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关于2007年GDP数据最终核实结果的公告》，2007年中国GDP总量约合3 .38万亿美元，已然超过了德国3.32万亿美元的水平，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这样，东亚区域内首度出现了世界经济舞台上亚军和季军并处一隅的情景，由此而来的悬念则是，守成的日本和追赶的中国如何各自擘划东亚的整合前景。
日本EPA模式曲高和寡
2008年末，中日韩三国在日本福冈举行了三国首脑峰会。这是东亚三国领导人首次单独在“东盟10+3”框架外，于非东盟国家举行正式接触。然而，在日、韩两国领导人国内民意支持率低迷的气氛下，东亚三巨头的会晤并没能给外界带来太大的想象空间。中日领导人更因为边界争端的新动向而生出些不愉快，并在2009年初锐化为外交部门间的言语争执。
由于政治瓶颈的存在，中日韩对外的经济整合也不得不绕道而行。去年10月，日本与越南签署了两国经济伙伴协定 (EPA)，并已从今年起生效。这是日本对外达成的第10个EPA协定，同时还有5个EPA协定在谈判中，有意向就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商谈的对象至少还有7家。中、韩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正多头并举，同时推进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 FTA协定。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间FTA事宜却自2001年破题以来，一直未有大的进展。
日本在区域经济整合上主攻EPA方式，其解释是门槛较低的FTA不能涵盖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变化，而EPA则涉及投资、服务、人员流动及金融货币等新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事实是，通过与东亚各国展开EPA谈判，并用ODA(政府开发援助)及投资等优势，日本可获得领先于WTO的规则制定权。但这样的居高临下，使得目前它的签约对象局限于新加坡、墨西哥等经济小国，而中韩更擅长的FTA方式却可以扩展到东盟甚至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
日本有关方面将“东亚共同体”诠释为“全面和高层次的EPA”，摆出了自己将引领共同体建设的姿态。然而，E PA的雁行模式未必敌得过FTA的矩阵模式。中国自2002年与东盟签订第一个自贸区协定以来，平均每年都会增加一个 FTA伙伴，而随着FTA伙伴的增加，中国作为FTA轴心国或中转国的地位将日益凸显，这要比日本精耕细作但投入不菲的EPA模式见效更快。一个事实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18亿人口，却将在2015年前实现11国之间绝大多数产品零关税。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对松散的东亚共同市场，可谓水到渠成。
当然，“共同体”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整合的概念，它还必须维系国家安全保障上的共同利益，可以使相关国家为取得和平与繁荣的背书而不惜委托主权。从这个指标上说，日本目前主推的东亚一体化模式有其先进性，因为覆盖面更广泛的E PA包括处理争端的法律体系、标准和认证等法治内容，比单纯的FTA自贸协定更能触及到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构件。
可是在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多样化，地区冲突、矛盾(朝核、台海)空前尖锐，美国及其主导的同盟关系(美日同盟)的影响无处不在的情况下，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几乎不存在包含安全保障的余地。相关各国间唯一的最大公约数，恐怕也就是利用FTA加强经贸联系，增进相互信赖，以期加快一体化进程，朝“共同体”方向位移而已。如此说来，EPA模式还是显得曲高和寡。所以，在现有WTO平台无法推进深层次的减税安排的情况下，日本也没有放弃FTA 这个替代性的贸易武器，而且有与中国分工合作的意图。
“东盟10+3”走到尽头
2009年1月7日，泰国新总理阿披实称，拟将2月底3月初的上年度东盟峰会的地点改为泰国海边度假城镇华欣，以免被亲他信民众骚扰阻挠。此前，由于民盟在曼谷机场反颂猜政府的示威，原定于2008年12月的东盟峰会被迫推迟，地点也由曼谷改为北部城市清迈。阿披实同时宣布，因为时间配合不上，原本要同时举行的东盟领袖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洲和新西兰领袖的“10+6”会谈，将改在4月举行。此番颇为无奈的宣示，连同此前东亚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的启动，不啻表明以东盟为主轴的“10+3”机制走到尽头。
考察亚洲的历史变迁可发现，除了从战前到战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旨在谋求地区霸权的个别国家的国家战略外，围绕“东亚合作”的表面化议论其实是近年来的事情。战前，有“太平洋国际学会”(IPR)曾把“ 太平洋”作为一个地理范围突显出来；战后，1970年代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联盟”构想，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诞生时则有“亚洲与太平洋”的概念……但这些都不是政治上的东亚概念。直到1997年，作为亚欧会议(ASEM)组织的延伸，产生了被称为“东盟10+3”的框架，作为超越地理的地缘政治概念的“东亚”的提法才日渐频密，并于东亚峰会诞生后开始定型化。
