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昭奎
在日本无理扣押、延长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的时候，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提出在经济上对日本实施反制措施的主张，在当时日本政府把事情做绝、故意激化两国矛盾的情况下，开出一些最能够让那些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的日本政治家猛醒的“头脑清醒剂”处方，显然是有必要有理由的，其目的就是促使日本政治家、舆论社会乃至广大国民认识到，每天每时都在给两国人民带来实惠的中日关系发展，正是日本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之所在，日本不应该“因小失大”，错上加错。
但是，正如常言所说，人不应该在愤怒时做出决定。研究人员提出的主张可以供政府部门参考，然而政府的决策则必须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高度，综合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充分预见到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会不会引起损及自身利益的后果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等问题时，除非对方把事情做得太出格太极端，打“经济牌”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从中日关系来说，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经济已形成了可形容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对日本打“经济牌”难免伤及自身，比如“抵制日货”就会伤及中国企业的利益，因为很多“日货”当中有“国货”，很多“国货”当中也有“日货”（比如一些中国造的船只中使用著日本生产的精密轴承）。然而，在两国矛盾被激化到引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慨的时候，即使明知道打“经济牌”会伤及自身，但只要能够给对方造成更大的伤害，只要考虑到对方对这种伤害的承受能力不如我方，也要不惜“该出手时就出手”，即使政府不做，老百姓也会做，比如近来赴日旅游的中国人大幅度减少就是一例。但是，随著中日关系紧张形势的缓和，那就要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为重，犯不著做可导致“两败俱伤”的事情。
钓鱼岛争端从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之前就已经出现过矛盾激化的事件，但是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以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应对两国之间这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依然与日方共同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实惠。今后，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斗争将可能持续下去，但是，如同我们与很多其他国家关系往往呈现出矛盾、斗争、摩擦与合作、交流、对话并行的状态一样，在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斗争长期化的同时，我们同样能够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充实、发展和深化，防止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转化为“中日战略对抗关系”，因为前者是“合则两利”的双赢关系，后者则是“斗者俱伤”的双输关系。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上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双方在经济上陷入反制、反反制的恶性循环，不仅会严重影响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之时，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增强了世界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阶段，环境、资源、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寻找和利用可持续的方法和手段推动经济的增长，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在低碳经济领域的中日合作，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关系到能否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中日应该避免因为两国之间的争端升温而累及世界经济。我们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要为世界负责，为全人类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一段时间日本在钓鱼岛事件上的错误做法，反映了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既损害了日本的整体利益，也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放人”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在错误道路上“刹车”的第一步，日本要改正错误还需做很多事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在日本无理扣押、延长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的时候，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提出在经济上对日本实施反制措施的主张，在当时日本政府把事情做绝、故意激化两国矛盾的情况下，开出一些最能够让那些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的日本政治家猛醒的“头脑清醒剂”处方，显然是有必要有理由的，其目的就是促使日本政治家、舆论社会乃至广大国民认识到，每天每时都在给两国人民带来实惠的中日关系发展，正是日本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之所在，日本不应该“因小失大”，错上加错。
但是，正如常言所说，人不应该在愤怒时做出决定。研究人员提出的主张可以供政府部门参考，然而政府的决策则必须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高度，综合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充分预见到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会不会引起损及自身利益的后果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等问题时，除非对方把事情做得太出格太极端，打“经济牌”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从中日关系来说，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经济已形成了可形容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对日本打“经济牌”难免伤及自身，比如“抵制日货”就会伤及中国企业的利益，因为很多“日货”当中有“国货”，很多“国货”当中也有“日货”（比如一些中国造的船只中使用著日本生产的精密轴承）。然而，在两国矛盾被激化到引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慨的时候，即使明知道打“经济牌”会伤及自身，但只要能够给对方造成更大的伤害，只要考虑到对方对这种伤害的承受能力不如我方，也要不惜“该出手时就出手”，即使政府不做，老百姓也会做，比如近来赴日旅游的中国人大幅度减少就是一例。但是，随著中日关系紧张形势的缓和，那就要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为重，犯不著做可导致“两败俱伤”的事情。
钓鱼岛争端从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之前就已经出现过矛盾激化的事件，但是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以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应对两国之间这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依然与日方共同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实惠。今后，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斗争将可能持续下去，但是，如同我们与很多其他国家关系往往呈现出矛盾、斗争、摩擦与合作、交流、对话并行的状态一样，在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斗争长期化的同时，我们同样能够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充实、发展和深化，防止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转化为“中日战略对抗关系”，因为前者是“合则两利”的双赢关系，后者则是“斗者俱伤”的双输关系。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上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双方在经济上陷入反制、反反制的恶性循环，不仅会严重影响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之时，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增强了世界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阶段，环境、资源、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寻找和利用可持续的方法和手段推动经济的增长，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在低碳经济领域的中日合作，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关系到能否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中日应该避免因为两国之间的争端升温而累及世界经济。我们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要为世界负责，为全人类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一段时间日本在钓鱼岛事件上的错误做法，反映了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既损害了日本的整体利益，也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放人”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在错误道路上“刹车”的第一步，日本要改正错误还需做很多事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