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昭奎

　　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地进行观察和分析，对待发展也是如此。

　　从中国共产党第16次大会以来，中国经济稳定迅速发展，GDP增长率5年平均达到10％以上，从2002年的12万332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1万871亿元，在世界上的名次也从第6位上升到第4位。党的第15、16次大会，曾提出在21世纪最初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人们欣喜地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在2006年提前实现。

　　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腐败现象蔓延等。随著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少循环”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致使中国越来越接近于“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为继”的困境。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及社会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我们决不能再做那种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数字而破坏生态环境、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事情了。与此同时，我们在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感到高兴的时候，也需要更加重视对增长数字的具体分析，即高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那部分高收入、超高收入层的所得增加，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的所得增加？今后中国采取何种增长模式当然需要考虑速度，但与此同时更需要考虑大多数老百姓支持哪种增长模式。

　　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非常必要，非常紧迫，也深得人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曾指出，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能够依据情况的变化一再修正自己的经济政策。与中国的第10个五年计划相比，当前的第11个五年规划正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崭新的发展规划，它明确地将“到2010年中国万元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列为重要的约束性指标，充分体现中国节能减排的坚定决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不是对“发展”的否定，而是对那种“非科学的发展”的否定。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尖锐地提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虽然我们过去也一直强调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迄今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也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比如，从物质的三种状态（固态、液态、气态）来看：在固态方面，住房条件的改善、家用电器的普及、私人汽车的增加、电脑手机普及率的迅速提高、高楼林立的城市新风貌乃至品种琳琅满目、包装精彩纷呈的加工食品等日用消费品的充裕等，都体现了固态方面的生活提高和改善。在液态方面，各种饮料、美酒乃至可口可乐等舶来品的流行等，意味著人们在喝白开水之馀，在“饮”的享受方面有了更多选择。在气态方面，空调的日益普及，使人们哪怕在三伏天也能够制造凉爽的室内氛围，不必一个劲儿地摇扇子还大汗淋漓。

　　但是，从物质三态来分析人们生活的变化，也确实存在著生活水平下降甚至恶化的方面。首先在固态方面，最令人头大的是马路上汽车太多，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乃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和工作效率；一些城市出现了生活垃圾（相当大比例来源于过剩包装）以及工业废弃物“围城”的窘境，污染了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在液态方面，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水甚至比食品更重要（其实粮食的根源之一也是水），而当前中国部分地区同时面临著水污染和水资源告急问题，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3.12亿农民（占农村人口7.37亿人的42.3%）受到不安全的饮用水的影响。作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的中国，660座城市中已经有400多座缺水，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国家。在气态方面，中国有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这意味著作为生活的“基本之基本”的“呼吸生活”的质量趋于下降。

　　斯蒂格利兹指出，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在生产方面（当然也包括在生活方面）需“大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生活方面“需大大改变消费的模式”。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理应包括“科学生活观”，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需要靠政府的努力，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的支持。真正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树立一种健康文明、珍惜资源、珍爱环境的现代生活方式。提倡艰苦奋斗和崇尚节约决非意味著“生活水平的下降”。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不少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减少使用汽车改骑自行车，其目的既是为了保护环境，防止交通阻塞，更是为了个人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