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石）7月15日晚，日本最有权威的文学大奖——第139届“芥川奖”揭晓。中国籍作家杨逸继去年以中篇小说《小王》获得“文学界新人奖”之后，本次又以小说《浸透时光的早晨》摘取了“芥川奖”桂冠。杨逸获奖，这是在日中国人首次获此殊荣，震动了整个日本社会。日本《每日新闻》用“杨逸——日本文学史上的事件”作标题，报道了这条新闻，杨逸也在刹那间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

　　一、两次闯关 终于夺魁

　　从杨逸个人文学经历来看，除1996年前后在《中文导报》等中文报纸上发表过诗歌、散文、随笔等以外，直到去年以前并没有用日语发表过文学作品。但在2007年年底，杂志《文学界》徵集第105届“文学界新人奖”作品时，杨逸投稿的小说《小王》在1000多名应募者中脱颖而出，夺得了这个奖项。这篇小说在日本好评如潮，因此被推荐为第138届“芥川奖”候选作品。在那次评选中，《小王》作为争论最激烈的一部作品，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多数支持，但是在第二轮投票时落到年轻女作家川上未映子之后，川上作品《乳房和卵子》得到4票，而杨逸的《小王》以3票惜败。

　　那以后，杨逸继续勇于挑战，花3个月时间写出了新作品《浸透时光的早晨》，一举获得了今年下半年的第139届“芥川奖”。这次“芥川奖”提名作品共有7部，它们是矶崎宪一郎《眼睛和太阳》(《文艺》夏号)、冈崎祥久《ct深河城市》(《群像》6月号)、小野正嗣《面包车》(《新潮》4月号)、木村红美《月食之日》(《文学界》5月号)、津村记久子《婚礼、葬礼、其他》(《文学界》3月号)、羽田圭介《跑》(《文艺》春号)、杨逸《浸透时光的早晨》(《文学界》6月号)。

　　7月15日晚，在东京筑地的新喜乐饭店，8名评选委员对7部提名作品进行了严格审查。首轮，《ct深河城市》、《面包车》、《婚礼、葬礼、其他》、《跑》4部作品落选；在此后的投票中，杨逸的《浸透时光的早晨》得到了多数票，与其他作品拉开了距离。但是围绕著这部作品，评选委员们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有的评选委员力推矶崎宪一郎《眼睛和太阳》，认为这部作品成功地描写了无序的世界，而且在语言表现和行文上高出一筹；对于《浸透时光的早晨》，有人认为绝对应该获奖，也有人认为不该获奖。

　　虽然评委们都认为这部小说在语言表现上比上部作品有很大进步，但是反对意见认为这部作品难以像《小王》那样引起共鸣，而且所写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缺少魅力，同时这部8万多字的小说处理了长篇小说的素材，让人感到有很多不足之处。而赞成派认为：这部作品可读性强，很吸引人。作者清楚地知道她要写什么，作品中存在著不超越国境就无法写出的内容。评选委员之一、作家高木信子说：在这部作品中，我体验了40年前体验过的热情，小说使我活生生地体验到了人在拼命地活著的时候触手可及的新鲜度，尤其是作品中那些从事饮食业的人们，他们活著、吃饭、争论、变节、遭受挫折，但是仍然要活下去，这直接的触手可及的感觉是生动而新鲜的。  

　　她说，虽然天安门事件这一政治事件被写入作品中，但小说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男性的“个人史”，是围绕这个男性和他周围的人们而完成的一个人20年间的“个人史”。我们日本人的大多数，也经历了应该写出此类“个人史”的20年，却没有出现这样精彩的“个人史”。

　　最后，8名评选委员进行“决战投票”，杨逸的《浸透时光的早晨》赢得了多数的5票。“狂沙吹尽始到金”，杨逸终于如愿以偿，夺得“芥川奖”桂冠。

　　二、两部作品 质的飞跃

　　杨逸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得“芥川奖”桂冠，与她前后两部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质的飞跃有很大关系。

　　《小王》描写一个经营服装生意的中国女人小王，为躲避离婚后中国丈夫的骚扰而远嫁日本。不过，她和日本丈夫“没有一次成为真正的夫妻”，后来丈夫成了一个“没有话语也没有行动的人”，像一个喘气的家具，这使人地两生的小王十分寂寞。小王惟一消除寂寞的方法，就是和家里人通国际电话。有一次，丈夫发现了一张十多万日元的国际电话账单，马上暴跳如雷，把空啤酒罐向她砸去。她认识到自己必须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于是开始在日本农村男子和中国农村女子之间做起结婚中介人，多次带领那些在日本说不上媳妇的男子去中国相亲。在这个过程中，她爱上了开蔬菜店的日本男子土村，但是土村已在她的介绍下和中国女子吴菊花结婚，这使小王无奈而充满惆怅。这时，喜欢她的日本婆婆也溘然长逝，她似乎失去了在日本生活下去的所有理由。

