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敏
根据个人长期从事国际问题和中国对外关系调研的体会，可以说，国际问题研究对中国外交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有很大区别。
一，建国后三十年的国际问题调研状况
我是新中国一成立就进入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的，从此开始了一生的外交调研生涯。那时一则由于大多是新手，还不会和不懂调研；二则领导上也顾不上，调研工作非常薄弱。在新闻司，当时领导上对我们的要求只是给中央政府及时提供同中国外交直接相关的资讯。刘少奇曾经以做菜为比喻，对外交调研人员提出过并不算高的要求。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为中央领导把做菜的原料配齐、分门别类地摆好，至于最后菜炒出什么味道，那是中央领导的责任。可见并不要求我们去做深度研究和提出政策建议。这种情况曾延续了几年。那时，不光外交部内有些人弄不大清楚国际问题研究和外交工作的关系，驻外使馆就更是模糊，使馆有些人甚至以为主要工作就是送往迎来、参加宴会之类。
直到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1951年出任驻苏联大使，情况才开始改观。他在担任大使和视察了驻东欧各国使馆后，向中央提出：驻外使馆以至外交部的主要任务都是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对外工作，起到政府耳目和参谋的作用。他的建议得到中央的批准和推广，这就把整个外交系统调研工作的局面打开了。张闻天本人更是以身作则，组织人员写出大批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如在朝鲜战争期间首先提出停战和谈问题；日内瓦会议开始后提出英法想在印度支那划界而治，在两大阵营之间维持现状，互不侵犯，连美国也改“推回去”政策为逐步“和平演变”，等等。这些报告不但引起中央的一定重视，也在外交系统以至全国起到很大的影响。这证明，国际问题研究对外交决策和外交工作应该而且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可惜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就盛行个人崇拜，一切都以毛泽东的看法和意见为转移。而张闻天的主要思想和研究成果却同毛泽东并不一致，在有些问题上甚至相反。例如他提出中国外交的总方针应是和平共处，要尽力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建设。而毛泽东却认为，由于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所以要准备战争，支援世界革命。他还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在一天天地烂下去，现在是“东风（社会主义）压倒西风（帝国主义）”的时代，乾脆打完仗再建设也不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的主要意见是很难得到采纳的。
在中国各方面都受个人崇拜控制的背景下，国际问题研究只能紧跟毛泽东，不能也不敢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例如头几年，毛泽东决定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于是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关系就跟著苏联走。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反修”，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处处和苏联对著干。苏联越是强调和平共处，我们越是大讲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先还是讲“两霸相争，必有一战”，后来乾脆认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就是苏联，因此应当从美国经过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直到欧洲，结成反苏联合，推行“一条线”战略。
文化大革命的10年，大面积的国际问题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止，研究人员也大都被送到干校去进行劳动改造。但也不能说国际问题研究已完全取消。例如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周恩来总理在取得毛泽东主席的同意下，1969年3月还让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4位元帅组织人马对世界形势和珍宝岛事件后苏联的对华军事意图，进行过一次认真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基本排除大战迫在眉睫的可能性，还提出缓和对美关系的建议。这在当时可算得上一件了不起的调研成果，也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采纳。这说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国际问题调研仍然对外交决策起过重要的作用。
整个说来，建国后头30年，中国的国际问题调研工作虽然也对外交决策起过作用，但由于受个人崇拜的影响，上面既不重视，下面的研究力量和深度都很不够，所以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使中国在建国后的30年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据此制定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失误，给国内建设带来很大损失，使中国经济所占世界比重从日本的两倍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这个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二，改革开放后国际问题研究的大发展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不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且提出解放思想，国际问题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
一是恢复和新建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大力培训研究人才。在短短的几年内，国际问题研究就形成了五大系统，机构林立，专业研究人员过万。这五大系统是：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军队、大专院校、党政部门。当然，由于业务不同、研究重点有别。人员机构发展之快，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二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闭关自守政策，在学术上同外国没有来往。当时认为，既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交流的，来往多了还可能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大门打开了，和外国学者的来往迅速增加。在这方面，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起了开山作用。
