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益瑶，傅抱石之女。197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入江苏省中国画院从事国画创作。1979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日本画系，获硕士学位。后入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平山郁夫研究室，师从平山郁夫。在中国、日本、美国、瑞士，以及联合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40馀次。1990年，获日本最高美术评论奖“伦雅美术赏”。1995年获日本“神道神社文化奖”。

采访者：您父亲傅抱石先生肯定有许多收藏。您身处其间，目熏耳染，应该受益匪浅，请您谈谈早年对于收藏的感悟好吗？

傅：小时候，收藏是家里最大的快乐。直至今日，遇到没有收藏的“大户”人家，我总觉得好生奇怪。打小起，家中就有两种特殊的客人，一是中医，一是古董商。中医，不为看病，是为聊天而来。养身的，养心的，好多妙事在闲谈中得到传承。爸爸嗜好旧物，因手头拮据，常有古董商来以画易物。“您看，这个怎样，一张画？这个两张画，这个五张画！”“好！”妈妈最高兴看这场面，因为玩古玩，是很了不起的事。父亲对古玩不仅仅有情感，还有把玩的趣味，内心的欢愉，和现代人的投资意识完全不一样。没有待价而沽的庸俗，买来的都是自己喜欢，会跟著一辈子的。

玩古董要有这种文化，视它如一个活物。中国人讲，小孩要打，老人要养，这个“养”字， 不仅是给他吃穿，尊重他，更是对他有感情，心里有他。对古物也要有这片“养”的心。

采访者：请谈谈您去日本之后的从艺经历。

傅：1979年，经邓小平同志批示，我作为公费留学生开始了东瀛之旅。公费留学每月生活费是3万日元。由于房费、学费都是公费的，起码不会饿死、冻死，不会没书读，但手稍松一点就没钱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很萧条，家里也没钱，国外又没任何关系，生活拮据得很。那时候，一些晓得我的画商，就来请我画画。刚去的一二年，我画了一些画，往来的画商不是一般人，其人姓张，名允中，1928年生于台中县大雅乡，张氏耕读传家，是当地望族，祖父和外祖父均为收藏古玩名家。

张允中夫妇旅居日本40多年，他有点旧派，过往的画家很多。特别那时我们都接触不了的，譬如张大千，他与张大千很熟。以及台湾、美国的很多画家如江兆申、黄君璧等都是他介绍我认识的。此外，他藏有很多珍贵文物，是典型的旧古董商，好东西绝不轻易出手。他认为好客人第一，价钱其次。开始去的三五年间，住在张允中先生的家，与他的交往，以及他对我的关心，是我后来能够在日本生活下去，没有彻底讨厌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采访者：您对自己的作品进入市场怎么看？

傅：初到日本时，水墨画还没有影子，10年煎熬，恰好碰上了中国传统水墨画逐渐成为市场宠儿的契机。原因是日本开始了泡沫经济，好东西渐渐浮了出来，许多年轻画家也开始登上市场，但最主要的市场仍被日本画占著。我亲历了一号（明信片大小）几十万的日本画，不到二三年就变成几百万的疯狂年代。最后，平山郁夫老师乾脆写无价，因为他一号要卖到3000万，完全是没有市场的价格。但平山先生是一个对政治、社会、思想有理念的人，他诚朴无华、不苟言笑，对中国的人和事都很有感情。当画价高到一定程度，他就基本不卖了，转而从事世界文化事业。有如此胸襟的人，在日本除了他，还有东山魁夷。

日本的土地特别少，地价暴涨，绘画就被称为“墙壁上的土地”。普通画家，在这些年里，画价不知翻了多少倍，高得惊人。但他们不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这不是画本身的价钱，是有人捧著，需要它们值那么多钱。在经济产生大量泡沫的年代，艺术品往往会沦为贿赂、赌博和洗钱的工具。有些画家也许天赋不错，若坚持下去多下苦功，应该会有成功的一天，但为了经济条件好，“迷不知吾所之”，画价炒得很高，却走进了死胡同，令人惋惜。

日本大致是一种内陆的经营体系，画家卖给画商，画商卖给客人，客人若在外面找到低于画商的价格，可以退画给画商。这是规矩，不像国内，昨天卖出，今天就不认账，他若不认账，招牌就挂不住了。这种信赖在泡沫经济时期造成了画家最大的悲哀。比如，今天画价高，以400万卖出，明天跌到40万，若画家要贱卖，就必须先用400万把这画买回来，画就只值40万了。如此规矩，泡沫经济一崩溃，很多画家无法再卖。如此，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业务，只有靠完全不进入社会，在亲戚朋友、私人后援之间转转，销量微薄，事业上遭遇很大的灾难。当然在美国市场的冲击，全球化的趋势下，原有的规矩已打破了很多，但日本至今仍有所保留。

爸爸生前一再说，画画和卖画绝不是一条路。画家要和卖画一点关系也没有，画才能画得好。若提起笔来就想到，此画赠某某权贵，必得重赏；此画鬻某某富豪，必得厚利等等，落笔时定胆小得不得了。一个人要走自己事业的道路，是一件很庞大的工程。

我认为，收藏有三件事不丢掉，你就是炒作一下也不要紧。第一，不丢掉自身对艺术的喜爱；第二，要做一点学问；第三，要留点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