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 续．犯罪底流（下）
操纵：利用日本人 在日本赚钱
来自福建的原男留学生，加入了与日本男性参与的汇款诈骗组织不同的其它组织，成为了提取诈骗来的金钱的“出子”。几年前来到日本的该男子，在2008年接到了中国人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有赚钱的方法”，并告诉了他一个不相识的中国人的电话号码。虽然半工半读每月可以赚到20万日元，但还是想要得到更多的钱。于是答应对方作“出子”。
该组织的据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男子听从中国组织的命令，从日本各地的自动提款机（ATM）取钱，并从中收取2成的现金作为报酬。男子说想把这些钱作为将来成立公司的资金，并说“因为不知道是谁的钱，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还有其它组织的大本营设在了福建，在枥木、爱知、广岛、熊本等14个县多次犯罪。
也有将“出子”作为职业的偷渡者。去年9月被关东地区法院判实际服刑的来自福建的28岁和32岁的两名男性，在2008年为止的半年时间里共计提取了4000万日元的现金，从中获利300万日元。
二人接受警方调查时，虽然承认提取现金的事实，但对于组织的事却不予提及。但是打给被害者电话的发信地是中国，警方推测诈骗组织据点在中国。指挥两人犯罪的中国人对记者说：“认识那些人。”但否定参与诈骗。
因汇款诈骗而被逮捕的在日华人不断增加。仅是因伪装成警察的犯罪案件，去年就逮捕了33人。总共逮捕了85人，外国人当中除此之外只有1名台湾人。
地下银行的名人
在福建省还有从事其它犯罪的中国人。
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在90年代有众多偷渡者来日，以这些人为母体的犯罪集团在国内滋生。2008年，日本警察作为刑法犯和特别法犯而逮捕的4864名中国人当中，来自福建的为1153人，占总体的24%，从省份来划分的话人数最多，是第二位辽宁省的1.7倍。
为一部分在日华人向中国非法汇钱的“地下银行”的原负责人（47岁）住在福建省的一栋共有6层楼房的自己家里。他表示，这是在十几年前花费2000万日元建的。关于地下银行，日本的搜查干部认为：“除正常的劳动所得以外，通过汇款诈骗而得的赃款也通过这里汇款。”
曾经在日本工作过的地下银行总负责人从十几年前开始经营地下银行。接到电话订单后，先将钱垫付送到指定帐号。回收的时候由在日本的部下从雇主处收取。此后，利用受其指示的日本公司假装商业交易汇给香港公司。手续费为汇款额的1%。拥有数千名顾客，每月收到数千件、数亿日元的委托。
“不法在留、偷渡的朋友都不使用严格确认身份的日本金融机关。这里便宜而且第二天就汇款，全年不休息。虽然知道是违反日本银行法的行为，但是并没有罪恶感，而是帮助了别人。”承担著汇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而满足客人要求的总负责人，和安排偷渡的“蛇头”一样，是在当地人被人们深深信赖的“名人”。
使弹子机的出弹率上升的违法电子产品“幕后ROM”的开发组织头目往返于福建和日本两地。启用熟悉计算机的日本人，用几个月的时间制作。成品以数千万日元的价格卖给“实行部队”。部队偷偷进入日本的弹子机房，将“幕后ROM”安装在弹子机上。之后“打子”使用弹子机打出弹子，然后换钱。为了防止打子逃跑还专门安排了监视的人。头目说：“最近因为新机种层出不穷，开发跟不上。”
违法药物的批发商
也有与违法药物有牵连的在日华人。
在迪斯科音乐轰鸣的楼层里，有90多个年轻男女脑袋左右摇摆跳舞。在厕所以外的单间里时常有人出入，记者想凑过去，被店员挡住了。听说这个在东日本的迪斯科舞厅，是“中国人麻药集会的会场之一”，就进去看了一下。
原则上除了中国人是严禁入内的。知道这家店的中国人说，客人在店里吃合成麻药MDMA，一直跳到早晨。我们在店里呆了好长时间，但是没有看到麻药交接和使用的场面。
MDMA片剂是违法药物，禁止使用和携带，原演员押尾学嫌疑人将MDMA片剂给相识的女子，使这个女子吞服后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成份和兴奋剂相近，成瘾性很高。吃了这种药，眼前的景象会摇动起来，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摇头丸”，这种麻药也在日本逐渐扩展开来。
一名日本男子(39岁)说∶“我从中国人那里进货，卖给日本人，作为‘可以轻松地服用的兴奋剂’很有人气。”3片一套卖1万几千日元，也可能卖更高的价钱。顾客多是主妇，她们说“能得到快感”，不知道作为交易对手的中国人的身份，只是用手机互相传送进货数和交货场所等最低限度的信息。
其它的日本人与携带1万片“摇头丸”招摇过市的中国人时时在饮食店里会面，片剂弄碎了就变成粉末，再搀合进去点儿什么增加数量，为的是卖得更多。这位日本男子说∶“究竟混入了什么东西无法知道，我自己也不用这种东西。”
警察在2008年没收了20万片MDMA，检举了包括6名中国人在内的281人。
