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石 杨文凯) 进入2月以来，日本重量级政治人物先后访中，这被看成是中国有意在后小泉时代主动促进中日改善关系的积极举措。中国驻日大使王毅自去年年底回国休假后，在今年1月26日回到东京。王毅在北京期间，据说参与了中国对日政策的研讨调整会。2月以来，中国大举接纳日本政治人物访中，国务委员唐家璇与他们频繁会面，被视为“唐家璇－王毅”对日外交新策略开始启动。
王毅回到日本后，中方宣布以桥本龙太郎为首的日中友好七团体会长将于3月底出访北京，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会面——这也是中日邦交恢复以来的首次。2月8日－9日，众议院议员、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访问中国；2月16日，王毅拜访了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及《圣教新闻》；2月19日－23日，执政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和公明党政调会长访中；2月22日－23日，内阁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访中。
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先后会见了野田、中川、二阶等日本客人，就当前的中日关系直接交换了意见；二阶俊博还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据了解，中方正把安倍晋三视作日本次期政权最有力的接班人，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中川秀直被视为安倍的“监护人”，他向中方传达了以下信息：无论谁成为后小泉时代的接班人，总要想办法解决靖国参拜问题——这引起了中方的兴趣。另一方面，二阶俊博访中，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与中方达成了政治共识，那就是在不涉及海洋中间线的前提下寻求共同开发的可能。两国就此问题的第四轮实务会谈将于3月份举行。
本次日本执政党代表团和经产大臣二阶俊博相继访华带来了中日关系“小高潮”，但也暴露了中日关系的深刻征结。首先，本轮外交是“错位外交”，应该在最高首脑和外交部长之间进行的国事与政治外交无法进行，只能由经产大臣和政党“滥竽充数”，结果是根本问题难以解决。据说二阶访中之前，政府高层要求他“去访问不要谈通商关系等小话题，要讲日中关系大局”，弄得二阶满脸困惑，不满地对周围的人说：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么大的事？2月23日，中联部长王家瑞和二阶会谈时，双方达成由中联部和经产省每年互派研修生“以推进经济合作”的协议，让人觉得风马牛不相及。其次，就是“情绪外交”，让人感到与其说是搞外交不如说是在“斗气”，如“亲中派”二阶可以会见温家宝总理，而小泉“心腹”中川想见曾庆红都不可得。本来安排好中川和外交部长李肇星见面，又突然中止，原因是要优先会见二阶，让人明显感到“亲疏有别”。
本轮访中“小高潮”的出现，也与美国的推进有直接关系。此前，多个日本政界与民间的访中计划搁浅，1月22日－25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分别访问了日本和中国，对中日关系恶化表示“深度焦虑”，并提议中日美共同研究二战和其他时期历史。小泉首相“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加理会，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拒绝。但在2月22日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上，中川将佐利克的话重复了一遍，王家瑞也不再表示反对。王表示：共同研究对正确认识历史能起作用，应该共同推进。由此可见中日关系修复关系的“自愈力”正在严重丧失，如没有美国推动恐难以恢复。
在“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上，王家瑞向日方提出“三个不理解”：中方不理解为什么日方要把邦交正常化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变成所谓的普通关系？不理解为什么日本曾一再明确表示对受害国人民感情予以理解和尊重，现在却把邻国国民的感情视为外来干涉，甚至日本领导人接连5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而再、再而三地撕破受害国人民的历史伤疤？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从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欢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转变为宣扬中国威胁，将中国作为军事防范对象，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挑起恶性竞争？这“三个不理解”，正是中日关系的深刻征结所在。
多年来，日本试图走出“战败国家”的历史阴影，实现从战败国家上升为“普通国家”的夙愿。“普通国家”一词，是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率先提出的，其内涵一是否定传统的协调型政治模式，主张建立两大保守政党制；二是否定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茂路线”，主张修改宪法和防务政策，做出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小泉当权以后，这个步伐大大加速。首先是军事上的“松绑”，逐步逼近修改和平宪法的目标，如通过《恐怖对策特别对策法》，让自卫队“走出去”的门槛越来越低，范围越来越宽，动作越来越大。其次是力图从所谓“自虐史观”中摆脱出来，推翻东京审判，摆脱“忏悔外交”模式，使日本从历史的根本处“直起腰来”，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实现《旧金山和约》以来的第二次独立。小泉参拜，用沉默的形式表达这种诉求，而“后小泉”时代的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则直接用语言表达了这种诉求。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日本需要制造“威胁者”或曰“竞争对手”，凝聚民意□□日本避开美国而选择了中国。中川在“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上强调：日中在亚洲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了两强对等时代。日本鹰派政治家们无不认为：中日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
日本在新时代成为“普通国家”的诉求，和王家瑞提出的“三个不理解”中谈到的70年代的中日关系3个范畴格格不入。中日关系难以改善，正是因为中国“坚持”范畴与日本“抛弃”范畴的南辕北辙。
