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柠（北京）
40年前的大阪世博会与今天的上海世博会，在诸多意义上构成了一对绝好的比较“标本”，但对其比较研究及意义的评价却似乎少得可怜。可关注度低，不等于值得借鉴的东西少，也许是尚未发现而已。随著上海世博会的渐入佳境和高潮过后的“退潮”以及闭幕后漫长的“后世博”时代的展开，更多的意义将凸显出来。而“地球是平的”，穿越时间的“景深”，不同事物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镜像”，交织、重迭于历史的地平线上，刚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观察视角。
谈到相隔40年的两次世博，不得不撂一句套话：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两个东亚邻国均刚刚实现向世界数二数三的经济大国的成功跨越；均在不久前成功举办过首都奥运会；相对于北方的政治中心，两个城市均代表各自国家的商业中心，其市民被公认是国中最富于商业头脑和素质的人群；两次世博的入园者人数均刷新了当时的历史记录：大阪世博为6422万人，上海世博恐怕将创下过亿的记录；两个世博的主题均关涉人的生活：大阪世博打出的理念是“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上海世博则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评价一场“国家的盛宴”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宴会本身的菜单的构成和规定程序是否圆满实现及观众、围观者的印象，还要看世博究竟改变了什么。后者是判断其核心理念的定位是否符合文明标准及能否通过改变社会来有效转化为全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评价指标。
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向国际社会高调宣告了日本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完成。如果借用此番上海世博主题词的表达的话，那就是“繁荣，让生活更美好”。战后日本社会在经历了“一亿人共忏悔”和“已然不是战后”（1956年日政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副标题，宣告战后复兴期的结束）之后，已经进入到一个经济持续高增长，全体国民分享其成果的空前“盛世”。从政治家、官僚，到职场精英、普通市民，大家过得都很“嗨”，没人怀疑繁荣会带来幸福。连波澜壮阔的反安保运动也随著世博会开幕日程的临近，变得“虎头蛇尾”，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从东京站出发，开往新大阪车站的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则人满为患。
世博会跨春夏两季，而对关西地区的大阪来说，则基本上是炎炎盛夏，猛暑难当。日本是有制服传统的社会，从上班族到学生，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制服，挺括整饬，一丝不乱。但大阪世博带来的一个最大变化，是保守的制服文化受到冲击，代之以休闲潮流的兴起。看当时的影像资料，这种过渡十分明显：开幕那天，拥挤在入场口前的人群，清一色蓝、灰西装和立领学生服，偶然穿插其间的一些“异色”，是职业女性的西服套裙；但临近闭幕的日子，则基本上变成了形形色色宽大舒适的休闲服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博改变了日本的纤维工业和时装文化。
其次，是快餐文化的兴起。开幕前，有学者出于在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对店家的排位情况和所提供的餐饮内容能事先把握以决定取舍的需要，建议餐馆建筑应“透明化”。但主办方却不以为然：“巴黎人习惯坐在路边喝咖啡，中国人端著碗在房檐下吃饭，可日本不是这种文化，日本人吃饭是一种隐私。”不久，肯德基日本一号店开业，店铺四周均以落地玻璃装饰，给人以豁亮、清洁、时尚的感觉，结果日日客满，大赚特赚。其它店家见状，纷纷效颦，拆除墙壁，取下窗帘……自此，食不厌精的民族开始接受并拥抱快餐文化。
大阪世博时代，正是日本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所谓“团块世代”）成家立业的时期，住房问题成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住宅难”、“兔子窝”等便是彼时由大众传媒创造，后为社会广为接受的关键词。应该说，日本政府是真心想为民众解决问题的，建设省斥资数兆（1兆=1万亿）日元为大型住宅公团和地方自治体的住宅供给公社融资，建了一大批面向工薪阶层的中低层公寓式社区，性价比其实也算差强人意。但是，世博场馆建设所采用的用预制构件拼装组合（即所谓“干式工法”）而成的预制轻型结构房屋（Prefab House）人气飙升，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建筑的既成观念，国家倾巨资投入的公团住宅被舆论批评为“远窄贵”，甚至出现大量的空巢。而年轻时髦的白领家庭则不惜投入更大的财力购置新型住宅。
除了衣、食、住，行就更不用说了。尽管大阪世博时代政府对外汇尚有管制，但世博的确开启了日本人海外旅行的新纪元，此后20年，世界已鲜有日本旅游团未涉足的航线。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由于日本人的生活和日本社会生态因世博而“改写”，所以大阪世博是一次成功的世博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祝福并期待上海世博。上海，加油！