一名卖这种麻药的人说∶“这个数字和实际状况不相符，正在流通的药物和相关的人数应该更多。”
本文原载1月12日《朝日新闻》第2版
原文采写 编辑委员 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 孙盈 张石
超越国境的犯罪 对应迟缓的警察
在韩国，汇款欺诈犯罪也是接连不断，韩国警察厅的干部去年11月来到东京，参加日本警察有关团体举办的会议时，韩国警察厅的干部说：“仅仅偏重于国内犯罪的搜查，是无法对应超越国境的犯罪的。”
韩国从2006年6月到2009年9月之间，汇款欺诈事件发生2万件，被害金额达1947亿元韩币(约合165亿日元)。诈骗组织的据点多在中国，据说这样的组织有数十个。“要根绝受害，必须消灭根据地”——韩国方面强烈要求中国方面的合作，结果逮捕了两个组织中的33人。
再看日本的警察，连骗日本人的中国欺诈组织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对这样的现状抱有危机感的日本警察厅长官安藤隆春在干部会上不断指出：“应该抓紧对应犯罪的国际化”，据说日本是中国等海外的犯罪组织瞄准的“容易来钱，容易建立起地下银行等犯罪据点”的国家。安藤长官指出：“除了加强与海外的合作以外，国内的搜查也不能满足于表面上的破案，应该建立起使背后的组织解体的方法。”近期也将研究出具体方案。
在取缔犯罪的同时，还有使在日外国人不滑向犯罪的措施。全国的警察现在正在对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进行生活实际状况调查，有很多以无法习惯日本的生活和失业为契机走向犯罪的事例，现在正在探讨在他们跌倒前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政策，即使不涉及国家的接受外国人政策，也可以预测今后外国人会增加，这一新的防止犯罪的政策也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上的。
本文原载1月12日《朝日新闻》第2版
原文采写 编辑委员 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 张石
来自中国的“汇款欺诈”
去年10月从中国回国的一名日本男子，就是回到东日本的家中，也难以安下心来，他害怕“组织”的追踪和报复。他在去年9月，在他所去的中国加入了“汇款欺诈”活动。他猫在民宅的一个房间里，他从早到晚用携带电话接连不断地向日本打电话，第一天就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女性那里骗取了200万日元。
2004年，“汇款欺诈”被骗金额达284亿，成了社会问题，直到现在，被害者还屡见不鲜。2009年到11月为止，被害金额高达88亿。欺骗者为了逃过警察的取缔，他们整顿组织、改变方法、贪婪地骗取钱财。他们在中国建立根据地，招集日本人，并出现了操纵在日华人犯罪的组织，这个日本男子就是被这种组织之一雇用的。
以每月20万日元为条件
“有很好干的打工的活，就是在中国进行汇款欺诈。”劝诱这个日本男子的是一起干土木建筑工作的伙伴。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使他有些犹豫，而对方说：“就是骗不到钱也给20万。”他经不住这样的条件的诱惑，和4个熟人一起上了贼船。他眼看就进入了老年，想做一点轻松的工作。在日本机场，他们遇到了5个日本人组成的团伙，所去的地方和目的和他们都一样。
在中国的机场，他们10人乘坐前来迎接他们的汽车，2个小时后，他们到了一座普通的民房。
被称作“头目”的中国人告诉他们：“我们在台湾和韩国进行汇款欺诈赚了大钱，从现在开始瞄准有钱的日本人。”他还说：中国人说的日语会使对方怀疑。负责“照顾他们”的中国人把工作的内容向他们进行了说明。
“机械班”的人操纵电脑向日本打电话，播放日语录音留言，慌称为日本电话公司的留言说：“你有尚未交纳的电话费”，并留下联络用手机号码，如果对方的电话打回来，由他们来对应。他们被命令道：对话要按照操作手册进行。日本人被分配扮演电话公司的职员和警察的角色，这名男子扮演警察的角色。
机械班每天打电话约500件，返回来的电话约30件，能够榨取到钱财的约一两件。每天都召开反省会，头目责备他们说：“其它的小组赚得比你们多多了。”当他们问道为什么从中国打电话时，对方回答他们说：“如在日本，发信源会暴露出来，而在这里，电话公司里有内线，不用担心。”
最初骗取200万日元的男子自己只得到2万日元，绝大部分被头目、日本暴力团组员和在日华人等取走。他们听说“暴力团组员负责在日本招集从中国挂电话的日本人”。
待遇和开始时讲的不一样。本来说：“住在旅馆的单间，三顿饭都在饭店吃”，但实际情况是在6张榻榻米大的民宅里好几个人挤在一起住，方便面是主要食品。
借机逃走
过了三周以后，日本人对日本同伴说：“我们上当了，回去吧。”他们不能再忍受如此欺骗自己同胞的行为，但是他们的行动被人高马大的中国人监视著，头目威胁他们说：“如果这里的事情暴露出去，我们会找到告密者。”因此没敢马上逃。但是有一天他还是趁监视他们的人疏忽的时候逃走了。