这里以对战争与和平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为例作一点说明。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国内工作重点已经转移，但对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看法却并没有改变，仍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仍要联美反苏。这些估计和对策显然脱离实际，理应改变。当时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领导人和学者曾组织进行研究，给中央写报告。例如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就提过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正确，等等。宦乡也组织人写报告，建议放弃“一条线”战略，开展对外经贸关系等。其他单位和研究人员也纷纷撰写报告、提出建议，并且逐渐从内部研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讨论。很明显，中央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也采纳了这些意见。1985年邓小平公开宣布，这几年中央作出了两大转变，一个是不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第二个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邓小平说的两大转变，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观察国际形势和制定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这可说是国际问题研究对外交决策发挥作用的一个范例。
随著研究工作的发展，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很自然的。应该承认，主流舆论或者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是同中央一致的，而许多人的研究也正是为了同中央保持一致。但不同的意见，经过长期的研究讨论特别是实践检验证明有一定的道理，终究能为多数人所接受，以至得到中央的采纳。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上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对时代的判断是中国观察世界形势和决定国家战略的出发点。邓小平1985年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学界有人在1986年提出，二战后不久，世界就已从战争与革命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因此从那时起国家战略就应该从准备打仗和促进世界革命转为集中力量搞建设和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没有及时作出这样的转变，是造成新中国建立后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这一意见在相当长时间里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除极少数人外，学界的看法基本上已趋于一致。中央更是早已把和平与发展提到时代主题的高度。但有些研究人员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并不稳固，一遇风吹草动，就容易发生动摇。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不少人又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判断不灵了，连有的领导人都说和平发展讲多了。进入本世纪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判断终于进一步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三，日本问题研究的政策影响日益重要
改革开放后，对日本问题的研究迅速大为加强。过去虽然不能说没有日本研究，但十分薄弱，研究机构只有很少的几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把它们给解散了。而改革开放后不到20年，据1996年统计，研究日本的机构就已有98个、研究学会43个、研究人员1260人、专门期刊33种。虽然我们的研究水平还赶不上日本的中国研究，但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恐怕要超过日本。
和日本的学术交流也始于改革开放。宦乡是第一个和以有泽广巳先生为首的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进行互访的。鉴于有些人研究了一辈子日本，但从未去过，对日本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成立后就提出，要研究日本就必须去日本考察学习。这个所还很快组织全国日本问题研究机构的领导人访日。现在中日学者互访和参加学术讨论，似乎已成家常便饭，但这只是近2、30年的事，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领导人在研究对日政策时也注意听取日本问题专家的意见。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先生近年就曾出席过一次国家主席召开的有关日本问题的讨论会，并在会上讲述了他对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的看法。而且他的研究早就受到过上面的重视，上世纪80年代所写《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一文，就曾被中央发到全国一定范围阅读。当年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访问日本之前，都曾找日本问题学者举行座谈，讨论应该提出的问题和注意的事项。
对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中国研究界近十多年来有很大争论。上世纪90年代，原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何方因看出中日关系有走下坡路的趋势，曾赶写过一篇内部报告，并以《中日关系能友好下去吗？》为题改写后公开发表。这篇报告没能起多大作用，两国关系仍在恶性循环中下滑，特别是民间的对立情绪不断加深。这种情况使两国的有识之士感到焦急和忧虑。为制止恶化趋势、恢复中日友好，中国的一些研究工作者掀起了一场有关中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这类议论在一段时间曾遭到广泛反对，但是经过讨论，表示理解的人终究还是增加了一些。而且事情的发展也引起了两国当局的重视。这就有了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出现了有所好转的局面。在这里，研究工作者的作用，不论大小，总是不能抹煞的。中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在中国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倡导新思维、促进中日友好的学者们是有功的。
温家宝总理访日时表示，中方愿以向前看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从温总理在日本的多次谈话中，可以使人们产生一个联想：谈“以史为鉴”，我们不光要以日本50年的侵华史为鉴，也要以中日2000年的友好往来史，以两国合作则双方得利、对立则一齐吃亏这战后50多年的关系史为鉴。我们在研究中日关系中的历史因素时，难道不应该同时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吗？
个人的经历有限，以上所述只能是局部的和浮浅的。随著世界不断发生深刻的新变化，国际问题研究本身和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性都会越来越显著，发展也会越来越深入和多样，这就不用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