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石
在四川大地震中，日本政府先后派出了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和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医疗队，救援队和医疗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忘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灾区人民和广大中国民众的盛赞，甚至使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大幅上升。上海新秦信息谘询有限公司伞下的“新秦调查”的一项调查显示∶地震后，在回答“你对日本的感情变化了吗？比如说在对日本的亲近感和友好感情方面”这个问题时，回答“变得非常好了”的有11.3％，回答“某种程度变好了”为62.5％，回答“本来就抱有好感，没有多大变化”的人为8.5％，回答“本来就抱有好感，一点儿也没有变”是1.3％。这样，回答“好感度上升了”的人共为73.8％，加上原来就具有好感的人，对日本持有好感的人达83.6％。2004年，“新秦调查”的一项类似的调查则显示，回答对日本持有强烈好感的中国人仅为3.0%，回答有好感的仅为12%。日本的救援队和医疗队在中国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他们为什么会赢得中国人的盛赞？针对这个问题，《中文导报》记者于6月10日在日本外务省，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队长小泉崇先生和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的医疗队队长、外务省地区调整官田尻和宏先生，他们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在中国灾区的工作及与灾区人民结下的难忘的友谊。
他们的敬业精神震撼著中国人的心灵
日本救援队的特长是城市型灾害的救援，也就是在地震和事故等灾害发生后，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救助生存者等。
这次地震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在5月15日向日本提出了派遣国际救援队的要求。根据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我们救援队在5月15日的傍晚从日本出发，这是日本有史以来以最快的速度出发的救援队，从接到中国政府方面的邀请到出发仅有6个小时。日本已经向海外派遣过13次国际救援队，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迅速。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准备，只是等待两国政府的协商结果。
作为地震灾害的救援机会来讲，12日发生地震，15日出发，已经晚了，因此一接到命令，就必须紧急出发。我们救援队的第一批成员在15日出发，16日第二批也坐包机出发了。
我们首先去的是四川省青川县的关庄镇。我们首先从高处向下面受灾地区观察，这里周围是山，由于山体滑坡，把整个村落都吞没了，已经看不到村庄里的任何东西，只是一片砂石。
由于我们是城市型灾害救援队，其特点是在地震和事故等灾害发生后，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救助生存者等，因此没有对应大规模山体滑坡造成的灾害的机械和人力，也就是说没有对应这种灾害的机能。于是我们在徵得当地的灾民的理解后，又来到了乔庄镇。这里是一个市街，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有许多建筑物倒塌。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一所医院的职工宿舍，这是一座五层楼房，这座楼房只有中间的部分倒塌，倒塌成一片碎砖瓦。根据周围住户的说法，在这座楼房的二楼中，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和生后只有两个月的婴儿在发生地震时正睡午觉，现在仍然被埋在瓦砾中，希望我们把他们救出来。
于是我们在16日的傍晚开始了最初的救援活动，马上天就黑了。我们清除了一些瓦砾。在进行这种作业时，必须严防伤害人体，因此我们一边用生体探测器和二氧化碳探测器确认是否有生体反应，一边排除障碍。在没有生体反应的时候，就用机械挖掘，排除障碍。但是到了夜里，用机械挖掘比较危险，因此我们的队员开始用较轻的工具人工挖掘，分成三组彻夜作业。但是那一夜什么也没有发现，在第二天早晨，再开始工作，约7点左右，在三层房顶和二层地面的夹层中发现了母子的遗体。
这位年轻的母亲只有27岁，在我们挖掘的过程中，她的父亲、母亲和丈夫都一直在旁边守望。为了不使她的亲人们过于悲伤，我们为遗体洗了脸，整理乾净后放在担架上，全体队员集合整列默悼，然后才把遗体交给他们的亲人。遗属们为死者蒙上了白布，并送往医院。
在17日，我们结束乔庄镇的救援工作，和第二批从日本来的救援队合流，约中午12点，来到了北川县的曲山镇。当时下著大雨，因为担心水库决堤，到达当地的中国的救援队劝说我们这一夜暂时中止救援活动，而我们表示，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灾情。11时45分左右，我们来到了北川第一中学，这是一座五层的建筑物，但是地震后只剩下了三层留在地面上，一层和二层全部塌陷了下去。5月13日，当地的消防组织救出了被埋在一层、二层的70多名学生，但是还是有一些无法进入的死角，中国方面希望日本救援队能在这里继续实行救援工作。从在17日晚到18日深夜，我们用生命探测器进行反覆探察，没有发现生体反应，但是我们发现了30多具学生的遗体，收容了其中的13具，其他的遗体夹在倒塌的建筑物之间，如果不用重型机械把整个建筑物拆毁，是无法取出的。
我们还在离北川第一中学约有两公里的曲山镇的镇政府所在地进行救援活动，并带去了救援犬，但是最终没有发现生存者。
日本救援队在中国表现出色，感动了中国人。据《光明日报》报道，5月17日中午，来自日本的两批救援队员在青川会合，开始向北川县挺进。夜里11时抵达北川中学时，下起了瓢泼大雨。此时上游堰塞湖水位攀升，存在溃堤的风险；馀震不断，松动的山体随时可能发生滑坡。尽管中方人员一再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等天亮后再进行搜救，但日方救援队还是决定带著电动机和生命探测仪冒雨进入北川中学现场进行勘测，并连夜绘制现场结构图，确定搜救方案。
