头对准新华侨时，也不着痕迹地将新华侨的下一代轻轻地带入镜头。时光如梭，当年的新华侨雄心犹在壮士暮年，他们的后代正在茁壮成长，日本华侨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代“新新华侨”。而中国独生子女的一代人的“新新留学生”已成为赴日留学生的主体。
在某种意义上，新华侨和甲午战争后的留学生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抱着学习西方、赶超日本，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超重时代使命感来到日本。他们同时也肩负着致富家族与乡土这样一种传统移民的重负。而这一切负荷在新新华侨和新新留学生的肩上都卸下了。吞没陈天华身影的大海的呼啸、文革的烽火硝烟、有如史诗般的洋插队的艰苦卓绝，所有的一切都正在成为遥远的过去。这也宣告了一个世纪以来，以家国为己任的正统的留学生像和传统的移民像的破灭，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就是比起时代、民族、家族的沉重历史包袱，个人有权利以自身为考量，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多样化的生活和价值，也有权利为自身开拓更为宽松的心灵空间。
搭好了历史舞台，布置好时空背景，现在，可以将视线转回到台上的主角们身上。不过，我从戏里戏外的人影憧憧中，依稀看到的是作者林祁的身姿。出身于文学世家，文革中下乡修过地球，后考入大学的中文系，１９８９年赴日留学，就为了三件事：“读得书，赚得钱，看得了世界”。我不知道她的钱赚够了没有，但是我知道她书也读了，世界也看了。在京都大学作研究员，在立命馆大学拿了硕士，在北京大学拿了文学博士，在东京某家出版社作过编辑，编现代中国丛书，在名古屋某大学执鞭，教授中文……这种动机和经历，对于包括作序者在内的许多新华侨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林祁一边教书，一边应付学术论文，一边我行我素地涂鸦着喜爱的文学。凭一本反映中国第一个变性人的日文纪实文学，从新风舍拿走了出版大奖。也不忘纯文学的母语梦想，在中文沙漠中和同人将纯文学杂志坚持到第四期。这份杂志就叫《荒岛》。的确，虽然这是一个知礼和富庶的宝岛，不过，对于冒冒失失闯进东洋的这批弄潮儿来说，文化、心灵乃至于生活上的困境与孤独，对于非身临其境者，是无法言传意会于万一的。所幸，经过三十年的成长与奋斗，这个荒岛不仅在弄潮儿的眼中，已经显现出一片碧绿的春色，而且，还成为他们下一代的故乡。
林祁刚刚回到中国，在她家乡的一所大学的华文学院做她的副院长与教授。碰巧这也是作序者出国前执教过的大学。虽然，移民就像候鸟春来秋去，但是我知道，不管她在哪里，是困境还是逆境，她的眼中，映出的总是生命之春的那一片葱郁。在这本书里，她将这一片春色驻诸笔端并转达给读者，就像她在诗里唱的：
鸟从树上过，在它晶莹的眼睛里，
绿，是它生生死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