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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战后赔偿不是反日——何俊仁在日谈战后赔偿与香港民主
日期: 07年03月3期

本报讯(记者 张石)香港立法委员、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先生最近来日,声援中国人战后赔偿诉讼。在这次支援者的队伍里,除何俊仁先生外,还有香港何谢韦律师事务所美国人律师关尚义、加拿大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共同主席列国远的身影。声援者队伍不断扩大,标志著中国人在日战后赔偿运动的不断国际化。何俊仁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重点谈了战后赔偿与香港民主。

3月16日,何俊仁对本报记者说:我在1992年参与有关香港军票案的诉讼,已经来日本很多次,参加过战后索赔会议,也参加了慰安妇的诉讼。有关“西松建设”诉讼,是1998年他们来到香港收集有关诉讼活动的资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联合起来。我为了这个诉讼,特意去了广岛,是在2003年二审的时候。我支援他们,和他们之间有很长时间合作,一些原告也来到过香港,对香港也是很有印象。我对这个运动有很长时间的投入,对他们的很多案件,我也是很关注的。

记者问:日本媒体报道说,海外华人反日情绪特别强,比如说参加保钓运动、战后赔偿运动等,您认为您参与的是不是反日活动?

何俊仁说:我觉得这完全是个误解,这不是反日行动。我和日本支援团体都是好朋友,我也非常尊敬他们。你看,我们都是为了公益,为了人的尊严而奋斗,和爱国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为了表现我们反对日本这个国家。我们反对日本政府这种强蛮的态度,也包括一些犯罪的企业。他们在战时做了这么多错事,把这么多中国人强制拉去日本做苦工,这么多人死掉了,这么多人受了苦,我觉得他们应该负责,应该赔偿,这是一个公益活动,与爱国没有关系,我们完全不是反日。我和这么多日本朋友都希望日本能够好好处理这个事情,和亚洲国家重建友谊,扮演一个更具领导地位的角色。

记者问:您上次去钓鱼岛时,大陆政府和台湾政府都不太支持你们,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何俊仁说:钓鱼岛问题是个民间的问题,大陆政府、台湾政府和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立场。从民间立场上来看,钓鱼岛问题是国家的领土问题,也是一个战后问题。我的看法就是,钓鱼岛问题就是战后问题的一部分。

记者问:您曾说过香港的民主党要成为中国最大的反对党。您是不是认为,香港的民主党不仅要参与完善香港的民主,也要参与大陆的民主进程?

何俊仁说:这种说法也有一点误解,我是说现实上我们是最大的反对党,但可悲的是,民主党是一个很小的政党,我们希望在香港好好做民主化工作,如果连在香港做好工作都比较困难,怎么可能成为大陆最大的反对党呢?

我只是表示中国大陆没有空间,只有在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这个党才成为最大反对党。我的希望是,国家能够开放,使民主社会发展起来,让团体有发言权。当然,我也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主的发展。我觉得经济发展这么多年带来很多问题,还有其它的法制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制度,能否维持国家的长期稳定是个问题,所以我对我们国家的民主发展抱有非常热切的希望。

记者问:您觉得香港回归以后,民主是发展了呢,还是退步了呢?

何俊仁说:在开始的10年,根据基本法有很缓慢的发展。但是非常可惜,在2007、2008年,我们只能原地踏步,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奋斗,我们争取在2012年实现香港的双普选,选出我们的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议。

记者问:去年您被暴徒殴打,今后你会不会对自己的行动谨慎起来,或有些害怕?

何俊仁说:不会的,我绝对不会向暴力和黑帮妥协,我也不害怕他们的威胁。我现在站在法制与社会治安的立场上说话,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对香港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奋斗了这么多年,给人这么一打,就退下来了,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黑帮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绝对不能倒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尊严的问题。我的尊严可以给我带来勇气,我的勇气可以帮助我克服恐惧,所以我可以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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