知道内情的中国人说：“在日本去取骗得汇款的人就是私自留下一点点钱，他们在中国的家属也会被这个组织杀掉，他们对叛徒绝不宽恕。逃回来的这个日本男子也为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安危担忧。”
远在中国的犯罪组织，将一部分在日华人和日本人吸收进来，使受害者在不断增多。第9部“犯罪底流续”将追踪犯罪的新动向和不断出现的就学生和留学生的犯罪。
本文原载1月12日《朝日新闻》第1版
日文采写 编辑委员 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 张石
中国汇款诈骗组织的欺骗操作手册
1、冒充日本电话公司职员说“用您的名义签订了手机契约。”
2、（对方否定）“您的个人情报泄漏，是有人盗用您的名义契约了。建议报案。为您用电话联络警察。”
3、3分钟后其它人对应。伪装成警察：“如果不记得了，请报案。请告诉我住所、姓名、出生年月和家庭成员。”
4、又过了3分钟“您名义下的手机被用作了汇款诈骗，您名义下的银行账户被用作了诈骗金的账户。需要进行嫌疑人调查。”（为了模仿出现场感，警察使用的无线对讲机的杂音从话筒里传出。）
5、5分钟后“你已经成为嫌疑者，检察厅下达传唤命令。稍后检察官进行电话说明。”
6、5分钟后，换为别的人打来电话。“用于诈骗的账户已经被冻结。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您的其它账户也将被冻结，无法提取存款。告知您紧急避难用的账户之后，如果向那里汇款可以被保护起来。”
留学梦碎 跌落深渊
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了7年，魏巍被告（30岁）还在福冈拘留所。他与2名原在日中国人留学生一道，在2003年杀死了福冈市的一家四口，一、二审都判决死刑，魏巍被告在等著上诉的最终结果。
至1月30日止，记者与魏巍被告会见9次。剃著光头、戴著银边眼镜的魏巍被告几乎不与人正面对视。即使是闲谈也只是稍微张口道“是这样的”，但凡有关当初的事件，则完全不予回答。
2005年一审判决之后不久，一名67岁的日本女性与魏巍被告会了面。该女性家住福冈县，信仰基督教。她以前希望别的杀人事件的服刑人员能够重获新生，把他认为养子。2008年也认魏巍被告做她的养子，希望他“活著赎罪”。
该日本女性与魏巍被告的父母也见了面，并且相互保持联系。与魏巍被告反复会面多次，书信往来也交换了几十次。浮现在眼前的是，非常普通的留学生简单地涉足犯罪的实态。直接的动机虽然是钱，但是其背后却有著对父母亲的顾虑和朋友的人情，还有自己的面子。
应考失败2次
在中国河南省出生的魏巍被告，在当地的高中毕业后，通过在大连学习日语后于2001年来日留学。原本想学习贸易，身为工艺家的父亲也劝他到“邻近的发达国家”长长见识。进入福冈市的日语学校后，第二年、第三年连续2次报考了福冈大学，没有被录取。
想继续留在日本，但是靠自己却无法筹措学费和生活费。来日本的2年间，父母亲已经给他300多万日元，“这次无论如何也不愿向家里求助”，所以没有向家里开口。来日留学之前，亲朋好友几十人为他开了壮行会。背负著大家的期待，就这样是无法回去的。但是，在日本没有人能够依靠，烦恼的日子就这样持续著。
正巧在这个时候，魏巍在专门学校的教室里看到了网吧的传单，试著去看一看。那里简直就是中国，大家都是同胞，只有在梦中畅想的中文在这里可以自由交流。“能够忘记身在日本，是可以休息的‘港湾’”。这个港湾，在等待了4个月之后，竟然成为跌落深渊的出发地。
比魏巍年长1岁的中国人店长人很和蔼。在与专门学校交涉并把学费减半之后，还借给他30万日元学费。
当时，他将店长认做哥哥，现在他在给养母的信上也写道：对店长，只能用“恩”字表达。
为了面子行凶
在仰慕该店长的中国人当中，有现在服刑的王亮。魏巍被告是因为该店长的介绍与王亮相识，与王亮及当时住在一起的原死刑犯杨宁成了好朋友。随后，他们与店长等一起抢劫并偷盗。最后，杀了一家四口夺走了约3万7千日元，魏巍被告所得份额仅1万日元。
服刑者王亮和原死刑犯杨宁在案发前，已经做好了回国的准备。服刑者王亮供述，“愧对出巨资送我来日留学的父母，稍微带点钱回国也算有点面子。杨宁也是这样想的”。为了钱他们不择手段选则了抢劫杀人，因为“2个人不够”便叫上了魏巍被告。
“打算用生命来谢罪，尽管明白这仍然不够，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由于不知道还能够做点什么，所以一直为此烦恼著”——这是魏巍被告在给其养母的信上写的内容，有关事件真相则一律不涉及。在拘留所与他父亲（56岁）会面时也是如此，跪坐在地板上耷拉著脑袋，一言不发。
魏巍被告的父亲表示，“没有期望能够救助儿子的生命，最大的希望是了解事件的真相”。容易被利用的，与坏朋友相识——，这是可以猜想到的理由。但是儿子至今只来了一封只有1个“悔”字的书信。
养母也希望他用自己的语言叙述事件的真相，但是在1月的来信中遭到拒绝。魏巍被告在信中写道，“妈妈打算引导我走其它的路，即使如此也无法令妈妈如愿”。
该事件被害者家属中的1人表示，“连正在睡觉的孙子都被杀害，如此残忍的杀人事件仅仅说是由普通留学生发起的事件，很难令人理解”。面对这种气愤和疑问至今没有答案。
