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 特约记者桓宝峰
潘岳对自己在政坛上的处境非常清楚。他打过一个比方：一屋子的人睡着呢，可是，你发现情况紧急，你就开始喊，能不能有幸被你喊醒是一回事，但确定的是，你作为第一个喊的人，肯定是要挨被吵醒的人的嘴巴的。
尽管有消息说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倡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写入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但香港一位常往来京港之间的“太子党”对多维社记者再次断定：十七大上潘岳本人仍然没有戏。因为潘岳虽然有天时地利，却缺了最重要的一条：人和。不要说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不可能奢望，几百名中央委员的大圈子，他也榜上无名。
潘岳始终摆脱不了“边缘化人物”的命运。最近他又遭到当头一棒：“绿色GDP”被无限期推迟。
所谓“绿色GDP”，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由于环保局和统计局无法取得共识，地区政府又对两部门施压，个别试点省市还曾经向环保总局和统计局正式发函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令推出“绿色GDP”报告遥遥无期。
分析家告诉多维社：当前地方大员的考核、晋升，GDP仍然是最主要的硬指标，这就很难避免诸侯们仍然“唯GDP为大”，而按照“绿色GDP”一旦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会使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这些地区官员自然对“绿色GDP”用各种理由百般抵制。
有人看潘岳仕途的前半段，说他官运顺畅：26岁时当上处长；不到“而立”就官拜副局级；30多岁时又升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副部级高官。也有人看潘岳仕途的后半段，说他官运蹭蹬：在一个又一个副部级岗位上转去转来，到今年已47岁，就是难以更上一层楼，去掉那个“副”字。
当今之世，中国政坛上最走红的就是“共青团派”和“太子党”，潘岳在这两方面都是十分过硬的：父亲潘田，是原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前妻的父亲是中共老将军、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早在18年前，1989年12月他就担任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三年多后，任团中央中国青年研究中心主任。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正是深受胡锦涛信任、后来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福建省委书记的宋德福。
潘岳身为“共青团派”兼“太子党”，之所以没有能够在仕途上一路顺风地青云直上，原因还是如大陆有些媒体所说的，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复杂的‘顽皮孩子’”。潘岳不愿循规蹈矩地走正统官员的路，他不肯收束自己的个性，宁愿选择另类道路。在环保总局工作的人士说，该局高层领导中，潘岳最“随着性子做事”，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有年轻资格老的条件，也与前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分不开，就在解振华为松花江污染事件提出辞职的当天，“解局与潘局曾在环保总局的走廊里抱头痛哭”。
潘岳说过，自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2003年4月，正当SARS肆虐时，他奉命调往国家环保总局任副局长，第一件事是翻阅内部资料，那些环境报告让他触目惊心。一旦领悟，便全力以赴，不仅使环保理念有了更高的分贝，传得更远；也不仅推行了一系列强硬举措；而且他从各个角度，动用中外古今的思想资源，让环保事业，登上了高一级精神台阶。
潘岳提出新提法，很注意既与胡锦涛等中央决策者提出的全局性战略口号相衔接，也注意与世界发展主流的价值观念体系相吻合，同时也注意从中国古代文化和民间话语体系中寻找接口。潘岳2006年7月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名义，编印了一本《关于环境问题的若干思考》。一位中央电视台记者给多维社提供这本书：封面封底均为单纯的翠绿，简简单单的白字书名和著者，还标有“内部资料，仅供参考”的字样。
这本十几万字的书，可以说是他从2003年10月到2006年夏天12篇文章的文集，也可以说是一本完整的专著。从篇名就可以看出，基本上概括了潘岳对于环境问题的系统思考：“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谈谈绿色GDP”，“环保指标与官员政绩考核”，“谈谈环保与科技”，“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战略环评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这一篇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的文章，后来经过压缩、删节后，刊登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6年9月25日，引起广泛的注意。而潘岳在这段时间也不断通过答记者采访，阐述他的这一思路。
潘岳在与曾供职于《经济》杂志和香港《凤凰周刊》的周季钢对谈，论及这个思路时说：“我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不等于我完全赞同它。生态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色彩太浓厚，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也很不够，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但它确为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政治参考，也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提供了探索空间，更为建立公平的国际规则提供了思想武器。”
潘岳追述“生态社会主义”的来源时，强调了绿色运动主张的“生态社会”与社会主义更为接近，“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更符合生态社会的内涵。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除了生产力外，更公平正义、更讲道德诚信、更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配平等、基层民主等方面，绿色运动者们与社会主义者更能说到一起。”
潘岳指出：“很多原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都参加进来，政治上被说成是‘红绿结盟’，思想上就被说成是生态社会主义。”这里，他显然是企图用这种说法消解权力者对民间环保团体、绿色运动的政治上的戒备。
