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 中

前几天在北京以文会友，和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师生谈“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又和一些知识精英共餐聊天，长了不少知识。

我旧话重提，举了美国战略元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非对称对抗”（asymmetric contest）所作的“苹果”与“橘子”比喻来形容中印两国，反对某些人在议论时动不动就想确定谁比谁强，奢谈印度是否会赶上或超过中国。

北大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景奎教授赞同这一观点。他说，人们把中印两国发展比作龟兔赛跑，这种比赛谁也赢不了谁。虽然在陆地上兔子会比乌龟跑得快，到了水里，乌龟会一往直前，兔子就会淹死。他说最好两国互相帮带，陆地上兔子背著乌龟跑，水里乌龟背著兔子游水前进。我认为这一比喻很生动有趣，喻意也深。

印裔精英的两大贡献

中国发展受到快速道上驶车前进的旋律支配，已经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这是三大动力在起作用：一、全国上下致富心切；二、农民翻身后急于想从毛虫变成蝴蝶；三、共产党政府以高速发展来应付四面八方的挑战，兼有地方党政要员用发展成绩铺平个人事业高升云梯的动力。

印度在这三方面都相对欠缺。但印度从殖民时代开始就有了一批脑子里充满西方文化、英文水平不亚于英美知识精英的中产阶级，当今这批人在美国有两大杰出表现，一是入籍者使得美籍印裔变成美国所有种族群体中人均收入最高者（素以致富著称的美籍犹太人退居二位），二是已入籍与未入籍的印度人在美国信息技术革命中作出突出贡献受到国会表扬。现在他们回转头来致力于祖国的发展，使得印度发展如虎添翼。

参加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座谈的还有在北大访问学习的印度学者，话题不觉谈到印度司空见惯的“罢关”文化（印度话是bund），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教师罢教，一呼百应、声势浩大，政府毫不限制、镇压，游行示威者像过节般轻松愉快。

这一“罢关文化”和印度民族性没有中国人那么致富心切有关，客观上起了“消气”作用。毛泽东曾经希望兼有全国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今天的印度可谓有了个人心情舒畅，却把全国统一意志牺牲。中国是这种状况的反面，似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印度神话故事（包括佛教）中神（佛）经常以老弱穷困者出现于人们面前，去考验他们的良心。中国却喜欢看外表，忘记“毋以貌取人”的教导。听说一位北京著名战略专家最近到了印度一趟，回来的印象是“hopeless”（令人绝望）。当然，如果只看到印度表面上那种脏、乱、蹩脚，这一形容似乎并不夸大。

其实，不要小看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孟买那些矮小的房屋，里面却有世界水平最高软件操作，像摩托罗拉投资巨款到印度开发新产品设计，最后就是高价卖给中国。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那些雄伟的高楼大厦很难有那样尖端产品。印度精英是英语海洋中大群海神，在当今“英语全球化”（Anglophone globalization）中“浮四海，横八荒”，正处在青云直上的阶段，怎么能说印度令人绝望呢？！

当然，在体制上，印度和中国形成两极形势：中国最高当局以绝对权威领导全国一盘棋，虽然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说法，但上行下效的成绩卓著；在印度方面却是相互扯皮现象严重，效率和速度都受影响。现在国际上（印度精英在内）有个相对普遍的看法：中国政权可能逃不掉和中产阶级冲突的难关，印度却没有这个问题。这次在北京和中国精英攀谈，有些新的认识。

中国社会的弊端

有一种说法，贪污现象正好帮助巩固中国领导。一方面，中国的政经社会体制是繁衍贪污的沃土，但无伤大雅。有了贪污，领导就可以打老虎，提高提高威信。当前能在社会上、政界有点地位和空间的中产阶级，“屁股都不乾净”，不会要求领导对反贪紧追不舍的。听说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案件也到此为止了，如果深挖下去，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丑外扬，对胡温领导的稳定也是弊多利少的。至于中国民间，更多关心民生福利上的问题，贪污现象不会引起老百姓造反。

政府把农民的税收豁免了，就那么两三百块钱，贪官大吃大喝一顿饭的十分之一都不够，可农民就对政府感激不尽了。按照当前的发展形势，农民并没有到非造反不可的地步。再有，没有知识精英参与，中国农民也反不起来。当前中共政权危机感特浓，正在想方设法化解社会冲突，局面基本上没有失控。

有人认为，1989年“六四”事件时，邓小平意识到四面楚歌的严重形势，下决心带领精兵“突围”，只能暂时把老弱残疾甩下。今天城市下岗工人和农民的困境以及医疗保健与其他福利的缺乏保障是无可奈何的。

现在，国家蛋糕做大了，有条件把甩下的老弱残疾重新保护起来。有条件的地方，比方说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已经开始实行医疗保险。过去那种医院坚持先交钱再救死扶伤的不人道现象也慢慢纠正过来。听到这些话，海外华裔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