福冈一家4口杀害事件：2003年6月，福冈市东区从事衣料贩卖业的松本真二郎先生（当时41岁）和妻子（40岁）、长子（11岁）、长女（8岁）被魏巍被告等3人杀害。服刑者王亮和原死刑犯杨宁在逃回到中国后，被中国搜查当局逮捕。在中国法院服刑者王亮被判处无期徒刑，原死刑犯杨宁被判处死刑。原死刑犯杨宁于2005年7月执行死刑。魏巍被告被福冈县警察逮捕，一、二审判其死刑，目前正在上诉之中。
本文原载1月31日《朝日新闻》第1版
原文采写：河原一郎
中文翻译：周宏
“一定成功”的重压
在来日本的中国人中，也包括本来不应该拿到就学和留学在留资格的人。如果要获得在留资格，需要有能力在日本生活的书面证明。但是，一位将中国学生送来日本的在日华人男性这样说：“书面证明这种东西，怎么搞都有办法。”在相关机构的帮助下，在收入上加点水分，那是常有的事儿。大阪杀害表妹的事件中，男性加害者也是通过虚假证明而获得了在留资格。
“你出多少钱？”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国士馆大学教授邢志强（56岁）为募集留学生而前往上海的日语学校时，听到了这样的提问。该校相关者表示：在参考日本的大学级别和中国的学历情况下，一般来说校方花5万到8万日元就可以得到一名学生。尽管邢志强没有交钱，但苦于学生少的日本学校和中国相关业者之间，确实存在著将留学生当做商品的留学商务。
在中国尤其是农村，人们坚信“去留学就能衣锦还乡”，邢志强曾经有个女学生，因为从事了留学生签证所不允许的工作而遭到遣返回国后，呆在家里不肯出门，并且患上失眠，身体状况不佳。后来，她便去了离家很远的大学，而父母则对周围说：“我女儿回日本去了。”
邢志强还介绍道：“只要留学了，就不是普通人了。”这也是人们在日本即使受挫折也无法回国的理由。邢志强的研究室里，中国留学生不断地来商量今后的出路。一旦接受了学生，就得给与包括解决这些烦恼的坚实支持。一位有过留学经验的在日华人对接受留学生的现状不乐观，他这样说：“中国留学生一旦进入对生活上毫不管理的日语学校，自由自在地随意生活，很容易迷失自我。”
政府预计在2020年左右吸收30万留学生，在2008年完成的“30万人计划大纲”里，包含了整个社会一起参与向留学生提供宿舍、提供心理辅导、充实日语教育，并扶持毕业后的就职和创业。
有一种留学叫游学
生长在富裕家庭，不爱学习，来日本的目的是观光游玩，抱著寻求游戏的感觉和刺激之心而犯罪--熟识在日华人犯罪问题的广东籍华人姜杰（46岁）这样讲述最近留学生的特征。
姜杰自己也是留学生出身。1987年，从中国的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在东京的大学院学习微生物。十几年来，除了致力于研修生支持活动之外，还接受被捕在日华人家人的商谈，为他们介绍律师，并在律师与嫌犯见面时担任翻译。
来自东北的盗窃犯，有一个当警察干部的爸爸，他每个月收到父母几十万日元的生活费，却不去日语学校上学，而是去迪斯科玩得天昏地暗，最终结识了犯罪组织的成员，还染指了麻药和枪支。这个男孩对姜杰说，用父母的钱来生活和游玩没有意思，想要自己挣钱。
崱鮂忠信，原警视厅的警官，他利用流利的汉语，又能当翻译，又能当搜查员，已经审讯过1400名中国嫌犯，在留学生犯罪中，则碰到过很多在商店偷东西的案子。据介绍，即使是现行犯，也往往都对自己的罪行予以否认。他感到被捕的中国人有著“不反省，重义气，爱家人”的共同点。“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与日本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应该了解到这点，并考虑如何对应他们。”
姜杰认为，如果不教给中国留学生以日本的法律制度和刑罚，那么犯罪还会增加。他接触的很多中国人都以讹传讹地认为，“在日本无论犯什么法，只要是初犯就不会真正判刑”，“警察绝对不会放枪”。他提议应该让接纳留学生的学校负起法制教育的义务，因为欠缺法律知识也是犯罪的一个原因。
本文原载1月31日《朝日新闻》第3版
原文采写∶浅仓拓也、编辑委员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杜海玲
关键词
◎正规滞在者犯罪
通过调查在2008年因触犯刑法而被警察检举的来日外国人在留资格，有签证的“正规滞在者”有6534人，远远超过没有签证的“不法滞在者”的614人，比10年前增加了六成，而不法滞在者的犯罪则减少了五成。从刑事犯整体来说，正规滞在者从75.8%上升到91.4%。而2008年被检举的中国人刑事犯2764人中，有九成人即2492人是正规滞在者。其中留学生和就学生占28%。
◎留学生政策
日本学生支持机构的数据显示，2009年5月，日本共有留学生13万2720人（比前年同期增长8891人），是史上最高人数。从国家和地区来分，第一位中国占7万9082人，是整体的六成。2008年底，在日语学校学习的就学生有4万1313人（法务省入国管理局）。政府对于接受留学生表现积极，1983年的“10万人计划”在2003年实现。在2008年，则制定了在2020年达到30万人的计划。今年7月起实施入管改正法，就学资格将被取消，全都统一为留学资格。