日本救援队自带开水泡米饭，连续工作100多个小时，挖出了多具遗体，其敬业精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意。一位随同日本救援队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感叹，在馀震不断、搜救难度极大的地震现场，“他们的职业素养让我感到几分安定”。
医疗队∶从拾垃圾开始做起
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医疗队队长、外务省地区调整官田尻和宏先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医疗队在中国灾区的工作与体验。
田尻先生说∶我们到达成都是在5月20号的晚上，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从22日开始救援活动，在6月2日归国。
华西医院是非常大的医院，是接收震灾中的伤病员的医院之一。我们一共去了23名队员，其中医生5人、护士7人、药剂师1人，还有负责医疗调整的技术人员5人，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分别在华西医院的急诊、集中治疗室(ICU)、血液透析、产科、放射线、药剂等六个科室参加救援活动。
急诊科每天都有许多救护车运来灾区的伤病员。在华西医院的外面还设有帐篷，被运到这里的伤员首先在帐篷里进行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是否感染等，然后送进医院里的处置室进行详细的分科，日本的医疗人员参加了上述活动，基本是协助中国医护人员工作。
虽然配有翻译，但在开始的时候会遇到语言的问题，我们的队员在开始的时候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比如说在集中治疗室帮助患者移动体位，为患者擦身体等，我们也带去了血液透析机，在为患者透析时我们帮助安设调整机器。到5月31日为止，在急救外科，我们参与了250人次的救助工作，在集中治疗室、血液透析等科室参与了280人次的救助工作，放射线科是700人次，再一个就是帐篷里的工作，如对应记者采访等。
一开始我们准备去到汶川、青川等救灾前线搭起帐篷从事救助活动，而中国方面表示，那里会很危险，有许多需要手术的患者，在当地也无法进行手术，因此伤病员也大都运到了比较安全、条件较好的医院，如华西医院这样的大医院。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到了救灾的第二个阶段，受灾现地已经没有伤员了。在这个阶段，第二线的医院里集中了许多有待治疗的患者，可以说更忙。有时这些离灾区较近的大医院为了腾出床位，还把一些伤病员转移到其他大城市，如北京、南京等，我们有时也帮著抬担架，转移患者。
地震受灾伤病员中最多的是骨折，如上肢、下肢的骨折，骨盆、脊椎骨骨折等。还有一种比较棘手的病状就是“挤压综合症”，也就是说，倒塌下来的重物压在受灾者的身上超过两天以后，在搬除压在身上的重物时，如果不特别注意，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因为细胞在长期挤压下被破坏，血尿素氟血钾上升，如果一下子除去压在受灾者身上的重物，血尿素氟血钾等有害物质就会骤然流入心脏，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血尿素氟血钾还会引起血液流动停止，并引起死亡。因此在搬出重物之前，要对受灾者进行点滴，或让他喝大量生理盐水等，不然的话后果会很严重。日本在阪神大地震中有人患“挤压综合症”死亡，日本医生在这以前在知识上知道有这种症状，但是实际经历并认识这种病状的严重性，是在阪神大地震的时候。而华西医院的医生们在知识上也知道这种病症的存在。
而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有许多解放军、武警及普通的人员参加救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灾区现场也有患“挤压综合症”死亡的受灾者。我们在华西医院，也为患“挤压综合症”的伤病员做了血液透析。我们的医疗队员中，有的参加过伊朗大地震的救援活动，有的参加过印度尼西亚海啸的救援活动，因此我们在“挤压综合症”方面和中国方面做了很好的交流。
由于有语言的不通，医疗制度的不同，加之华西医院是一所医疗水平非常高的医院，因此我们的医疗队并不是马上就能十分深入地参加医疗活动，但是我们从小事做起，包括捡病房的垃圾，为患者剪指甲，为患者洗净身体，洗头等，做这些琐碎而必须去做的小事，渐渐地和中国的医护人员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热情的中国人感动了日本医疗队
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和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医疗队忘我的工作感动了中国人，同时中国人对他们衷心的感谢及对他们工作的热情协助和积极的鼓励，也感动了援助队员和医疗队员们。小泉崇先生对记者说∶每当我们结束一天的救援工作回到旅馆时，都有中国人站在旅馆两旁报以热烈掌声，使我们觉得这次来中国来得值得，来得很有意义。
救援队在工作或者移动时，经常能遇到开车的中国人，主动为他们服务，他们以为这是中国政府派来的，仔细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主动来到这里的义工，有的是从很远的城市特意来到这里做义务救援工作的。
田尻和宏先生对本报记者说∶我们在帐篷里工作的时候，很多过路的人到帐篷里来感谢我们，他们对我们说：现在还有馀震，非常危险，你们就来这里工作，非常感谢。人们有的送来水果，有的送来电扇，有的送来鲜花，还有送来录影带的，也有许多会日语的人主动为我们做义务翻译。我们坐出租车的时候，有许多司机听说我们是来自日本的医疗队，就不收费用。在旅店里复印时，旅店里也因为我们是日本来的医疗队，免费为我们服务。这种每天来自中国人的直接的感谢与激励，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使我们很受感动。
在我们将伤员向上海转移时，我们用担架把一个脊椎骨折的年轻伤员抬到汽车上，送往机场。他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当我们告诉他是日本的医疗队时，他一路流著眼泪握著我们的手，直到下车上飞机前，一直不肯放开。
在妇产科，有来自灾区的孕妇生小孩，我们医疗队的助产士照顾了她。在5月31日时，医疗队的助产士来向她告别，说我后天就要回日本了。这位产妇非常感激这位异国的助产士，她说∶我不会日语，您也不会中文，要是没有翻译在，我们无法说话，但是这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我会让她学日语，在他学会日语以后，让他做我们的翻译，我还想见到你，和你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