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新生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为纪念《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发行举办的“中日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具有认识意义和参考价值。《中文导报》特予刊载主要内容，以供参考。
一、需要总结的30年历史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也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30周年，又是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近30年后结束，同时也是从福田政权到福田政权父子执政的历史周期。去年中国举行了许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有人谈到“日本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起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日本，恐怕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是今天这种状态及其结果。总结起来，从中日关系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具有三个特徵，其一是示范性，其二是推动性，第三是双赢性。
所谓示范性，是指日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方向或目标。尽管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到邓小平的转变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作为国家的第二代领导人已经没有第一代领导人民族英雄的光环，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生活水平提高，正如我们从东亚其他国家所看到的那样——韩国的朴正熙、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人m而且邓小平本人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还是在70年代初第二次复出时，均表现出对经济建设的热情和执著，但对日本的实地考察仍然给这位卓越的政治家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10月，邓小平为参加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仪式访问日本，在会见日本众议院、参议院两院议长及在野党领导人时谈到自己访问日本是“为寻求日本的丰富的经验而来”。在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说：“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向日本学习。”在乘坐新干线和参观日产公司的汽车工厂时感叹地说“我们需要快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访问日本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其次从对外封闭型经济向对外开放型经济转变、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同为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日本也为中国提供了较强的示范效应，这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特区”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据。
所谓推动性，是指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的推动作用，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持续近30年的政府开发援助、天安门政治风波后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谈到政府开发援助必须提及大平正芳这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大平正芳第一次组阁是在1978年12月7日，11天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张的“椭圆哲学”既是为人处事的行动指南，也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又是外交政策及其行动的核心。大平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以及“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是对“吉田路线”的修正，即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发挥经济大国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独特作用，其中特别强调维持中日友好局面对日本来说有著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决定自1979年至1984年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贷款3300亿日元。日本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英国《卫报》称日本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1989年6月，中国爆发“北京政治风波”，西方国家纷纷表示制裁。刚刚上任的宇野宗佑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在采取制裁措施问题上，必须意识到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截然不同，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不应该以情绪代替理智。同年8月成立的海部俊树内阁仍然执行宇野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继续保持接触并发展中日关系。1991年1月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访问中国，这是1989年6月以来访华的首位日本内阁成员，日本也因此成为“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个恢复同中国高级接触的西方国家。
双赢性，是指在30年的历史中，不仅中国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日本对华投资与贸易也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既减轻了日美贸易摩擦的程度，也带动日本走出“失去十年”的阴影。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另一方面，尽管小泉执政时期中日政治关系降到冰点，但日本经济却在“中国特需”的影响下获得战后最长时期的繁荣（准确地讲是“复苏”，因为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1%左右）。2001年到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平均增长率为25.3%，对外出口平均增长率仅为4.5%。与此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7.2%，但对华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竟高达46%，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04年的12.8%。在此基础上，出口急速增长与设备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引发了自2002年2月开始、长达70个月的经济景气。
二、两国关系的现实背景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虽然目前有人质疑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但对于东亚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战后东亚地区的新兴国家最初本能地采取了民族主义式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但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无论如何，依靠剥夺农业资源进行工业化的方式最后却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因为贫穷的农村居民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此，包括日本在内，东亚四小龙首先在60年代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其后东盟四国即东亚四虎、中国及越南也陆续采取其政策，并出现了“东亚的奇迹”。具体地说，尽管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外资投入和增加出口获得高速增长，但目前存在六大风险，即外贸依存度过高、金融体系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三农问题、高能耗以及高资源消耗，其中外贸依存度高列为首位。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使中国经济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与中国贸易密切国家经济形势的影响，同时会直接影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政策的效果。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三个驱动因素——内需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创新能力的提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扩大国内市场的内需增长。