操纵：利用日本人 在日本赚钱
来自福建的原男留学生，加入了与日本男性参与的汇款诈骗组织不同的其它组织，成为了提取诈骗来的金钱的“出子”。几年前来到日本的该男子，在2008年接到了中国人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有赚钱的方法”，并告诉了他一个不相识的中国人的电话号码。虽然半工半读每月可以赚到20万日元，但还是想要得到更多的钱。于是答应对方作“出子”。
该组织的据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男子听从中国组织的命令，从日本各地的自动提款机（ATM）取钱，并从中收取2成的现金作为报酬。男子说想把这些钱作为将来成立公司的资金，并说“因为不知道是谁的钱，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还有其它组织的大本营设在了福建，在枥木、爱知、广岛、熊本等14个县多次犯罪。
也有将“出子”作为职业的偷渡者。去年9月被关东地区法院判实际服刑的来自福建的28岁和32岁的两名男性，在2008年为止的半年时间里共计提取了4000万日元的现金，从中获利300万日元。
二人接受警方调查时，虽然承认提取现金的事实，但对于组织的事却不予提及。但是打给被害者电话的发信地是中国，警方推测诈骗组织据点在中国。指挥两人犯罪的中国人对记者说：“认识那些人。”但否定参与诈骗。
因汇款诈骗而被逮捕的在日华人不断增加。仅是因伪装成警察的犯罪案件，去年就逮捕了33人。总共逮捕了85人，外国人当中除此之外只有1名台湾人。
地下银行的名人
在福建省还有从事其它犯罪的中国人。
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在90年代有众多偷渡者来日，以这些人为母体的犯罪集团在国内滋生。2008年，日本警察作为刑法犯和特别法犯而逮捕的4864名中国人当中，来自福建的为1153人，占总体的24%，从省份来划分的话人数最多，是第二位辽宁省的1.7倍。
为一部分在日华人向中国非法汇钱的“地下银行”的原负责人（47岁）住在福建省的一栋共有6层楼房的自己家里。他表示，这是在十几年前花费2000万日元建的。关于地下银行，日本的搜查干部认为：“除正常的劳动所得以外，通过汇款诈骗而得的赃款也通过这里汇款。”
曾经在日本工作过的地下银行总负责人从十几年前开始经营地下银行。接到电话订单后，先将钱垫付送到指定帐号。回收的时候由在日本的部下从雇主处收取。此后，利用受其指示的日本公司假装商业交易汇给香港公司。手续费为汇款额的1%。拥有数千名顾客，每月收到数千件、数亿日元的委托。
“不法在留、偷渡的朋友都不使用严格确认身份的日本金融机关。这里便宜而且第二天就汇款，全年不休息。虽然知道是违反日本银行法的行为，但是并没有罪恶感，而是帮助了别人。”承担著汇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而满足客人要求的总负责人，和安排偷渡的“蛇头”一样，是在当地人被人们深深信赖的“名人”。
使弹子机的出弹率上升的违法电子产品“幕后ROM”的开发组织头目往返于福建和日本两地。启用熟悉计算机的日本人，用几个月的时间制作。成品以数千万日元的价格卖给“实行部队”。部队偷偷进入日本的弹子机房，将“幕后ROM”安装在弹子机上。之后“打子”使用弹子机打出弹子，然后换钱。为了防止打子逃跑还专门安排了监视的人。头目说：“最近因为新机种层出不穷，开发跟不上。”
违法药物的批发商
也有与违法药物有牵连的在日华人。
在迪斯科音乐轰鸣的楼层里，有90多个年轻男女脑袋左右摇摆跳舞。在厕所以外的单间里时常有人出入，记者想凑过去，被店员挡住了。听说这个在东日本的迪斯科舞厅，是“中国人麻药集会的会场之一”，就进去看了一下。
原则上除了中国人是严禁入内的。知道这家店的中国人说，客人在店里吃合成麻药MDMA，一直跳到早晨。我们在店里呆了好长时间，但是没有看到麻药交接和使用的场面。
MDMA片剂是违法药物，禁止使用和携带，原演员押尾学嫌疑人将MDMA片剂给相识的女子，使这个女子吞服后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成份和兴奋剂相近，成瘾性很高。吃了这种药，眼前的景象会摇动起来，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摇头丸”，这种麻药也在日本逐渐扩展开来。
一名日本男子(39岁)说∶“我从中国人那里进货，卖给日本人，作为‘可以轻松地服用的兴奋剂’很有人气。”3片一套卖1万几千日元，也可能卖更高的价钱。顾客多是主妇，她们说“能得到快感”，不知道作为交易对手的中国人的身份，只是用手机互相传送进货数和交货场所等最低限度的信息。
其它的日本人与携带1万片“摇头丸”招摇过市的中国人时时在饮食店里会面，片剂弄碎了就变成粉末，再搀合进去点儿什么增加数量，为的是卖得更多。这位日本男子说∶“究竟混入了什么东西无法知道，我自己也不用这种东西。”
警察在2008年没收了20万片MDMA，检举了包括6名中国人在内的281人。
一名卖这种麻药的人说∶“这个数字和实际状况不相符，正在流通的药物和相关的人数应该更多。”
