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海油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玉“曝出高薪”话题转入“收入上缴”话题，关于国有控股公司高官收入的群情激愤渐渐得以宽慰和平息。这样的新闻花絮每天都有，毫无疑问，它们会在时光流逝中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在一个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关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包括高管薪酬机制的讨论和探索，必将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有趣话题。

　　关于“收入上缴”，据坊间广泛报道的中海油总公司新闻负责人的说法，其来龙去脉如下：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家为推动石油行业在海外整体上市，特批中海油为先行试点，以红筹形式分别在纽约和香港上市。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为了消除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顾虑，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可，中海油按照国际惯例和香港公司的标准，设计了包括公司高管薪酬、期权激励在内的一整套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并定期向资本市场进行披露。实际上，所有高管层成员从2001年上市第一天开始，就把董事会批准的收入捐给了母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因而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高管薪酬仅为“名义收入”。

　　如是看来，在“2001年中海油上市第一天”，捐出收入的高管，还应包括时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现任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卫留成。根据人民网“中国机构及领导人资料库”，卫留成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职务到2003年10月，然后转任海南。

　　业绩突出的大型国企负责人出任中央和地方政府高级官员，是长期以来组织人事部门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之一。不过，这也凸显了国企高管在公司法律制度及治理结构、聘用合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正式规范之外的非正式规范激励体系——党务及行政官阶晋升制度。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中，国企经营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制度与其说是非正式规范（Informal Norms），不如直接称为正式规范（Formal Norms），因为它作为统一的干部人事制度之一环，长期以来一直被严谨细密地执行着，并为广大国企高管所孜孜以求。但在海外上市公司化转型的过程中，正式的行政官阶体系被隐藏、被非正式化，取而代之以“公司高管层薪酬、期权激励在内的一整套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

　　从国企高管薪酬事件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这种模拟市场的公司化转型远远未臻完善。新近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了“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仅负责对由其直接任免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奖惩并确定其薪酬标准，并未将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确定薪酬标准的对象，扩展到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监事，更未扩展到经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参股公司董事会聘任的经理等企业高管人员。此中情由，凸显了立法者赋予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董事会独立考核、奖惩企业高管并确定其薪酬标准的立法意图。

　　然而，在国企高管仍然通过政府及党务机构政治任命的大背景下，这一尚未生效实施的法律，已然遭到现实的无情嘲讽——财政部作为“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因应金融危机中的政治压力，于2009年4月7日发出《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机构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高管薪酬问题直接予以政策指导，并且要求“其他非国有金融机构”一应比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