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日前，“18大与中国政治”学术研讨会在早稻田大学举行，与会者结合各自研究角度，对结束不久的中共十八大，围绕集体领导制、合法性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战略、中日关系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赵宏伟（法政大学教授）、毛桂荣（明治学院大学教授）、王元（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准教授）、刘迪（杏林大学准教授）、郑成（早稻田大学准教授）、张剑波（早稻田大学讲师）、黄斌（早稻田大学讲师）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王元主持。

一、关于制度建设和设计：集体领导体制

【王元】我们先围绕集体领导体制这个主题谈一谈各自的看法。

首先我注意到了一点，就是跟16、17大相比这次的18大对外透明度有所降低。可能跟会前出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有关。大会对安全工作也谨慎得过度了点。虽然如此，从顺利完成了交接班这项基本任务这一点来说，大会取得了基本的成功。这一点值得强调，迄今为止的18次大会取得如此基本成功的其实不多。

【毛桂荣】18大的观察非常多，难以在此展开系统观察。有几点与大家共享。第1，上世纪80年代以后推进的废除终身制的改革，应该说成就不少。任期制，年龄限制基本上得到了保障。这个保障既是制度性的，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18大的选举，其中央委员半数以上改选，政治局以及常委大部分改选，就是明证。第2，关于差额选举问题。虽然没有进步，差额有限，但是没有退步。不退步就是好事，就是进步。

【赵宏伟】从制度变化上看人事结果。政治局常委人事的传言是最多的。传言不能成为论据，所以应该从既成制度的制约、制度变化的影响上来看能不能解释常委人事的结果。政治学中的制度和制度化不只是指明文化的制度，前例、约定俗成、惯行、共识等也可归类为制度和制度化。

【张剑波】对这次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交接班，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连续两届顺利交接班，除预定接班者外所有常委集体退出，常委实行集体领导，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规则，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可以看作是党内民主进展的一小步。可以把减少选举环节，扩大差额额度作为改进党内民主的下一步措施。

【刘迪】集体领导制度，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无疑有进步因素。但另一方面，今后中国面临更为艰巨的国内政治改革以及更为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还可能出现日益增多的突发、重大事件，如何保证中共最高权威迅速做出判断、果断采取措施，我们还应对这种制度进行进一步观察。

二、关于政治局常委人数缩减

【毛桂荣】政治局常委7名，其地方经历基本上在东部，中西部非常少。这与上届胡温体制的取向有些不同。有解读是利益政治的结果。诚如是，应该是好事，总比意识形态决定一切要好。但是，中国要解决地区不平衡问题，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希望政策取向要有平衡感。

【王元】政治局常委从9人减到7人不是单纯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而是既定方针。最初我对此没抱太大的希望，常委的位子人人想坐，人数增加容易，要想减少就难了。不过薄熙来空出来一个位子使事物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从9人减到7人属于高难动作。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活力尚在。

【黄斌】我也认为政治局常委改为7人大有好处。前面有人提到常委集体领导形成了“规则”。但是这个规则还在微调过程中，正在不断完善。集体领导可以防止个人的独断专行，避免毛泽东晚期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容易互相扯皮，效率就成了问题。9个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中国也遇到日本核泄漏这样的突发危机，把出国访问的、在地方视察的常委都找回来开会，恐怕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事实上，过去爆发“萨斯”疫情时，中国领导层虽然后期雷厉风行，但是在先期的反应就比较迟钝，错失了扑灭疫情的大好时机。很难说9人常委制度与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减少到7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效率，加强应对国内外危机的管理能力。

那一段时间事情也太多了一些，奥林匹克，世博，亚运，四川大地震，还有西藏和新疆的骚乱。这使得政权整体上渐渐失去了一向见长的柔软性。稀土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政府强调是按照既定方针压缩出口份额。日本人不这样认为，一向是去北京找商务部或者请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通融一下就可以灵活处理了的。按既定方针办事，就是对日制裁。外交没有既定方针，野田政权按既定方针办事，结果在钓鱼岛问题上下不了台了。都是既定方针惹的祸。

不过如果缩短一些的话，最后几年反应迟钝的现象有可能因此得到较大的改观。不过这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5年以后也就是2017年又得调整班子，而且调整的规模很大。中国社会在6、7、8、9这四年因受“整十周年效应”影响将进入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期。