本文原载1月12日《朝日新闻》第2版
原文采写 编辑委员 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 孙盈 张石
超越国境的犯罪 对应迟缓的警察
在韩国，汇款欺诈犯罪也是接连不断，韩国警察厅的干部去年11月来到东京，参加日本警察有关团体举办的会议时，韩国警察厅的干部说：“仅仅偏重于国内犯罪的搜查，是无法对应超越国境的犯罪的。”
韩国从2006年6月到2009年9月之间，汇款欺诈事件发生2万件，被害金额达1947亿元韩币(约合165亿日元)。诈骗组织的据点多在中国，据说这样的组织有数十个。“要根绝受害，必须消灭根据地”——韩国方面强烈要求中国方面的合作，结果逮捕了两个组织中的33人。
再看日本的警察，连骗日本人的中国欺诈组织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对这样的现状抱有危机感的日本警察厅长官安藤隆春在干部会上不断指出：“应该抓紧对应犯罪的国际化”，据说日本是中国等海外的犯罪组织瞄准的“容易来钱，容易建立起地下银行等犯罪据点”的国家。安藤长官指出：“除了加强与海外的合作以外，国内的搜查也不能满足于表面上的破案，应该建立起使背后的组织解体的方法。”近期也将研究出具体方案。
在取缔犯罪的同时，还有使在日外国人不滑向犯罪的措施。全国的警察现在正在对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进行生活实际状况调查，有很多以无法习惯日本的生活和失业为契机走向犯罪的事例，现在正在探讨在他们跌倒前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政策，即使不涉及国家的接受外国人政策，也可以预测今后外国人会增加，这一新的防止犯罪的政策也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上的。
本文原载1月12日《朝日新闻》第2版
原文采写 编辑委员 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 张石
来自中国的“汇款欺诈”
去年10月从中国回国的一名日本男子，就是回到东日本的家中，也难以安下心来，他害怕“组织”的追踪和报复。他在去年9月，在他所去的中国加入了“汇款欺诈”活动。他猫在民宅的一个房间里，他从早到晚用携带电话接连不断地向日本打电话，第一天就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女性那里骗取了200万日元。
2004年，“汇款欺诈”被骗金额达284亿，成了社会问题，直到现在，被害者还屡见不鲜。2009年到11月为止，被害金额高达88亿。欺骗者为了逃过警察的取缔，他们整顿组织、改变方法、贪婪地骗取钱财。他们在中国建立根据地，招集日本人，并出现了操纵在日华人犯罪的组织，这个日本男子就是被这种组织之一雇用的。
以每月20万日元为条件
“有很好干的打工的活，就是在中国进行汇款欺诈。”劝诱这个日本男子的是一起干土木建筑工作的伙伴。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使他有些犹豫，而对方说：“就是骗不到钱也给20万。”他经不住这样的条件的诱惑，和4个熟人一起上了贼船。他眼看就进入了老年，想做一点轻松的工作。在日本机场，他们遇到了5个日本人组成的团伙，所去的地方和目的和他们都一样。
在中国的机场，他们10人乘坐前来迎接他们的汽车，2个小时后，他们到了一座普通的民房。
被称作“头目”的中国人告诉他们：“我们在台湾和韩国进行汇款欺诈赚了大钱，从现在开始瞄准有钱的日本人。”他还说：中国人说的日语会使对方怀疑。负责“照顾他们”的中国人把工作的内容向他们进行了说明。
“机械班”的人操纵电脑向日本打电话，播放日语录音留言，慌称为日本电话公司的留言说：“你有尚未交纳的电话费”，并留下联络用手机号码，如果对方的电话打回来，由他们来对应。他们被命令道：对话要按照操作手册进行。日本人被分配扮演电话公司的职员和警察的角色，这名男子扮演警察的角色。
机械班每天打电话约500件，返回来的电话约30件，能够榨取到钱财的约一两件。每天都召开反省会，头目责备他们说：“其它的小组赚得比你们多多了。”当他们问道为什么从中国打电话时，对方回答他们说：“如在日本，发信源会暴露出来，而在这里，电话公司里有内线，不用担心。”
最初骗取200万日元的男子自己只得到2万日元，绝大部分被头目、日本暴力团组员和在日华人等取走。他们听说“暴力团组员负责在日本招集从中国挂电话的日本人”。
待遇和开始时讲的不一样。本来说：“住在旅馆的单间，三顿饭都在饭店吃”，但实际情况是在6张榻榻米大的民宅里好几个人挤在一起住，方便面是主要食品。
借机逃走
过了三周以后，日本人对日本同伴说：“我们上当了，回去吧。”他们不能再忍受如此欺骗自己同胞的行为，但是他们的行动被人高马大的中国人监视著，头目威胁他们说：“如果这里的事情暴露出去，我们会找到告密者。”因此没敢马上逃。但是有一天他还是趁监视他们的人疏忽的时候逃走了。
