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石）日本法务省7月28日宣布，对已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山地悠纪夫(25)、前上博(40)，以及杀死、杀伤六名中国人男女的中国人陈德通(41)执行死刑判决——这是在日中国人在日本首次被执行死刑。自1999年陈德通案发以后，《中文导报》记者十年来一直追踪采访陈德通案，并多次与陈德通会面交谈。死囚陈德通的十年心历路程，令人叹息，又发人深省。
1968年4月，陈德通出生于中国福建省一个渔民家庭。小学二年级时，他便上学跟著亲戚到福州收集破烂，15岁时父亲过世，20岁时母亲又告别人世，陈德通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人。25岁时，他与一位四川姑娘结婚。他借船打鱼，也卖过西瓜，但难以维持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的生计。
1998年8月，陈德通借贷18万人民币买通蛇头，乘船偷渡进入日本。
上陆后，他就在名古屋遭到蛇头监禁，直到十来天后在东京的亲戚拿来80万日元交给蛇头，才使他获得释放，恢复了自由。
1998年9月，在亲戚的斡旋下，他住进川崎市车站前的14层公寓，后因交房费和居住时的一些小事与同住在一起的5名中国人发生矛盾，并被其中的一些人打过。为了报复这些人，他联合其他亲戚等，在1999年5月闯进原住处，进行抢劫，并用胶带死死缚住室内6人的手脚(其中有一名来客)，粘住了他们的眼睛和嘴。在其他抢劫犯离开现场后，陈德通谎称留下来收拾现场，用长215mm、背厚38mm、重425克的大型野战军刀，残忍地杀死了其中3人，并让其他两人受重伤，来访者也受了轻伤。为此，横滨地方法院在2001年9月一审判处他死刑；东京高等法院在2003年2月20日二审维持原判。2006年6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对陈德通做出终审判决，判处陈德通死刑，维持一、二审判决。
《中文导报》记者在案发生后，多次去关押陈德通的东京小菅收容所看过他，和他交谈。记者发现，在漫长的收监生活中，陈德通的性格和精神状态都在发生著深刻的变化。
初次见到他时，记者觉得他是一名很普通的福建人，个头大约有1.76左右，人很瘦，留著平头，目光灼灼，看上去并没有因为被判死刑而焦灼不安。问他生活怎么样，他说在监狱里吃不饱。记者有些奇怪，日本的监狱在配餐上肯定是有规定的，不会营养不足，可他说一般的食量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希望有一个笔记本，能在上面画一些自己想画的东西。他说不太会写字，信也写不了，监狱里也不允许往家里打电话，因此他被判了死刑，家里也不知道。他在手上写出了家在福州的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托记者给家里打电话，告知被判了死刑，但是还要上诉，让家里不要惦记。他食欲旺盛，精神安定，时时发出笑声，看来他不太相信自己真的会被处死，对活下去还充满了希望。
记者曾多次给他送进点心等食品，但是寄去的笔记本被狱方退了回来，不知为什么。
后来陈德通给记者来信说：他想把信写得好一些，好和外界和家里交流，想要一本汉语词典。记者为他送去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次没有被退回来。陈德通在来信中说：“你寄一本中国词典给我，我字学的(得)好多了，我才读两年级书，字典里的字我都是猜出来的，我连拼音都不懂，字都是猜出来的。我一(以)前没有词典，我寸步难行，一(前)给你写的信写几个(封)都有错别字，真对不起，请多原谅，现在有你寄来的词典我好多的(了)，你寄来的词典我多喜欢，谢谢你……谢谢你。”后来看陈德通写来的信件，确实进步了很多。
过了一个时间，陈德通开始有了担心的事情。他不是担心自己会被处死，而是非常担心远在中国的儿女的安全。据他本人说，他在福建长乐市的房子已被仇人夷为平地，他的妻子带著两个孩子逃到了偏远的外省山区。
由于他的孩子是“超生”，两个孩子都没有户口。大女儿没有上学，儿子在亲戚家上学，由于没有户口，学费很贵，一年要1万多人民币。他希望转告亲人，一定要把两个孩子放到安全的地方。他的一位亲戚对《中文导报》记者说：“陈德通的妻子现在每个月就只能挣几百块钱，小孩上学要一万多元，都是亲戚们为他东凑西凑。虽然上了学，今后这个学能不能接著上还是问题，因为亲戚们都不富裕。”
记者曾在律师那里看到他一儿一女的照片。那时，他儿子大约十几岁，戴著红领巾，两个孩子天真地笑著，淳朴可爱。虽已是21世纪初叶，他们的衣裳仍然是补丁摞补丁。记者在心中叹息：他们的父亲本是为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才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日本。他为什么走上这样一条使别人，甚至是自己亲戚走上了茫茫黄泉路，也使自己永难回头的不归之路呢?两个可怜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奔波在异乡逃难的路上，妈妈该怎样向他们讲起父亲？又该怎样讲述父亲正在走向异国的绞首架？
有一次记者接到陈德通来信，说他在监狱里挨打。记者赶到时，见陈德通头上带伤。他向记者哭诉挨打的经过，但是记者无法证实他所说的话真实与否。