“东盟10+3”机制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东亚地区合作的视野，对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是决定性的一步。1999 年，“10+3”首脑会议发表的《关于东亚地区合作的共同声明》，在原有东盟框架所涉及的贸易、投资的基础上，加上了货币、金融的砝码，进而又把合作范围扩大到社会、人才培养、科技开发、文化等领域，安全保障等课题也被纳入政治协商议程。
东亚区域合作短时期内获得如此长足的发展，直接的契机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为避免金融危机蔓延、升级为经济危机，东盟国家痛感东亚区域合作之紧迫与必要性，决定邀请中日韩三国首脑参加于是年冬天举行的东盟首脑峰会，此乃后来被制度化的“10+3”框架的雏形。与从部长级实务会谈出发，后发展到首脑峰会的APEC等框架不同的是，“10+ 3”是从上到下，先有首脑峰会，后有实务会谈。目前，在经济、财政、劳动、农业等领域，均以定期召开的各种级别的高级会谈的形式，务实地推动着合作的发展。而在诸如应对能源、环境、疫病等国际社会共通的新型课题方面，相关检讨也已超越了务虚阶段，向纵深推进。
某种意义上说，“东盟10+3”曾经引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走向，并将构成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内核。一个数据是，这13国相互间的贸易量，2003年便已达它们对外贸易总额的53.3%，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圈(NAFTA)的45% ，接近欧盟60%的水平；而就货币、金融领域而言，“10+3”框架也有各国在紧急情况下融通外汇储备的《清迈协定》等防火墙，甚至有创设“亚洲通货基金”(亚元)的构想。这些都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作出了并且还将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是，东盟多国近年来陷入“民主僵持”，以至于连正常的峰会都无法按期举行，而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不想中国在 “10+3”机制中坐大的国家却希望扩充“10+3”为“10+6”，并于2005年底在吉隆坡举行了首届东亚峰会，从而间接架空了“10+3”机制。
谁来掌舵及中日的分歧
回顾“东盟10+3”机制走过的10年历程，尽管该机制的程序性主导权在东盟，但从区内GDP构成上看，日中两国占绝大部分，东盟仅占10%，韩国一国的GDP也大致与东盟10国相当，因此，实质性的政治主导权向中日韩一侧，特别是中日两国手中倾斜是注定的。即便现在多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3国，构成“10+6”框架，中日依然是其中的主角。
作为东亚地区数一数二、世界数二数三的经济大国，中日两国虽然经贸互补，但缺乏战略互信，包括对东盟的关系定位和东亚共同体边界划分等问题，都是两国战略竞争的领域。
东盟地区历来为日本所重视，是其最早实现了战后和解的地区。早在1977年，前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福田路线”的对东南亚外交三原则(1、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2、做东南亚各国的真正的朋友，构筑“将心比心 ”的互信关系；3、以对等的合作，贡献于东盟区域的和平与繁荣)，不仅从心理上拂拭了被日本欺辱过的国家的历史阴影，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东盟成为日本高增长时期最大的市场之一。基于这种传统关系，日本自恃为“10+3” 机制当仁不让的牵引车，却不料在21世纪被后来者中国赶超。
2002年，中国率先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路线图”，并于翌年着手湄公河流域开发、农业和信息等领域的合作，迈出了与东盟一体化的第一步。担心主导权旁落的日本奋起直追，除了FTA之外，开始加快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以及整个东盟的EPA谈判的准备工作，试图以贸易、投资、科技、能源、环境等更广泛的合作示好东盟，其后还促成了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的召开，再次确认并打出了重视东盟、期待将来结成“东亚共同体”的外交政策牌。
可是，作为思虑慎重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外交政策时而暴露出其墨守成规的一面：2003年10月的东盟首脑会议上，表面宣称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纷争的日本，却在一开始放弃了加盟《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直到看到中印两国加盟，才匆匆改弦更张，于两个月后签署加盟书。日本的踌躇其实是出于怕影响日美同盟的担心，但诸如此类的“首鼠两端”，多少给东盟国家以某种失望和不信任感，也直接、间接地影响其在“10+3”机制中的主导性。