知道内情的中国人说：“在日本去取骗得汇款的人就是私自留下一点点钱，他们在中国的家属也会被这个组织杀掉，他们对叛徒绝不宽恕。逃回来的这个日本男子也为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安危担忧。”
远在中国的犯罪组织，将一部分在日华人和日本人吸收进来，使受害者在不断增多。第9部“犯罪底流续”将追踪犯罪的新动向和不断出现的就学生和留学生的犯罪。
本文原载1月12日《朝日新闻》第1版
日文采写 编辑委员 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 张石
中国汇款诈骗组织的欺骗操作手册
1、冒充日本电话公司职员说“用您的名义签订了手机契约。”
2、（对方否定）“您的个人情报泄漏，是有人盗用您的名义契约了。建议报案。为您用电话联络警察。”
3、3分钟后其它人对应。伪装成警察：“如果不记得了，请报案。请告诉我住所、姓名、出生年月和家庭成员。”
4、又过了3分钟“您名义下的手机被用作了汇款诈骗，您名义下的银行账户被用作了诈骗金的账户。需要进行嫌疑人调查。”（为了模仿出现场感，警察使用的无线对讲机的杂音从话筒里传出。）
5、5分钟后“你已经成为嫌疑者，检察厅下达传唤命令。稍后检察官进行电话说明。”
6、5分钟后，换为别的人打来电话。“用于诈骗的账户已经被冻结。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您的其它账户也将被冻结，无法提取存款。告知您紧急避难用的账户之后，如果向那里汇款可以被保护起来。”
留学梦碎 跌落深渊
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了7年，魏巍被告（30岁）还在福冈拘留所。他与2名原在日中国人留学生一道，在2003年杀死了福冈市的一家四口，一、二审都判决死刑，魏巍被告在等著上诉的最终结果。
至1月30日止，记者与魏巍被告会见9次。剃著光头、戴著银边眼镜的魏巍被告几乎不与人正面对视。即使是闲谈也只是稍微张口道“是这样的”，但凡有关当初的事件，则完全不予回答。
2005年一审判决之后不久，一名67岁的日本女性与魏巍被告会了面。该女性家住福冈县，信仰基督教。她以前希望别的杀人事件的服刑人员能够重获新生，把他认为养子。2008年也认魏巍被告做她的养子，希望他“活著赎罪”。
该日本女性与魏巍被告的父母也见了面，并且相互保持联系。与魏巍被告反复会面多次，书信往来也交换了几十次。浮现在眼前的是，非常普通的留学生简单地涉足犯罪的实态。直接的动机虽然是钱，但是其背后却有著对父母亲的顾虑和朋友的人情，还有自己的面子。
应考失败2次
在中国河南省出生的魏巍被告，在当地的高中毕业后，通过在大连学习日语后于2001年来日留学。原本想学习贸易，身为工艺家的父亲也劝他到“邻近的发达国家”长长见识。进入福冈市的日语学校后，第二年、第三年连续2次报考了福冈大学，没有被录取。
想继续留在日本，但是靠自己却无法筹措学费和生活费。来日本的2年间，父母亲已经给他300多万日元，“这次无论如何也不愿向家里求助”，所以没有向家里开口。来日留学之前，亲朋好友几十人为他开了壮行会。背负著大家的期待，就这样是无法回去的。但是，在日本没有人能够依靠，烦恼的日子就这样持续著。
正巧在这个时候，魏巍在专门学校的教室里看到了网吧的传单，试著去看一看。那里简直就是中国，大家都是同胞，只有在梦中畅想的中文在这里可以自由交流。“能够忘记身在日本，是可以休息的‘港湾’”。这个港湾，在等待了4个月之后，竟然成为跌落深渊的出发地。
比魏巍年长1岁的中国人店长人很和蔼。在与专门学校交涉并把学费减半之后，还借给他30万日元学费。
当时，他将店长认做哥哥，现在他在给养母的信上也写道：对店长，只能用“恩”字表达。
为了面子行凶
在仰慕该店长的中国人当中，有现在服刑的王亮。魏巍被告是因为该店长的介绍与王亮相识，与王亮及当时住在一起的原死刑犯杨宁成了好朋友。随后，他们与店长等一起抢劫并偷盗。最后，杀了一家四口夺走了约3万7千日元，魏巍被告所得份额仅1万日元。
服刑者王亮和原死刑犯杨宁在案发前，已经做好了回国的准备。服刑者王亮供述，“愧对出巨资送我来日留学的父母，稍微带点钱回国也算有点面子。杨宁也是这样想的”。为了钱他们不择手段选则了抢劫杀人，因为“2个人不够”便叫上了魏巍被告。
“打算用生命来谢罪，尽管明白这仍然不够，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由于不知道还能够做点什么，所以一直为此烦恼著”——这是魏巍被告在给其养母的信上写的内容，有关事件真相则一律不涉及。在拘留所与他父亲（56岁）会面时也是如此，跪坐在地板上耷拉著脑袋，一言不发。
魏巍被告的父亲表示，“没有期望能够救助儿子的生命，最大的希望是了解事件的真相”。容易被利用的，与坏朋友相识——，这是可以猜想到的理由。但是儿子至今只来了一封只有1个“悔”字的书信。
养母也希望他用自己的语言叙述事件的真相，但是在1月的来信中遭到拒绝。魏巍被告在信中写道，“妈妈打算引导我走其它的路，即使如此也无法令妈妈如愿”。
该事件被害者家属中的1人表示，“连正在睡觉的孙子都被杀害，如此残忍的杀人事件仅仅说是由普通留学生发起的事件，很难令人理解”。面对这种气愤和疑问至今没有答案。
