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 石
一提起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人们眼前立刻会出现一个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不夜城，整个区域里充满了各种的营业场所，举凡吃的、玩的、住的、情色的应有尽有，而这里也是大型的红灯区，混杂了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权谋和贪欲；这里曾爆发过日本暴力团之间、暴力团与中国黑帮之间、中国黑帮之间的激烈的抗争，风林会馆抗争事件等流血事件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而华人作家李小牧的纪实作品《歌舞伎町的案内人》，更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皮条客在歌舞伎町的全景生态，在人们印象中，歌舞伎町是一个充满刺激、惊险、动荡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国人皮条客淘金的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最近记者在歌舞伎町采访时发现，歌舞伎町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记得几年前记者在歌舞伎町采访时，走不过10米就会有中国皮条客来跟你打招呼，主动为你介绍各种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是最近记者在走访时发现，这样的皮条客已经很少见，歌舞伎町的各个街道和胡同也都显得空空荡荡，偶尔有日本的皮条客来打招呼，而主动上前来打招呼的中国皮条客却一个都没有看到。
一个仍在歌舞伎町做皮条客的中国人告诉记者∶现在歌舞伎町中国人皮条客正在经历著萧条与转型。
一、萧条——来自世界与中国
歌舞伎的皮条客服务对象一般是中国大陆的来访者、韩国人、日本人、香港人和台湾人，但是去年年底以来，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先导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日本货币陡然高升，客人一下子少了许多。日元对韩币等货币的比价甚至高涨一倍，这也使歌舞伎町的饮食业、色情业受到了打击。
现在歌舞伎町做皮条客的小刘对记者说∶“以前韩国人、香港人来得很多，也是比较好拉的客人，但是现在一下子少了许多，对我们的生意影响很大。”另一位皮条客小孙说∶“以前日本人很多都到这里享乐，但是经济一不景气，大家最先节省的就是喝酒、游玩的费用，该来这里喝酒人都买点酒回家去喝了，藉著酒劲儿顺便玩玩色情的事也就免了。”
而中国大陆客人现在也明显少了起来，日元高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旅游客人现在正在向关西转移，游关西可以访问京都、奈良两个古都和大阪一个闹市，大阪的吃喝玩乐不比东京差，而且很便宜。再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国内现在黄色产业也在半公开状态下“突飞猛进”，歌舞伎町的色情与黄色已经不太稀奇了。
华人作家李小牧的纪实作品《歌舞伎町的案内人》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
2002年5月，春末夏初的日本列岛。
我的手机几乎是24小时毫不间歇地响个不停。与下个月就要拉开帷幕的世界杯足球赛同步，我也与参赛的各国球队、来自全球的球迷一同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电视和报纸报道著一支支球队和一夥夥球迷踏上日本的土地，本来沉迷于棒球和相扑的日本人也关注起了足球，我则感到了一丝可以大有作为的兴奋。
当然，我可不是要将新宿歌舞伎町的中国人犯罪团夥组织起来趁火打劫，而是需要多增加一些“导游”的人手，特别是需要擅长英语的中国人——在世界杯期间，大量的国外游客会光顾歌舞伎町。
我与几个“同道”一起做著这项“引路人”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主动招呼那些来自亚洲各国的游人，带他们去歌舞伎町里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干我们这行的日本人也有不少，但他们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我们之间各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基本上不会有冲突。
我在日本的各家中文报纸上登出了招募广告后，我的电话就开始彻夜作响。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要知道，日本从平成年间开始的萧条，不但体现在经济形势的低迷上，同样直接波及到了在日中国人的生活。在这种时候，一个在日中国人能拿到广告上所保证的“每个月有二十四万到四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那绝不是一般的诱惑力。既然有这等好事，有几个不想来碰碰运气的？就算是半信半疑，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也不是一件难事。
而皮条客小孙对记者说∶我以前做留学生的时候就在这里干皮条客，那时挣个四、五十万真的不成问题，除了学费、生活费、房费等支出外还有很多剩馀，而现在挣上二十万都非常非常难，挣四十万就是天方夜谭。
二、留学生——不干这一行也没什么好干的
留学生小刘在一所专门学校里学习，由于这里的工作已经挣不够生活费和学费了，因此有时他还去打些零工。
记者问小刘∶“挣这么几个钱，那为何不去做料理店，在那里刷碗，一个月也要挣上个十几万吧？”