潘岳还论述说：中国20年内实现了西方国家100年的经济成就，却也在20年内集中引发了西方100年的环境问题。中国在创造GDP增长速度第一的同时，也成了煤炭、石油、钢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在国际上，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在国内，东部的污染转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转移到农村；富裕人群消费、贫困人群来承受生产的污染。”
潘岳呼吁：中国“对外要团结发展中国家反抗导致环境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内要建立起防止不平衡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一系列制度。”
尽管連遭挫折，但潘岳和环保总局没有气馁，2007年9月，被称为“环境经济新政”的重要政策在不同部门的配合下开始陆续推出。潘岳披露，环保总局首次提出了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架构和路线图。
潘岳介绍中国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政策手段。经过研究发现，根据中国目前国情，能够实施的大概有七条：绿色税收；绿色收费；绿色资本市场，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机制和排污权交易。
据透露，目前环保总局已经与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制定出台了《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下一步，将是联合财政部开展环境财税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和试点；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保护核查，评价其环境绩效，促进上市公司履行环保责任；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联合商务部，加强对出口企业环境管理，限制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产品出口。
南方网2007年9月10日刊出潘岳的文章《告别“风暴”，建设制度》说，几个月来，媒体和公众都在问：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决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其实，不是没有好转，而是好转了又被第二轮、第三轮地污染。他说，“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除非中央决策层调动潘岳的职务，如果继续将他放在这个岗位上不挪动，就是使他注定成为悲剧角色：中央决策层接受他提出的警告和建议，但是将他本人抛在一边。潘岳几年来得罪了各地诸侯——他们是十七大的“票仓”，得罪了他们，不可能得到选上中央委员所不可缺的足够选票；而对他们的非议声浪如此之大，即使中央有人想提拔潘岳，也不得不深感忌惮——毕竟，中央决策层更有求于封疆大吏。
对这一点，潘岳自己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他打过一个比方来自况：一屋子的人睡着呢，可是，你发现情况紧急，你就开始喊，能不能有幸被你喊醒是一回事，但确定的是，你作为第一个喊的人，肯定是要挨被吵醒的人的嘴巴的。
潘岳对自己在政坛上的处境非常清楚。他打过一个比方：一屋子的人睡着呢，可是，你发现情况紧急，你就开始喊，能不能有幸被你喊醒是一回事，但确定的是，你作为第一个喊的人，肯定是要挨被吵醒的人的嘴巴的。
尽管有消息说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倡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写入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但香港一位常往来京港之间的“太子党”对多维社记者再次断定：十七大上潘岳本人仍然没有戏。因为潘岳虽然有天时地利，却缺了最重要的一条：人和。不要说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不可能奢望，几百名中央委员的大圈子，他也榜上无名。
潘岳始终摆脱不了“边缘化人物”的命运。最近他又遭到当头一棒：“绿色GDP”被无限期推迟。
所谓“绿色GDP”，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由于环保局和统计局无法取得共识，地区政府又对两部门施压，个别试点省市还曾经向环保总局和统计局正式发函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令推出“绿色GDP”报告遥遥无期。
分析家告诉多维社：当前地方大员的考核、晋升，GDP仍然是最主要的硬指标，这就很难避免诸侯们仍然“唯GDP为大”，而按照“绿色GDP”一旦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会使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这些地区官员自然对“绿色GDP”用各种理由百般抵制。
有人看潘岳仕途的前半段，说他官运顺畅：26岁时当上处长；不到“而立”就官拜副局级；30多岁时又升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副部级高官。也有人看潘岳仕途的后半段，说他官运蹭蹬：在一个又一个副部级岗位上转去转来，到今年已47岁，就是难以更上一层楼，去掉那个“副”字。
当今之世，中国政坛上最走红的就是“共青团派”和“太子党”，潘岳在这两方面都是十分过硬的：父亲潘田，是原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前妻的父亲是中共老将军、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早在18年前，1989年12月他就担任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三年多后，任团中央中国青年研究中心主任。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正是深受胡锦涛信任、后来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福建省委书记的宋德福。
潘岳身为“共青团派”兼“太子党”，之所以没有能够在仕途上一路顺风地青云直上，原因还是如大陆有些媒体所说的，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复杂的‘顽皮孩子’”。潘岳不愿循规蹈矩地走正统官员的路，他不肯收束自己的个性，宁愿选择另类道路。在环保总局工作的人士说，该局高层领导中，潘岳最“随着性子做事”，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有年轻资格老的条件，也与前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分不开，就在解振华为松花江污染事件提出辞职的当天，“解局与潘局曾在环保总局的走廊里抱头痛哭”。