福冈一家4口杀害事件：2003年6月，福冈市东区从事衣料贩卖业的松本真二郎先生（当时41岁）和妻子（40岁）、长子（11岁）、长女（8岁）被魏巍被告等3人杀害。服刑者王亮和原死刑犯杨宁在逃回到中国后，被中国搜查当局逮捕。在中国法院服刑者王亮被判处无期徒刑，原死刑犯杨宁被判处死刑。原死刑犯杨宁于2005年7月执行死刑。魏巍被告被福冈县警察逮捕，一、二审判其死刑，目前正在上诉之中。
本文原载1月31日《朝日新闻》第1版
原文采写：河原一郎
中文翻译：周宏
“一定成功”的重压
在来日本的中国人中，也包括本来不应该拿到就学和留学在留资格的人。如果要获得在留资格，需要有能力在日本生活的书面证明。但是，一位将中国学生送来日本的在日华人男性这样说：“书面证明这种东西，怎么搞都有办法。”在相关机构的帮助下，在收入上加点水分，那是常有的事儿。大阪杀害表妹的事件中，男性加害者也是通过虚假证明而获得了在留资格。
“你出多少钱？”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国士馆大学教授邢志强（56岁）为募集留学生而前往上海的日语学校时，听到了这样的提问。该校相关者表示：在参考日本的大学级别和中国的学历情况下，一般来说校方花5万到8万日元就可以得到一名学生。尽管邢志强没有交钱，但苦于学生少的日本学校和中国相关业者之间，确实存在著将留学生当做商品的留学商务。
在中国尤其是农村，人们坚信“去留学就能衣锦还乡”，邢志强曾经有个女学生，因为从事了留学生签证所不允许的工作而遭到遣返回国后，呆在家里不肯出门，并且患上失眠，身体状况不佳。后来，她便去了离家很远的大学，而父母则对周围说：“我女儿回日本去了。”
邢志强还介绍道：“只要留学了，就不是普通人了。”这也是人们在日本即使受挫折也无法回国的理由。邢志强的研究室里，中国留学生不断地来商量今后的出路。一旦接受了学生，就得给与包括解决这些烦恼的坚实支持。一位有过留学经验的在日华人对接受留学生的现状不乐观，他这样说：“中国留学生一旦进入对生活上毫不管理的日语学校，自由自在地随意生活，很容易迷失自我。”
政府预计在2020年左右吸收30万留学生，在2008年完成的“30万人计划大纲”里，包含了整个社会一起参与向留学生提供宿舍、提供心理辅导、充实日语教育，并扶持毕业后的就职和创业。
有一种留学叫游学
生长在富裕家庭，不爱学习，来日本的目的是观光游玩，抱著寻求游戏的感觉和刺激之心而犯罪--熟识在日华人犯罪问题的广东籍华人姜杰（46岁）这样讲述最近留学生的特征。
姜杰自己也是留学生出身。1987年，从中国的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在东京的大学院学习微生物。十几年来，除了致力于研修生支持活动之外，还接受被捕在日华人家人的商谈，为他们介绍律师，并在律师与嫌犯见面时担任翻译。
来自东北的盗窃犯，有一个当警察干部的爸爸，他每个月收到父母几十万日元的生活费，却不去日语学校上学，而是去迪斯科玩得天昏地暗，最终结识了犯罪组织的成员，还染指了麻药和枪支。这个男孩对姜杰说，用父母的钱来生活和游玩没有意思，想要自己挣钱。
崱鮂忠信，原警视厅的警官，他利用流利的汉语，又能当翻译，又能当搜查员，已经审讯过1400名中国嫌犯，在留学生犯罪中，则碰到过很多在商店偷东西的案子。据介绍，即使是现行犯，也往往都对自己的罪行予以否认。他感到被捕的中国人有著“不反省，重义气，爱家人”的共同点。“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与日本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应该了解到这点，并考虑如何对应他们。”
姜杰认为，如果不教给中国留学生以日本的法律制度和刑罚，那么犯罪还会增加。他接触的很多中国人都以讹传讹地认为，“在日本无论犯什么法，只要是初犯就不会真正判刑”，“警察绝对不会放枪”。他提议应该让接纳留学生的学校负起法制教育的义务，因为欠缺法律知识也是犯罪的一个原因。
本文原载1月31日《朝日新闻》第3版
原文采写∶浅仓拓也、编辑委员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杜海玲
关键词
◎正规滞在者犯罪
通过调查在2008年因触犯刑法而被警察检举的来日外国人在留资格，有签证的“正规滞在者”有6534人，远远超过没有签证的“不法滞在者”的614人，比10年前增加了六成，而不法滞在者的犯罪则减少了五成。从刑事犯整体来说，正规滞在者从75.8%上升到91.4%。而2008年被检举的中国人刑事犯2764人中，有九成人即2492人是正规滞在者。其中留学生和就学生占28%。
◎留学生政策
日本学生支持机构的数据显示，2009年5月，日本共有留学生13万2720人（比前年同期增长8891人），是史上最高人数。从国家和地区来分，第一位中国占7万9082人，是整体的六成。2008年底，在日语学校学习的就学生有4万1313人（法务省入国管理局）。政府对于接受留学生表现积极，1983年的“10万人计划”在2003年实现。在2008年，则制定了在2020年达到30万人的计划。今年7月起实施入管改正法，就学资格将被取消，全都统一为留学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