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9月4日上午，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线上颁奖仪式在广东中山举行。现场揭晓了各类奖项获奖名单，获奖者通过视频发表了获奖致辞，表达了遥远的祝福。

第五届中山文学奖共9部作品入围：薛忆沩向改革开放致敬的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获得评委会大奖；张惠雯的短篇小说集《在南方》、亦夫的长篇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谢炯的诗集《黑色赋》获得优秀作品奖；范迁的长篇小说《锦瑟》、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野》、黑孩的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周洁茹的散文集《在香港》获入围作品奖。旅日作家亦夫与黑孩代表日华文学，奉献佳作，获得嘉奖，可喜可贺。

据介绍，本届获奖作品体裁题材广泛，内容多元丰富，从作者分布地域看，美加地区和在日华文作者占有较大优势，参评作者中既有历届文学奖的老朋友，也有初次结缘华侨文学奖的新面孔，除薛忆沩外，其他获奖作者都是首次参评，无论是新生代实力作家还是跨界作者，均表现出了不俗的创作实力。值得一提的是，获奖者中有7位女性作者，并首次有澳洲作者获奖，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近年来海外（含港澳台）华文作家的整体面貌和创作态势。

据了解，日华文学是“中山文学奖”的常客。第一届华侨华人中山杯文学奖评选中，旅日华人作家华纯以散文著作集《丝的诱惑》获颁优秀奖；在第四届中山文学奖大赛中，旅日华人作家陈永和以长篇小说《1979年纪事》获颁优秀奖，李长声以散文集《长声闲话》获颁入围奖，华纯获得伯乐奖。在本次第五届中山文学奖中，日华作家亦夫的长篇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获得优秀作品奖，黑孩的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获入围作品奖，再次展现了日华文学蓬勃的创作力。

疫情期间，由于身居海外的获奖者无法亲临颁奖现场，他们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表达了遥远而亲切的祝福，感谢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多年的坚守，为海外华文作家提供了一个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希望通过华侨文学奖这个平台，让更多海外华侨热爱母语，心系祖国，关注中山，情牵桑梓，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文学力量！

广东省中山市是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也是著名侨乡。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孙中山文化资源，推动华文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2009年，以“中山杯”命名的首届文学奖在中山市举办，成为国内首个面向海外华文作家征集作品的奖项，2011年、2014年、2016年先后举办了三届，张翎、严歌苓、陈河、洛夫等一大批作家获奖，在华文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2019年11月，由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中国侨联主管）、广东省侨联、中山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正式启动，经过半年时间征集，组委会收到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士、奥地利、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应征作品110余部，经初审和终评，最终9部作品入围。

日华文学与北美华文文学相比，多少年来一直处于作品少、影响小、长期不被重视的地位。但随着近年有数位日华作家获得了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日华文学开始渐渐获得了应有的关注，亦夫就是其中之一。他自言：获得“中山文学奖”对于他这个长期游离于各种文学组织、文学活动和文学奖项之外的写作者来说，是一份荣幸和鼓励。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标志着作家亦夫写作的巨变和成熟。

◎记者：据我了解，对于旅居东京二十余年的您而言，这是您首次创作以日本为全部故事发生地的长篇小说，可谓转型之作。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出来？是什么触发了您的写作灵感？

●亦夫：写作三十多年，我出版的十来部长篇小说，一直都在寻求变化，而这种变化跟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是密切相关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农村刚到北京大学上学，最初的两部小说《土街》和《媾疫》是过去的乡村记忆，而随后的《玄鸟》和《城市尖叫》，反映的则是我对都市生活困境的迷惘。旅居东瀛之初，我所写的几部长篇仍是国内记忆，时间久了，日本生活对我人生经验的影响日益加深，这自然就会反映到我的小说创作中。写一部日本生活的小说，可以说是积蓄已久的想法。其实要说转型，除了题材是首次描写日本生活之外，更为明显的变化是叙述方式的变化，我过去的小说都是以第三人称写作的，而《无花果落地的声响》则是第一次采取第一人称写作。

◎记者：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留学日本的作家群体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当下知名旅日作者，老一辈如李长声，年轻一辈如苏枕书等，多是以散文随笔等非虚构写作方式介绍日本文化。但在您这部小说中，却为读者呈现了最日常、最真实又鲜为人知的日本。生活在日本多年，日本文化带给您怎样的滋养？

●亦夫：作家的类型不一样，对异质文化的反应也不同。我大概属于那种在异文化中不容易受到冲击的人，因为我比较容易接受相异甚至对立的东西。但即便接受，异文化起初也只是一个与己无关的观察对象。真正的影响来自它在漫长的时光中对你的浸润甚至俘获。正是日本生活的日常细节像渐渐涨起的潮水一样打湿甚至淹没了我，使我不知不觉中对生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缓慢到你基本上没有察觉。这种变化必然会反映到自己的写作之中。这种变化对写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笼统地说一句，那就是它丰富了我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这既包括认识的角度，也包括体验的拓展。

◎记者：在颁奖词中，评委说您将日本文学中最为精髓的部分融入到汉语之中，这让小说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您认为日本文学最为精髓的部分是什么？

●亦夫：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是作家对一种文化个体认知的总和。所以日本文学必然是日本社会和生活的折射，日本人的内敛、低调，日本社会对礼仪和形式感的尊重，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这些特征表现在日本文学中，就必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学的特质，便是日本文学的精髓。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外华文创作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在国门刚刚开放之初，海外华文文学多以表现差异的猎奇方式存在，在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的现在，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距离和隔阂越来越小，这样才有可能让海外华文作家真正去思考异文化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创作出更具深刻性的文学作品。

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获得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这令我想起2016年，在日的两位作家陈永和与李长声，同时获得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那是我第一次得知，原来有一个唯一面对华侨华人的文学奖项。

不知道是否受陈永和与李长声获奖影响？同一个时期，日华文学创作非常热闹。日华文学做为概念被提及大约就在这个繁盛时期。有人对这个时期的日华文学做过归纳：一是小说写作。如陈永和、哈南、亦夫、张石、华纯、林惠子（现已定居上海）等；二是知日写作。如李长声、姜建强、唐辛子、房雪霏、杨文凯、杜海玲、赵晴、万景路等；三是纪实小说。如孟庆华、李小蝉等。四是诗歌创作。如田原、弥生、季风等；当然也不能忘了新人，如春马的小说诗歌和王海蓝的随笔评论等。

2019年我开始写作《惠比寿花园广场》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它可以拿到这个奖。但我的确是感觉到一种遥远的憧憬，感觉到内心对写作的冲动在不断增加。我憧憬的不仅仅是获奖本身，还有日华文学可以逐渐得到海内外的关注。

我们置身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日本前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不一样了，文化不同了，有的知识用不上了。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的新生活。但有一样不变的就是语言，永远会驻留在我们的身体里。人生有局限性，但我们喜欢的文学离我们很近。

就说陈永和吧，她是我的好朋友，是一个文学爱好家。她把文字当做从身体里长出来的树。《一九七九年纪事》的原始种子是她小时候记忆中，从她老家的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

再说李长声，他是一个读书爱好者，涉猎广泛，笔耕不辍。有人说他5卷本《长声闲话》像万花筒，拿起轻轻一摇就是一幅日本社会图景。这个作品系列也获得了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陈永和与李长声同时获奖，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也让日华文学的创作者备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