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再次受到舆论关注。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昨天发表调查报道指，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署名“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这篇文章也把中国居民的不同来源的收入分为白、黑、灰、血、金，这五种颜色，代表了合法、非法与暴利型的几种收入。其中，大量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主要归入占城镇居民人口10%的高收入户中，腐败与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

　　文章引用专家的观点说，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据称是采访了中国15个省区市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的上述报道提出，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的测算，即中国基尼系数是0.47。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对该报介绍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收入最高和最低的10％人群相差23倍

　　另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的看法，中国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具体而言，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比城乡收入比的国际最高指数2倍左右还超出一截；中国工资最高与工资最低行业职工工资差距是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从80年代以来参加过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指出，当前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阶层居民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富人与穷人消费支出结构的差异，穷人的财富未必呈现实质性增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经济参考报》分析说，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上，导致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两头拉大”的危险趋势。

　　上述报道的字里行间，也让外界看到中国正形成新形式的不公与财富掠夺。其中，土地、资源、资本，这三大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

　　该报介绍唐钧的观点说，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按中国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归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少数房地产商，“没有房子的人”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与利用，令他们迅速暴富。例如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近年诞生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人民币，约893新元）。资本市场上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除了资源要素分配不公以外，与财富分配挂钩的“权力分配”格局，也是当前许多人极端不满的焦点。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指出，中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 “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该报称，许多受访者认为政府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从专家的角度说，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