　　这部作品在中日文化对比中选用新鲜素材，酿造出两种文化在接近与冲撞时产生的距离感，以及衍生出来的“距离的美学”，给日本文学界以相当大的冲击。但是这部作品无论从题材还是主题来看，在思想深度、背景广度，以及历史厚度上都无法和《浸透时光的早晨》相比。

　　《浸透时光的早晨》描写两个从偏远农村考入大城市秦都大学的梁浩远和谢志强，“完全像是从黑白电影一下子跳进了彩色电影的银幕中似的”，进入了色彩斑斓的校园生活。校园生活中最使他们兴奋的是文学，最使他们崇拜的是中国文学系的年轻教授甘凌洲老师，他们完全沉醉于诗那飘渺与美丽的梦境中。

　　就在这时“八九风波”掀起，甘凌洲老师是这个城市中的运动领袖。把梁浩远和谢志强带入浪漫的诗之梦境的甘凌洲教授，自然也把他们带入了“为民族献身”的悲壮之中。

　　然而运动过去了，他们俩都因为与“污辱民主运动”的市民殴斗被开除学籍。谢志强流落在打工的民工队伍里，而梁浩远与残留孤儿女儿结婚来到日本，继续从事“民主活动”。时过境迁之后，革命家们面对生存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有气无力的挣扎、用尽心机的经营，没有浪漫，没有理想。曾在民主大旗下呼号的悲壮，在生存和时间中泛黄、风化，风化得斑驳陆离，面貌全非——这使不断追求理想、在生活中坚持“知行合一”的主人公陷入迷茫和彷徨之中。

　　这部作品在精致的感性细节中，提出了许多深邃的历史质问：悲壮是否能够创造历史？生存是否高于主义？知行是否应该合一？后进国家是先富强还是先民主？同时，这部作品的日语表现也有了飞跃进步。在这次“芥川奖”发表的记者会上，《中文导报》记者问代表评选委员、召开记者会的作家高木信子：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杨逸的这部作品在语言表现上一点也不比日本作家差? 高木信子说：这是当然的，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能获得“芥川奖”。这是用日语写作和阅读的作品，并不会因为作者是中国国籍，或使用的不是母语而放松标准。当然，也有人面有难色，认为是否日语应该再上一层楼？但是作为一部“个人史”，日语上的缺点并不明显。

　　杨逸本人谈到这两篇作品的区别时，对《中文导报》记者说：《小王》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我要考虑到日本人是否能够接受我的作品；写《浸透时光的早晨》时，我已经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我写的是最想写的主体，没有去迎合任何人，我用自己的全身全灵去写作——这种全身全灵的投入，也许正是杨逸折桂“芥川奖”的源泉。

　　三、杨逸把新鲜的风吹入日本文坛

　　杨逸荣获“芥川奖”，成为日本社会一条重大新闻。7月15日晚，各大电视台几乎都把这条消息作为头条消息播放；7月16日，日本各大报朝刊也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虽然杨逸是获得“芥川奖”的第5名外国人，但是其他4人都是从小在日本长大的外国人，日语是母语，而杨逸是第一个用非母语写作获得“芥川奖”的外国人。

　　杨逸使日本舆论感到震动的，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小说把一股新鲜的文化劲风吹进了日本文坛。评选委员们认为：杨逸作品有不超越国境就无法写出的内容。《朝日新闻》7月16日的“天声人语”写道，乐见由外国人牵引“日本语文学”走向活跃。

　　日本由于60多年的和平发展，明显的社会矛盾逐渐弱化，体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与矛盾的“显对立”渐渐内化成内心的“潜对立”。表现生活的文学渐渐脱离实体生活本身，不再关注大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冲突，而是进入模糊的话语光晕和内心的千愁百转中。作品中的人物也多飘浮在多重意识的涟漪中，失去活生生的质感。

　　但来自仍处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学环境的杨逸，给了日本文坛一种“活力苏醒”般的刺激。正像今年1月7日，在发表第138届“芥川奖”和“直木奖”获奖作品时，日本著名作家池泽夏树所说的那样，杨逸把日本语文学中没有的素材，把我们不知道的文化，或者说我们已经忘却了的生存方式，从中国带到了日本文学中。如果作者不是超越国境和文化来到这里，学会日语，这些重要的东西就不会传达给我们。小说在情节上充满了戏剧性，对各种微妙的人间关系的描写也非常出色。可以说，这部作品把一股清新的气息吹进到日本文学中。

　　高木信子在这次“芥川奖”发表会上的谈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