那时，他的眼睛里已经完全失去了记者初次见到他时那种安定。他流著泪水的眼睛，像一个完全无助的孩子面对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他觉得生命的结束并不是死刑的执行，而是就在眼前。那是飘荡在他生命低层最真实的眼神——一个过早失去父母的天涯孤儿的眼神。
这以后，他的来信中充满了恐惧。他在信中说：2002年7月30日，他在运动场和看守吵了起来，被看守打得红肿，晚上发高烧，向看守要药，他们不给，还把他关进了独房。
他的脚在2004年1月8日动手术，缝了四针。医生让他早、午、晚一天吃三次药，但是看守少给他一顿药，使他非常愤怒，说看守有意要害死他。
那些日子里，无形的恐惧一直缠绕著他。他在信中说：“他们都是千方百计来杀害我死，我一天到晚心里都是不安定的，睡到半夜心里就跳起来，都是怕他们来杀害我死。你看，我脚动手术，他们都敢把药偷起来不给我吃，他们问我(他们说)外国人死的(了)就OK，他们这句话都敢说来，在运动场都敢打我，你看，我种(总)有一天被他们杀害死的。”
记者无法证实他是否被打，但曾和狱方进行过交涉，对他们说打人是不被允许的。他们说，那当然是，但是我们并不负责这些事务，如果要申诉，需要陈先生的律师来和狱方交涉。但据陈德通说，他的律师是国选律师。在日本，有支付能力的人请私选律师，律师得到的报酬也很丰厚，会常到拘留所见当事人。而国选律师是国家为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的穷人指定的律师，据说给的钱连支付复印资料的费用都不够，加上陈德通根本不会说日语，让律师常到拘留所为他“讨公道”，确实是难上加难。
后来，似乎他又有了一个安堵的时期。一位姓中谷的日本神父曾带翻译去看过陈德通。中谷神父对记者说：我发现陈先生在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他在拘留所里干糊纸袋的工作，非常刻苦能干，一个月能挣3万日元，看守们都很吃惊。
中谷神父经常从事慈善事业，如帮助无家可归者等。陈德通知道以后，拿出一万块钱给中谷神父，让他一定用这一万块钱去帮助那些穷人。
2006年6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对陈德通做出终审判决，判处陈德通死刑，维持一、二审判决。当时记者到庭旁听，判决后陈德通的辩护律师庭山英雄对记者说：即使判处了死刑，也不能马上执行，法务大臣对此进行审理还需要很长时间，另外陈德通还可以向天皇申请恩赦。庭山说：他经手办案的一个死刑囚，终审判处死刑后已经过30年了，现在仍然没有执行。庭山还说：终审判决已结束，他也不再是陈德通的律师了。
2006年6月30日，记者在小菅的东京拘置所见到了陈德通。他已知道了最高法院判处他死刑的事，他的律师在判决后一直没来见他。关于律师所说的申请恩赦的事，他说他不会写那样的申请，希望有人能帮他来写。
但是这样申请恩赦的请愿书，在法律上是不能由别人代笔的。时光又过了三年，2009年7月28日，年仅41岁的陈德通在陌生的土地上，走上了异国的绞首架。
日本的死刑是绞刑，必须在法务大臣签署死刑执行命令书后5日以内执行。一般都在死刑囚所在的拘留所执行，执行时间一般是早上10点，死刑囚从入室到出棺大约在1小时以内。根据各地拘留所长斟酌和判断，在死刑执行的前一天或前两天，死刑囚被叫到所长室，被告知死刑执行通知。当天夜晚，举行本人参加的守夜式，在那个夜晚会运来死刑囚自己点的饭菜。
死刑执行很秘密，不通知死刑囚的家属、律师、受害者家属和媒体。
陈德通是怎样面对异国的绞首架，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市民团体“要求批准死刑废止国际条约论坛90”问卷调查，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境：“如果受害者的家属希望的话，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补偿。”
陈德通本来是一个追求富裕一点生活的普通的中国穷苦人，一个希望让自己的妻子、儿女过上更好一点日子的普通丈夫、普通的父亲，为此他“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历经东海与太平洋汹涌的波涛，来到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他受到了乡亲们的照应，却因小事与他们结仇。他曾是无知无畏，残忍无情，但是在这十年里他经历无数恶梦和恐惧，无数忏悔和心灵的折磨。在行刑前一天的夜里，他在无人知晓的暗室中，参加了自己的守灵式，点燃了为自己慰灵的线香，并在凄楚缭绕的清烟中，伴著刻骨思念远方妻儿的汨汨泪水，吃下一生中最后一顿晚餐……
2009年7月28日的早晨，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而他，却趑趄而惊恐地走向了绞首架。41年凄楚人生的最后一个脚印，印在了异乡行刑室冰冷的地板上，像是凝缩了他41年生涯的血色叹息。
人生的旅途，有缘分，有关切，也有龃龉和仇恨，穷通离合，无常迅速。但是如果只记住那瞬间的仇恨，必是狭路相逢，你死我活；如只念那缘分和感恩，狭路也会走出大路通衢，渡尽劫泼，相见一笑。
记者的眼前，浮现出陈德通把自己千辛万苦挣得的一万日元交给中谷神父时的眼神，那里充满一个天涯孤儿的孤独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