拥有13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潜力很大，特别是农村市场有待于开发，而且通过拉动内需，可以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在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已经提出，但对外依赖结构却更为突出，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45%下跌至2007年的35%。究其原因，是国民财富分配体制存在问题，致使社会三大阶层均存在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广大工农阶层有消费意愿但没有消费能力；中产阶层有一定消费能力但缺乏消费意愿，因为社会保障尚未健全，担心未来开支而不敢消费；富裕阶层既有消费能力又有消费意愿但没有合适的消费对象，土地及矿山等生产资料均不能买卖。但这些问题均涉及到制度性或体制性的变革、涉及到如何将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基础性课题，因而并不能在短时期内可以解决。因此，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及以创新能力，也就是推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甚至知识密集型转化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加强与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即使在制度性或体制性基础上的公共管理部门改革中，也可以借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乃至其后的经验教训。
接下来看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历届政府均提出了“结构改革”的口号及目标，其中以小泉纯一郎政权最为突出。公共部门领域的“结构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市场原理作用下的公共部门管理，大幅度减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即实施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具体地说，日本发展模式是国家集中各种资源并将其加以分配，既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也形成了日本经济社会的标识，即终身雇佣制、全民医疗服务、公司福利和员工对公司保持忠诚等。但这种模式无法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经济成熟等环境变化，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崩溃并造成“失去的十年”说明了这一点。
从理论上讲，这种改革方向大致上没有什么错误，但小泉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不是刺激经济活力的经济改革，而是打破政界既得利益的政治改革。只是小泉首相那种容易获得电视媒体认可的改革话语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以至于忽略了改革的内容，结果数年之后才发觉过急的“结构改革”带来的是工作不稳定和贫富差距扩大。小泉政权再三强调建立一个“小政府”，将公共服务机构的任务转移到民营机构并放松政府管制，持续大幅度减少公共投资，但将大笔政府资金用于援助和扶植私人金融机构，并鼓励企业大量雇佣临时的劳动者。将1986年通过的、仅派遣高技术工人的《劳动者派遣法》进一步推广到制造业和建筑业。2006年共有662万人成为派遣劳动者，在全部就业者中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21%上升到33%。尽管这种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以集团主义为突出特徵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传统社会组织原理及其体系遭到破坏，“一亿中流”向“下流”转化。小泉政权之后的自民党执政者只好不断地应付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并逐渐失去民意的支持。
尽管2002年到2007年日本经济处在较好的发展时期，但正如前面看到的那样，其繁荣的基本因素是设备投资与出口的迅速增长，国民的实际收入及其消费始终在低位徘徊。日本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在56%左右，虽然不及美国的70%，但作为重视储蓄的国家，其消费比例升高的空间不大。也就是说，在节能环保、智能机械等新兴产业尚未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将出口主导型改变为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并非易事，特别是在老龄化少子化日益突出时期。因此，处在战后最严重时刻的日本经济，中国市场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力争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对于本来经贸关系非常密切的日本来说，维持两国合作关系十分重要。
中日关系的现实基础除两国本身的变化外，另外一个重要变量是美国。尽管美国在包括日本、中国在内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东亚各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但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确实是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经济衰退的“溢出效应”。战后美元的霸主地位使美国成为高度集中和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拓展出次级贷款、次级债券以及其他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将美国普通民众也纳入空前盛大的“金融炼金术”体系中，整个社会越来越倾向无节制的借贷消费，目前美国家庭平均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从1990年的75%上升到此次危机前的130%。随著“次贷危机”的出现，房价急剧下跌，家庭净资产损失超过10万亿美元。美国的金融资本不仅使美国陷入困境，而且通过所谓的先进理论、模型与代理人，将其风险转移给世界。在此次危机中，对美国经济依赖程度越高的国家受到的打击就越重。因此，美国这种消费与经济增长模式既无法复制，其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也必须加以变革，同时有必要降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大量美元外汇并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日两国在这场危机中携手摆脱危机，并充分认识到通过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今后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的30年历史充分表明：尽管两国之间存在著历史认识、领土纠纷等方面的问题，但相互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推动了各自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性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发展模式转化也是中日之间进一步突出了在加强相互合作基础上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但未来的中日关系仍然存在著许多不确定因素。
在日本也存在著不同的政治思潮，其主张的内政外交政策也有所不同。首先是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对内主张内部推进适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对外主张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增加日本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发言权，并发展成为可以发挥军事作用的“普通国家”，逐渐脱离美国，形成中日美等边三角关系；其次是新国家主义政治思潮，主张大力加强日美同盟，甚至是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配合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对内通过迅速的修改宪法及基本教育法增加国家的权威以及民族内部的凝聚力；第三是新现实主义政治思潮，主张内部实施符合日本国情的改革，承认并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在推动中日关系的基础上构筑中、日、美三国对等关系，增加日本的独立性和发言权。之所以将三种政治思潮均贯之以“新”的词汇，因为在战后历史上各有其发展渊源。例如保守主义由吉田茂奠定基础，经历了70年代末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国家主义最初由岸信介典定基础，经历了80年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在50年代社会党坚持和平主义，到80年代发展为现实主义。
由于缺乏具有国际意识并付诸行动的政治家群体，目前在日本政界，本身存在矛盾的新国家主义政治思潮却处在主流性地位，即片面地追随美国，甚至有意识地强化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针对中国部分，正如最近以麻生太郎首相为首的政府高官再三明确强调钓鱼岛属于日美共同防御地区那样。尽管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特别是金融海啸下的经济危机，重新国家化的趋势有所增强，以领土为中心的主权问题将成为民族主义冲突的焦点，但通过挑起国家之间的争端来提高政权支持率或提高国际舞台发言权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最终也会使本国的利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