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柠（北京）

据日本媒体12月11日报道，百馀名东京都立学校教职员工宣布成立原告团，准备把东京都教委告上法庭，要求后者取消对教师的处分，并以精神损害为由要求国家赔偿。这些教职员工因不肯接受教委命令，拒绝在开学式或毕业典礼上起立齐唱“君之代”而遭惩戒处分。在日本国内各地，类似的诉讼已发生多次。

2003年10月23日，东京都教委向所属都立中小学校下达“10．23通知”，命令所有教职员工在开学式或毕业典礼时均须起立齐唱“君之代”。但此政令遭众多教职工抵制，难以贯彻实施。教委当局为维护执政的严肃性，对243名教师给予警告或减薪处分。

但是，被处分的教师认为“强制执行升日之丸国旗、唱‘君之代’国歌属于践踏内心自由的违宪行为”，要求东京都人事委员会进行审查并取消处分，遭到都政府当局的消极应对。陈情遭漠视、痛感行政解决无望的教师们遂决定以法律手段维权。

其实，围绕东京都教委的“10．23通知”，今年9月，东京地方法院曾对另案做出过判决，认定都立中小学教职员工没有遵守教委所发通知的义务，教委强制教师升国旗和唱国歌属违宪行为。而东京都方面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事件凸现了现代社会对“爱国主义”、“爱国心”等问题的理解上，国家与作为个体的公民之间的错位，呈露出表面上价值多元的民主国家，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普世价值之间的紧张、矛盾。

无独有偶，11月16日，在四大在野党集体缺席的情况下，由执政联盟的自民、公明两党提交的《教育基本法》（简称《教育法》）修正案获众院通过，旋即提交参院表决。

按该法案的诠释，教育的目标是“尊重传统文化”，“热爱国家、乡土”；由政府官僚而不是教职工来管理学校和制定教育内容。尽管是战后首次对《教育法》动斧，但修改的内容却相当本质，可以说，日本教育正面临方向性转型。对此，《每日新闻》发表社论称，《教育的“百年大计”在哭泣》。

众所周知，现行《教育法》系作为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环，由美占领军当局制定并付诸实施的，与“和平宪法”一道，构成了战后民主社会的基石。该法在反省和清算军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以培养学生个性、尊重自由选择为基本理念，主要内容包括确立个人价值和尊严的教育、公选教育委员会、九年制义务教育及男女同校等。

战后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左翼社会思潮，认为日本过去悲剧的根源在于过剩的国家主义，要想真正崛起，建设新型国家的话，就必须从彻底清算国家主义做起。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教育曾长期为左倾的“日教组”（日本教职员组合）所主导，学生也被灌输了“过多的”社会批判意识，众多师生对“日之丸”、“君之代”嗤之以鼻，视其为面目可憎的军国主义的象徵，乃至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日本是惟一一个没有法定国旗、国歌的国家（国会通过《国旗、国歌法》，以立法形式把“日之丸”和“君之代”定为日本的国旗和国歌是在1999年）。这种状况显然与日本在21世纪的国家战略目标“大不相称”，引起了日本政府和自民党政治家的焦虑，也构成了上述诉讼的大背景和修改《教育法》的主要动因。

但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爱国到底是责任，还是义务？一旦“爱国主义”以法律形式加以张扬、强调，变成法定责任的话，“爱国”的边界会不会无限蔓延？战前被天皇“教育敕语”洗脑的“道德教育”会不会卷土重来？进言之，战后靠地缘政治的因缘际会和各种各样内因、外因才好不容易得以确立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资源，会不会因此受到侵蚀？而后者恰恰是日本赖以实现21世纪国家战略目标的最根本的制度性保障。

60多年前，“爱国心”被国家机器绑架，为战争“国策”所利用，胆敢抵制、反对者被贴上“卖国”的标签……暗黑时代的惨痛历史殷鉴不远。作为代表国家公权的行政机关，当以史为鉴。与其强制、勉强国民的“爱国心”，不如著力构筑能让国民“诗意地安居”的社会和谐，建设国民乐于高唱国歌的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