潘岳说过，自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2003年4月，正当SARS肆虐时，他奉命调往国家环保总局任副局长，第一件事是翻阅内部资料，那些环境报告让他触目惊心。一旦领悟，便全力以赴，不仅使环保理念有了更高的分贝，传得更远；也不仅推行了一系列强硬举措；而且他从各个角度，动用中外古今的思想资源，让环保事业，登上了高一级精神台阶。
潘岳提出新提法，很注意既与胡锦涛等中央决策者提出的全局性战略口号相衔接，也注意与世界发展主流的价值观念体系相吻合，同时也注意从中国古代文化和民间话语体系中寻找接口。潘岳2006年7月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名义，编印了一本《关于环境问题的若干思考》。一位中央电视台记者给多维社提供这本书：封面封底均为单纯的翠绿，简简单单的白字书名和著者，还标有“内部资料，仅供参考”的字样。
这本十几万字的书，可以说是他从2003年10月到2006年夏天12篇文章的文集，也可以说是一本完整的专著。从篇名就可以看出，基本上概括了潘岳对于环境问题的系统思考：“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谈谈绿色GDP”，“环保指标与官员政绩考核”，“谈谈环保与科技”，“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战略环评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这一篇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的文章，后来经过压缩、删节后，刊登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6年9月25日，引起广泛的注意。而潘岳在这段时间也不断通过答记者采访，阐述他的这一思路。
潘岳在与曾供职于《经济》杂志和香港《凤凰周刊》的周季钢对谈，论及这个思路时说：“我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不等于我完全赞同它。生态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色彩太浓厚，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也很不够，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但它确为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政治参考，也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提供了探索空间，更为建立公平的国际规则提供了思想武器。”
潘岳追述“生态社会主义”的来源时，强调了绿色运动主张的“生态社会”与社会主义更为接近，“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更符合生态社会的内涵。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除了生产力外，更公平正义、更讲道德诚信、更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配平等、基层民主等方面，绿色运动者们与社会主义者更能说到一起。”
潘岳指出：“很多原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都参加进来，政治上被说成是‘红绿结盟’，思想上就被说成是生态社会主义。”这里，他显然是企图用这种说法消解权力者对民间环保团体、绿色运动的政治上的戒备。
潘岳还论述说：中国20年内实现了西方国家100年的经济成就，却也在20年内集中引发了西方100年的环境问题。中国在创造GDP增长速度第一的同时，也成了煤炭、石油、钢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在国际上，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在国内，东部的污染转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转移到农村；富裕人群消费、贫困人群来承受生产的污染。”
潘岳呼吁：中国“对外要团结发展中国家反抗导致环境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内要建立起防止不平衡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一系列制度。”
尽管連遭挫折，但潘岳和环保总局没有气馁，2007年9月，被称为“环境经济新政”的重要政策在不同部门的配合下开始陆续推出。潘岳披露，环保总局首次提出了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架构和路线图。
潘岳介绍中国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政策手段。经过研究发现，根据中国目前国情，能够实施的大概有七条：绿色税收；绿色收费；绿色资本市场，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机制和排污权交易。
据透露，目前环保总局已经与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制定出台了《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下一步，将是联合财政部开展环境财税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和试点；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保护核查，评价其环境绩效，促进上市公司履行环保责任；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联合商务部，加强对出口企业环境管理，限制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产品出口。
南方网2007年9月10日刊出潘岳的文章《告别“风暴”，建设制度》说，几个月来，媒体和公众都在问：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决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其实，不是没有好转，而是好转了又被第二轮、第三轮地污染。他说，“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除非中央决策层调动潘岳的职务，如果继续将他放在这个岗位上不挪动，就是使他注定成为悲剧角色：中央决策层接受他提出的警告和建议，但是将他本人抛在一边。潘岳几年来得罪了各地诸侯——他们是十七大的“票仓”，得罪了他们，不可能得到选上中央委员所不可缺的足够选票；而对他们的非议声浪如此之大，即使中央有人想提拔潘岳，也不得不深感忌惮——毕竟，中央决策层更有求于封疆大吏。
对这一点，潘岳自己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他打过一个比方来自况：一屋子的人睡着呢，可是，你发现情况紧急，你就开始喊，能不能有幸被你喊醒是一回事，但确定的是，你作为第一个喊的人，肯定是要挨被吵醒的人的嘴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