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昭奎

　　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本文谈谈笔者对改革开放的实际感受，更多地说说对今后的期待。

　　从物质文明的角度讲，人们无非是通过固体、液体、气体这三种物质形态来感受外部世界的。30年改革开放成就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固体方面。比如，当笔者在70年代末去日本留学时，看到东京等大城市的高楼大厦，电视、冰箱及洗衣机乃至汽车的普及，不禁产生羡慕之情。然而，随著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那些曾经让中国人羡慕不已的东西早已不再稀罕，人们无需再像当年那样，大包小箱地往国内扛日欧美制造的家庭电器。在中国生产的彩电占全世界产量1/3以上的今天，反倒是外国人要从中国购买彩电了。再说小汽车吧。在80年代有一位日本中学老师带著学生数长安街上跑的汽车，结果发现100辆汽车中有90几辆是日本车。如果现在他们再来长安街上数，就会发现其结果完全颠倒过来了，大多数汽车都是made in China。

　　然而，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人们期待今后中国在制造汽车、家电及其他电子产品方面，能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而不是继续依赖从国外进口那些在最终产品中居核心地位的高技术器件。不少中国电脑制造商抱怨说：“每台电脑我们只赚得几个苹果的钱。因为许多配件的核心技术都在别人手里，使用这些技术要付出费用。”

　　与此同时，人们也更有理由期待，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能制造出多少工业产品，而且也要关注中国人如何消费和运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增添色彩的汽车、电视等物品。比如，不要让对小汽车的过度使用导致交通阻塞和空气污染，反而给城市居民带来不方便，反而把城市弄得灰头土脸。记得某经济学家曾预料，当大街上汽车堵得大家都走不动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放弃使用小汽车，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即使大马路堵成横七竖八的“停车场”，有车族大多宁肯坐在汽车里消磨时间而不言放弃。至于占城市居民大多数的“无车族”则默默地为“有车族”付出代价：忍受拥堵之苦、排气之害，这对于大多数“无车族”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人们也不无理由期待，我们对电视等媒体的运用，能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作用。固然，我们要满足大众对娱乐性节目的需求，但却需要避免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固然，不宜简单地把电视用作为“说教”工具，但却需要更加注意“寓教于娱”。比如，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事实是，当人们享用电视等现代化“东西”的时候，年轻人对“做东西”的热情却不断下降，“技工荒”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不少制造企业经营者叹息说：“机械加工又苦又脏，现在的孩子愿意学这门技术的不多，多年来机床人才一直后继乏人。”“现在很多孩子梦想的是当球星、歌星，又能出名又能挣大钱，能够‘甘心’做勤勤恳恳的生产劳动者的优秀孩子是越来越少了。”由于缺乏技术力量，一些企业盼来订单却不敢接单。许多工厂虽引进了非常先进的生产线，但生产出的产品却不能同人家竞争。最近有调查显示，质量问题正在使“‘中国制造’失去吸引力”。美国一位钢铁分析师称：“美国已成为世界上钢铁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谁的生产成本最高？中国。”虽然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不能否认其中一个原因与社会风气有关，为此，人们不无理由期待我们的舆论工作者为形成一种尊重科技、生产和劳动的社会风气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应该让那些向人类体能极限挑战的熟练技工、技术明星也能像姚明、刘翔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我们期待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和残疾人奥运的中国，能够继加拿大（2009年）、英国（2011年）之后举办2013年技能奥运和残疾人技能奥运。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但至今中国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大约1/20，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这意味著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速度跟不上一部分中国人在追求高消费方面的速度。确实，2007年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我们生产的大多是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较低的工业产品。比如目前全世界3/4的烟花爆竹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制造烟花爆竹的工人从事危险作业，使进口这类产品的国家的人们得以用灿烂烟花照耀夜空一饱眼福（这当然也是污染环境的享受）。然而从事危险作业的中国工人或企业赚取到的仅是十分低廉的工资或十分微薄的利润。发达国家的人们购买中国的烟花爆竹，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不掌握这项技术，而是不想让本国企业和工人从事这项既危险又污染的行业罢了。

　　中国人会觉得很委屈：多年来中国“世界工厂”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日常生活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工业品，如果这些国家自己来生产这些产品，那么，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环境污染后果乃至能源资源消耗都将发生在他们自己国家，而不是在中国。正如英国“新经济基金会”最近发表报告称，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意味著“变相地把废气排放量转嫁到中国”，然后又来指责中国排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

　　如果说，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成就和人民生活改善主要体现在固体方面，那么，我们为取得令世界惊羡的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则主要体现在气体和液体方面。当中国每年向世界供应78亿双鞋子、220亿个玩具、每小时出口1亿多美元商品的时候，中国有１／５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70%的河流受到污染，3亿人喝不上安全饮用水，１／3的国土受到酸雨的侵害，某些大城市的孩子们甚至压根儿不知道夜晚晴空原应是繁星满天，淡水和耕地紧缺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一位退休外交官访日回来曾说：“现在我最羡慕日本的东西就是两字：乾净。”这反映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观”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物质消费方面几乎拥有了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一切，但却为此而失去了乾净的空气和水，乾净的土地。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发展是硬道理”和“环保也是硬道理”、即“两个硬道理并举”的发展阶段。

　　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如今我们要继续前行依然需要著眼于农村。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在居世界第四位的广阔国土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如火如荼。与此同时，人们期待通过大力开拓荒地和改造沙漠，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更加宽广的舞台，以便取得“一箭六雕”之效：发展农林牧渔生产力；保护自然环境；振兴生物能源产业；振兴生物纤维产业；振兴农业观光产业；吸收大量就业。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布朗先生在谈到气候变化时说，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以“战争动员”的办法来应对环境问题的时候了。而以“战争动员”方式拯救地球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为此，发挥社会主义“能够办大事情”的优势，像举办北京奥运那样动员全国年轻人和志愿者的力量参加到治沙绿化的战斗中来，我们一定能够让祖国披上更多的绿装。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我们的军队做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贡献。同样，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危机，军队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保卫祖国”和“保卫地球”的双重任务，因为连地球都危险了，祖国还能安全吗？拯救地球是全人类的课题。笔者建议：借鉴“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经验，将“联合国维绿行动”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行动并不需要百万大军“倾巢出动”，而是以各国军人为骨干，发挥军队的组织动员优势，带领广大的年轻人和志愿者开展大规模的科学的种树治沙行动。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为了保卫人类共同家园而在其青春年华度过一段纪律严明的劳动生活，对培养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艰苦奋斗品质也会带来终生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