中日两国的东盟逐鹿，还表现在如何确定“东亚共同体”的边界问题上。中国主张继续巩固“10+3”机制，而日本则出于制衡中国的考虑，力推“10+6”模式。不仅如此，在日本既定的EPA谈判对象排序中，中国被置于“10+6 ”中的最后一位，其目的显然是要确立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先地位。至此，日中两国围绕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主导权的竞争完全表面化，本来以区内开发和经济增长为主旋律的亚洲国际关系，也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日本复归何种亚洲意识
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左右日本所扮演角色的有两股力量，一是日本自身的亚洲意识(认同)问题，二是在亚太地区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美国对东亚一体化及东亚共同体的态度。
日本学界有种说法，认为从战前到战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分为三种位相：即政略亚洲主义、心情亚洲主义和思想亚洲主义。政略亚洲主义，是从防卫和资源确保的观点出发，以国际战略视角审视亚洲国家，霸权主义的“脱亚入欧”论即是典型；心情亚洲主义，是指那种为底层庶民间广泛共有的面对列强的屈辱，或对亚洲诸国的同情；而思想亚洲主义，亦即“近代的超克”，旨在摸索某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性现代化方案，以从思想上超越近代西欧的道路。
1963年，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YoshimiTakeuchi)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亚洲主义的展望》，认为正是“脱亚入欧”型政略亚洲主义对后两种亚洲主义的劫持，才导致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结果。换句话说，“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并非亚洲主义的归宿，而恰恰是对亚洲主义的逃逸。竹内看到，亚洲主义一旦从政治操作上实体化，往往会被绑架。那么，不被劫持的亚洲主义是否可行？竹内在其另一部著作《作为方法的亚洲》中思考的结论是：“以东洋重新包装西洋，由我们来变革西洋本身。通过这种文化上的卷土重来，或者价值上的卷土重来创造出普遍性。”但是，竹内所宣扬的思想亚洲主义迄今未能在日本扎根。
亚洲意识的稀薄和亚洲认同的摇摆不定，是铸成近现代日本国家悲剧的最主要根源之一。战后，日本的亚洲观虽然总体上调整到和平主义的轨道上，但遗留的问题不少。譬如，反映在对殖民战争反省的问题上，据日本著名政治记者田原总一朗 (SouichiroTahara)在刚刚停刊的《月刊现代》杂志终刊号上撰文透露：关于去年因公开为战争翻案而被免职的原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的问题论文，他在匿名前提下对数名自民党中坚干部和自卫队官员采访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对田母神的论文并无“别扭”的感觉，反而觉得是某种常识。
日本能否彻底回归东亚认同，重建所谓“思想亚洲主义”，既关系到东亚共同体构想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中日各自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而在世界经济动荡、中国承担世界主要增长角色的背景下，东亚一体化过程本身也可能会反过来刺激日本亚洲意识的构建和巩固。
美国对东亚共同体存疑
美国作为日本亚洲意识最大的外部重塑者，其已经卸任的布什政府将自身与东亚各国(除朝鲜、缅甸)政府的良好关系视为主要外交遗产之一。布什任内曾经试图调解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说，美国对日本复归亚洲、领导东亚的行为尝试鲜有明确表态，态度既谈不上积极，也谈不上消极。毕竟东亚共同体尚未被明确定义，离成形尚远。但同时，东亚共同体通过该地区既有的国际组织架构，在朝一体化的方向步步为营构筑的既成事实，也让美国抱有一定的担忧。大体说来，美国的警惕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东亚共同体会不会如同当年的欧洲共同体一样，对美国未来的地区安全保障和经济政策构成束缚，影响其灵活性？第二，东亚共同体如果在中国的主导下推进的话，会不会沦为中国的工具？第三，东亚共同体构想，使东亚多种政治体制并存的现状被承认和肯定，这会不会导致美国所追求的民主主义制度转型和尊重人权的政治议题钝化，甚至中途改道？
此外，也许美国最大的疑虑是：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是否包含美国？因华盛顿从未表明过参与意向，所以目前对这个问题肯定和否定两种主张都可以展开，分别导致不同的结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新的国际机构、规约框架的形成，如果威胁到美国参与的军事同盟或其他安全保障体系，都将是它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不管这个政府是由希拉里领衔的亲华而漠视日本的国务院决定外交政策，还是由所谓更具国际观的奥巴马实际掌舵，都不会有差别。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