三、关于党政关系

【赵宏伟】在中国官场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国最大的权力关系是党政关系，最大的干部系统是党务干部系统和行政干部系统；党务干部要政治领导行政，行政干部不服“会说不会做”的党务干部。由此党政矛盾和党政团结始终是中国各个权力层的主题。反映在中央人事上，就看到了下述现象。从国务院出身的江泽民到党务干部出身的胡锦涛，再回到行政干部起家的习近平，而接班人又准备了一位党务出身的胡春华。再看看总书记和总理的党政关系。党务出身的胡和行政出身的温，行政出身的习和党务出身的李，党务出身的胡春华和行政出身的孙政才。正是：党政轮替，党政平衡，党政团结。

【王元】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政关系，也就是政治和行政的关系。党政不分，党政分开，党政分离，党政分立，党政合作，党政协调，党政团结等等，不一而足。我去年重译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对这个问题又有新的认识。写了一个长序特别强调这一点。再看日本，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政治家跟媒体勾结起来大肆攻击霞关的行政官僚。老师不好好教书，教不会就怪学生笨，将军瞎指挥吃了败仗埋怨小喽罗们没有奋勇当前。这成什么体统了？提法多表明问题多，反复多。不过我很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一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了。

【刘迪】 中共是从革命党走过来的，长期实行“以党治国”方针，这造成“党政不分”。上世纪80年代，中共寻求解决“党政不分”问题，最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避免出现文革那种权力极端集中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同时在许多领域，如司法以及许多高度专业部门，党政必须分开。但另外我们要考虑，既然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严格强调“党政分开”是否十分有意义。事实上，中共利用提名制、党组、党内生活等方式，全面控制政府。因此，过分强调“党政分开”，意义不大。

四、关于元老干政，中国式伦理型政治

【王元】日本的媒体对所谓的“院政”即元老干政问题报道得很多，有的甚至说是“（江胡）双重院政”。其实日本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前不久的自民党总裁选就是如此。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中国人即使在理智上力求摒弃家族主义，但还是会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共产党中央在毛泽东时代搞家长制，邓小平时代搞元老制，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集体领导制才逐渐走上正轨。

【张剑波】有些研究中国家父长制度的大学教授认为，中国有尊老的传统，最高领导层退休的制度化和最高领导层经验者协商接班人选的做法有利于权力的顺利交接和稳定，可以说是在目前情况下的一种中国特色。

【黄斌】家长制角度应该继续深入下去。我个人认为，家长制下上台的领导人本身对家长制有利用，有反抗，有温情，也有妥协。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各有不同特点。顺应家长制的领导人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低姿态尊重元老，显得虚怀若谷，另一方面又会高姿态向世人宣示权威，自认天命所归，不容忤逆。一软一硬两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的。目前为止，习近平扮演了出色的长子继承人的角色。对胡锦涛、江泽民两代领导人的尊重，绝不仅仅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单纯源于力量冲突达成的妥协，而是由于习近平在家长制的政治文化中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有意识地延续并加强这一传统。而另一方面，在薄希来事件中，处理结果反应了作为皇储的习近平的意愿，显示出其隐露的锋芒。我觉得，随著习近平领导核心的进一步巩固，在继续扮演尊老角色的同时，对威胁政权地位的各种挑战，习近平可能会给予更加严厉的打击。首当其冲的很可能是腐败问题。

五、关于合法性问题

【毛桂荣】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有所发展。现在需要的是相关法律规范的建设，市场秩序的建设等等。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发展要靠政府和市场，而不是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依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的内容应该有所变化了。一个中心应该由“经济建设”上升为“制度建设”了。“经济建设”是政府的工作，是市场的事，而不是执政党的中心工作。“制度建设”应该是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了。制度建设有许多内容，有许多需要做。

【王元】中国政治问题还是不少，有些还越来越严重。我有时想，如果不是他老婆出事，还真拿薄熙来没有办法。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重大隐患。

【毛桂荣】薄熙来的问题，有个人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如何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事实上中国没有任何机制控制这个问题的。党政分开，司法独立等等都是制度建设的要求。党政分开要需要废除政法委，废除党组。至少法院的党组要废除。司法独立，审判独立要追求。

【张剑波】没有经过选举的政权难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其合法性和统治能力都会存在疑问，中国国内严重的腐败问题、格差问题也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