40年前的大阪世博会与今天的上海世博会，在诸多意义上构成了一对绝好的比较“标本”，但对其比较研究及意义的评价却似乎少得可怜。可关注度低，不等于值得借鉴的东西少，也许是尚未发现而已。随著上海世博会的渐入佳境和高潮过后的“退潮”以及闭幕后漫长的“后世博”时代的展开，更多的意义将凸显出来。而“地球是平的”，穿越时间的“景深”，不同事物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镜像”，交织、重迭于历史的地平线上，刚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观察视角。
谈到相隔40年的两次世博，不得不撂一句套话：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两个东亚邻国均刚刚实现向世界数二数三的经济大国的成功跨越；均在不久前成功举办过首都奥运会；相对于北方的政治中心，两个城市均代表各自国家的商业中心，其市民被公认是国中最富于商业头脑和素质的人群；两次世博的入园者人数均刷新了当时的历史记录：大阪世博为6422万人，上海世博恐怕将创下过亿的记录；两个世博的主题均关涉人的生活：大阪世博打出的理念是“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上海世博则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评价一场“国家的盛宴”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宴会本身的菜单的构成和规定程序是否圆满实现及观众、围观者的印象，还要看世博究竟改变了什么。后者是判断其核心理念的定位是否符合文明标准及能否通过改变社会来有效转化为全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评价指标。
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向国际社会高调宣告了日本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完成。如果借用此番上海世博主题词的表达的话，那就是“繁荣，让生活更美好”。战后日本社会在经历了“一亿人共忏悔”和“已然不是战后”（1956年日政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副标题，宣告战后复兴期的结束）之后，已经进入到一个经济持续高增长，全体国民分享其成果的空前“盛世”。从政治家、官僚，到职场精英、普通市民，大家过得都很“嗨”，没人怀疑繁荣会带来幸福。连波澜壮阔的反安保运动也随著世博会开幕日程的临近，变得“虎头蛇尾”，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从东京站出发，开往新大阪车站的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则人满为患。
世博会跨春夏两季，而对关西地区的大阪来说，则基本上是炎炎盛夏，猛暑难当。日本是有制服传统的社会，从上班族到学生，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制服，挺括整饬，一丝不乱。但大阪世博带来的一个最大变化，是保守的制服文化受到冲击，代之以休闲潮流的兴起。看当时的影像资料，这种过渡十分明显：开幕那天，拥挤在入场口前的人群，清一色蓝、灰西装和立领学生服，偶然穿插其间的一些“异色”，是职业女性的西服套裙；但临近闭幕的日子，则基本上变成了形形色色宽大舒适的休闲服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博改变了日本的纤维工业和时装文化。
其次，是快餐文化的兴起。开幕前，有学者出于在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对店家的排位情况和所提供的餐饮内容能事先把握以决定取舍的需要，建议餐馆建筑应“透明化”。但主办方却不以为然：“巴黎人习惯坐在路边喝咖啡，中国人端著碗在房檐下吃饭，可日本不是这种文化，日本人吃饭是一种隐私。”不久，肯德基日本一号店开业，店铺四周均以落地玻璃装饰，给人以豁亮、清洁、时尚的感觉，结果日日客满，大赚特赚。其它店家见状，纷纷效颦，拆除墙壁，取下窗帘……自此，食不厌精的民族开始接受并拥抱快餐文化。
大阪世博时代，正是日本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所谓“团块世代”）成家立业的时期，住房问题成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住宅难”、“兔子窝”等便是彼时由大众传媒创造，后为社会广为接受的关键词。应该说，日本政府是真心想为民众解决问题的，建设省斥资数兆（1兆=1万亿）日元为大型住宅公团和地方自治体的住宅供给公社融资，建了一大批面向工薪阶层的中低层公寓式社区，性价比其实也算差强人意。但是，世博场馆建设所采用的用预制构件拼装组合（即所谓“干式工法”）而成的预制轻型结构房屋（Prefab House）人气飙升，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建筑的既成观念，国家倾巨资投入的公团住宅被舆论批评为“远窄贵”，甚至出现大量的空巢。而年轻时髦的白领家庭则不惜投入更大的财力购置新型住宅。
除了衣、食、住，行就更不用说了。尽管大阪世博时代政府对外汇尚有管制，但世博的确开启了日本人海外旅行的新纪元，此后20年，世界已鲜有日本旅游团未涉足的航线。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由于日本人的生活和日本社会生态因世博而“改写”，所以大阪世博是一次成功的世博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祝福并期待上海世博。上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