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柠（北京）
近年来，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名字在日本媒体上悄然升温：下村治；尘封多年的著作开始再版，其理论被重置于传媒、学界和政策研究的视野下。
下村治，已故经济学者，六十年代初期池田勇人内阁打出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幕后操盘者，作为构筑高度增长理论并使之体系化的“总设计师”，曾经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经济学家。但如此乐观高调的“高增长论”的“教父”，却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际提出了“零增长论”，令世人大跌眼镜。下村的结论很简单：石油价格既然已膨胀四倍，那么“浸泡在石油中的日本经济”将不得不进入零增长。从“所得倍增”到“零增长”，主流经济学家缘何走极端？尚在高增长的惯性中乐不知返的上班族甚至质疑学者的学术人格。事实上，即使增长势头已成强弩之末，但日本经济的增长毕竟维持到经济泡沫崩溃前的1989年。历史仿佛雄辩地反证了“零增长论”的不靠谱，对其始作俑者的负面评价至今都未完全消除，下村治其人也随著昭和时代的终结而作古，但对其“零增长”学说则至死不悔。
下村果真错了吗？未必。其实，无论高增长，还是零增长，无非都是基于“下村版”增长理论的逻辑结论而已。早在石油危机之前，下村便主张高增长已然结束，日本经济发展将逐渐减速。因为他看到，高度增长是当时日本的劳动人口、对先进国家的赶超效应和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等要素有机组合、因缘际会的产物，而前提既丧失，减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下村来说，“零增长”既是对成熟的日本经济的诊断，同时也是下一阶段发展的目标。以“零增长”为发展目标，容易被误解为“以不发展为发展”，乍听上去颇刺激，甚至令人怀疑经济学者的学术动机。但下村的“零增长”理论的核心在于，以石油危机为契机，实现根本性的产业调整，把此前积累的社会财富用于繁荣文化学术，提高生活品质，从而“使日本回到江户时代的样态”。对日本近现代史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会明白，下村绝非主张开历史倒车，而是因为长达近三个世纪的江户时代确乎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中兴的和谐社会、魅力社会。
实际上，石油危机以降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公共事业和出口产业的拉动。公共事业在刺激景气的同时，也是造成国家巨额财政赤字的祸根。出口依赖型经济，则产生经常性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摩擦的加剧、升级。而为了规避贸易摩擦激化的风险，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过分强调扩大内需，结果便引发了八十年代末期的经济泡沫。下村在其最后的遗著《日本不坏——坏的是美国》一书中，警告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政策的过度应对将导致悲剧性后果，今天回头看来，诚不啻对后来“泡沫经济”的空谷足音般的先知预言。
预言家大抵是悲剧人物。战前，在对外扩张政策恶性膨胀，不惜以策动侵略战争确保所谓“国益”的“大日本主义”甚嚣尘上，军部、政府、学界、媒体举国若狂的时候，新闻记者出身的著名政治家、前首相石桥湛三针锋相对，“不合时宜”地提出了立足于国际协调路线和自由贸易体制的“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海外殖民地和军备，以人为本，兴业通商，以“小”博大。用今天的学术话语表达的话，就是放弃基于“富国强兵”论基础之上的、与列强拼硬实力的传统战略思维，立足于人的尊严与福祉，振兴文化软实力。在某种意义上，战后六十余年来，日本所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未尝不是对“小日本主义”战略韬晦的伟大社会实践，尽管这种践行未必是自觉自愿的自我选择，相当程度上是“被选择”的结果。但甭管怎么说，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发达，客观上便证明这种发展理论是富于生命力的，值得研究、评价。
过去二十年，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遭遇了被称为“失落的二十年”的长期萧条，并因此而酿成了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化景象，做下了战后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问题。而几乎与此同时，从2005年开始，日本人口已过增长拐点，开始持续减少，老龄少子化社会已然定型，势必迅速发展。一个劳动力呈慢性不足、财政赤字两倍于GDP的发达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何以在人口红利已成“过去时”的时代，不复凭借生产力，而是靠文化、艺术、科技、体育来维系自身的发展，告别“下流社会”，作为福利国家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评价，从石桥湛三的“小日本主义”到下村治的“零增长论”，也许并未过时。而邻国日本的问题解决及其解决的程度，对包括正处于老龄社会门槛上的、史上前所未有的“未富先老”型社会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无疑具有超越本国的摹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