小刘说∶“你说的那也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在料理店刷碗也非常不容易呀。比如说，在开始去的时候，和老板说好从傍晚5点干到晚上10点，但是如果晚上没有客人，那么老板就会对你说，对不起，没有客人了，你回去吧。什么时候回去，工资就算到什么时候，因此你要是干刷碗的工作，也无法知道你挣到的钱够不够，开始算自己的工钱时觉得挺乐观，但是工没打完就回家的时候多了，就无法计算能赚多少钱了，哪都不景气，就对付著在这里干吧。”
现在还有一些留学生在这里讨生活，但是他们干得似乎很辛苦，“每个月有二十四万到四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似乎已经成了过去的故事。
三、从“专职”到“业馀”——皮条客的转型
以往在这里讨生活的中国人，虽然有的是学生，但拉皮条是他们生活与学费的来源，而随著时间的推移，留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已经毕业、就职，有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份收入，结婚生子的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们留恋这块曾经作为他们的“衣食父母”的歌舞伎町，而且打惯了夜工，5、6点钟下班回家，还觉得有些寂寞，有些空旷，那站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奔忙的兴奋与期冀仍然在他们心中萦绕，仍然使他们欲罢不能。于是他们下班以后，又来到了歌舞伎町，作为业馀职业，干起了皮条客。
小孙大学已经毕业，现在日本一家商贸公司就职，每月工资24万，新年和盂兰盆节还有奖金，而且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孩子了。但是他现在每天晚上还是来到歌舞伎町做皮条客。
小孙说∶“现在我在公司搞一些资料翻译等，但是在当学生的时候打夜工打惯了，下班以后睡得太早也睡不拝，因此就又来打工了。我现在固定在一家脱衣舞场拉客人。这家脱衣舞场的门票是5500日元，但是考虑到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因此我拉到的客人一般可以减价到4000日元。”
“现在和做留学生的时候不一样了，以前是挣学费，挣生活费，因此挣不到钱的时候很焦急，但是现在不指著这点钱生活了，压力也没有了，就是挣个零花钱，像玩一样了。”
“像你这样的把皮条客当成第二职业的人目前在歌舞伎町能有多少?”记者问小孙。
“差不多有一半吧。”
听了小孙的话，记者深深地体会到∶歌舞伎町的皮条客有很大一部分正在从“专职”向“业馀”转型。
四、中国卖春女们今何在？
在东京新宿红灯区，有拉皮条的中国男留学生，也有站在马路边强行拉客按摩的中国女留学生。2001年左右，东京歌舞伎町一位华人经营者估计，仅这个地区，在中国人经营的“斯纳库”里打工的中国陪酒女就不下三千人。这些人有的人从表面看起来是按摩女或陪酒女，但是也有许多是在“斯纳库”等著客人来领她们“出场”。
那时记者曾去一家中国人经营的“斯纳库”里去采访，那里曾有40多个中国的年轻姑娘在那里等著“出场”，所谓“出场”就是和客人去旅店卖淫。
她们没事时就坐在那里陪陪酒，唱唱卡拉OK，有人来领就出场。一个来自中国河南的30来岁的女子当时对记者说∶她“不方便”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在那个期间就不能挣钱，但是就是这样有时每月也可以挣60多万，有时一个客人会领她们这里的3个小姐一起“出场”。
歌舞伎町里情人旅馆林立，那里面经常是颠龙倒凤，高潮迭起，生意非常好。她们来店里陪酒，每天只保证给五千日元，一般客人进店先付一万日元，如果挑选小姐去“情人旅馆”，出场一次收费三万日元，她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出场”。
“这些小姐现在还有吗?”记者问在这里混迹8、9年的小孙，小孙说：“不能说没有，但是已经非常少，非常隐蔽了。这里现在一般都做合法的生意，秩序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有许多骗人的店，比如说进去时说好是1万，走的时候被敲诈5万等，现在这样的店基本上没有了，大家做得都很合法。这几年打打杀杀的事情也没有了，有了矛盾，大家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大家似乎都认识到了，打打杀杀对谁都没有好处，还是和气生财。”
“那么那些干合法的色情业的姑娘们中有没有中国人呢？比如说脱衣舞女中？”
“在这种全脱的店中是没有的，但是歌舞伎町中有一种高级的脱衣舞场，边喝酒边看表演。那里一般只脱上身，短裤是不脱的。这样的脱衣舞场中有一、两个中国人。但是这样的脱衣舞场对身份要求比较严格，留学生这样的身份是不能做的，她们都一定会有更稳定的身份。”
五、中国人皮条客们眼中的大陆客
“也有一些大陆来的人，我们很看不惯。”小刘说。
“为什么呢？”记者问。
“他们对我们很不礼貌，比如说，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在我们去拉生意时，对我们都是非常客气，就是拒绝时也很有礼貌。但是大陆来的一些人有时很没有礼貌。而且他们中间有的人花钱特别冲，然后还要发票，这就让我们怀疑他们是用公款挥霍。有的时候他们吃一顿饭，比如和牛什么的，就要花70多万，如果真的是用公款消费，那是很浪费的。我们也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很关心，在四川震灾发生时，我们都捐款了，我捐了一万多，我妻子回中国也捐了很多。如果有的大陆客真的是用公款消费，我觉得这些钱应该花在更需要钱的地方。”
皮条客小严说∶“现在中国国内玩的地方也很多，大陆客人对歌舞伎町这些事情已经不稀奇了，有一些人来了之后想玩日本姑娘，不是日本姑娘不要。可是日本姑娘是找不到很多的，一些人就让一些中国姑娘去应付他们，但是不能说汉语，要对他们说日语，这样他们玩完了之后也很高兴，说：日本姑娘很不错，其实日本姑娘和中国姑娘在身体上是没有啥差别的，哈哈……”
星移斗转，白驹过隙，也许歌舞伎町现在每晚仍是灯红酒绿、五光十色，但是它也在世界的变化中经历萧条与繁华，兴盛与衰落，像一条彩色的河流，有时高潮迭起，有时浅唱低吟。而随著这个河流涨落在其中讨生活的年轻的中国人，也在尝尽其中的荣辱兴衰与甜酸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