也许，中国应该理解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诉求。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来看，强迫一个国家永久背负战败国的牌位，其长远的政治军事后果可能极其危险，但遗憾的是，日本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忘记了自己作为亚洲最先进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日本不是力图在推进亚洲民主化的过程中完成这一诉求，而是企图通过为过去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辩护和翻案来实现这一诉求，这不仅会侵蚀日本民主政治，更不可能推动中国与亚洲民主。日本固执推翻东京审判的历史宿愿，也必将使其最终对手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不过，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在3月底得以访中，是中方实践胡锦涛对日政策5点意见中的“重视民间交流”的具体体现。但有关人士认为这次会面尽管来之不易，还是太晚了，其实一年前或更早一些时间就应该举行。中国俗语称：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现在日本的情况是，前门有小泉靖国参拜，后门有前原中国威胁论，民间友好团体夹在当中做三明治，非常需要来自中方的有力支持。王毅大使赴任一年多来，在各地举行演讲，发表论文，对日本公众舆论在靖国问题上的转向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中曾根－渡边”的反靖国参拜舆论防线，在国际上也出现了美国的批判之声，这都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
政府关系以外，最重要的是国民情感问题。民间交流以经济、文化和青少年交流为重点。日本高中生赴中国修学旅行人数由2002年5万人跌至1万人以下，这值得认真对待。胡锦涛提出了中日关系十六字方针：“和平共存，世代友好，互惠协力，共同发展”，民间团体负责人认为这是国家和政府级别的课题，从民间立场出发，则期待“约束实行，治安安全，良品安价，友为安心”十六个字，这样或可大幅提升日本学生访中人数，有利拉近中日民间感情。友好团体负责人访中，改善国民感情将被重点提及。
王毅回到日本后，中方宣布以桥本龙太郎为首的日中友好七团体会长将于3月底出访北京，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会面——这也是中日邦交恢复以来的首次。2月8日－9日，众议院议员、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访问中国；2月16日，王毅拜访了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及《圣教新闻》；2月19日－23日，执政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和公明党政调会长访中；2月22日－23日，内阁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访中。
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先后会见了野田、中川、二阶等日本客人，就当前的中日关系直接交换了意见；二阶俊博还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据了解，中方正把安倍晋三视作日本次期政权最有力的接班人，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中川秀直被视为安倍的“监护人”，他向中方传达了以下信息：无论谁成为后小泉时代的接班人，总要想办法解决靖国参拜问题——这引起了中方的兴趣。另一方面，二阶俊博访中，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与中方达成了政治共识，那就是在不涉及海洋中间线的前提下寻求共同开发的可能。两国就此问题的第四轮实务会谈将于3月份举行。
本次日本执政党代表团和经产大臣二阶俊博相继访华带来了中日关系“小高潮”，但也暴露了中日关系的深刻征结。首先，本轮外交是“错位外交”，应该在最高首脑和外交部长之间进行的国事与政治外交无法进行，只能由经产大臣和政党“滥竽充数”，结果是根本问题难以解决。据说二阶访中之前，政府高层要求他“去访问不要谈通商关系等小话题，要讲日中关系大局”，弄得二阶满脸困惑，不满地对周围的人说：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么大的事？2月23日，中联部长王家瑞和二阶会谈时，双方达成由中联部和经产省每年互派研修生“以推进经济合作”的协议，让人觉得风马牛不相及。其次，就是“情绪外交”，让人感到与其说是搞外交不如说是在“斗气”，如“亲中派”二阶可以会见温家宝总理，而小泉“心腹”中川想见曾庆红都不可得。本来安排好中川和外交部长李肇星见面，又突然中止，原因是要优先会见二阶，让人明显感到“亲疏有别”。
本轮访中“小高潮”的出现，也与美国的推进有直接关系。此前，多个日本政界与民间的访中计划搁浅，1月22日－25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分别访问了日本和中国，对中日关系恶化表示“深度焦虑”，并提议中日美共同研究二战和其他时期历史。小泉首相“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加理会，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拒绝。但在2月22日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上，中川将佐利克的话重复了一遍，王家瑞也不再表示反对。王表示：共同研究对正确认识历史能起作用，应该共同推进。由此可见中日关系修复关系的“自愈力”正在严重丧失，如没有美国推动恐难以恢复。
在“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上，王家瑞向日方提出“三个不理解”：中方不理解为什么日方要把邦交正常化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变成所谓的普通关系？不理解为什么日本曾一再明确表示对受害国人民感情予以理解和尊重，现在却把邻国国民的感情视为外来干涉，甚至日本领导人接连5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而再、再而三地撕破受害国人民的历史伤疤？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从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欢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转变为宣扬中国威胁，将中国作为军事防范对象，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挑起恶性竞争？这“三个不理解”，正是中日关系的深刻征结所在。
多年来，日本试图走出“战败国家”的历史阴影，实现从战败国家上升为“普通国家”的夙愿。“普通国家”一词，是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率先提出的，其内涵一是否定传统的协调型政治模式，主张建立两大保守政党制；二是否定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茂路线”，主张修改宪法和防务政策，做出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小泉当权以后，这个步伐大大加速。首先是军事上的“松绑”，逐步逼近修改和平宪法的目标，如通过《恐怖对策特别对策法》，让自卫队“走出去”的门槛越来越低，范围越来越宽，动作越来越大。其次是力图从所谓“自虐史观”中摆脱出来，推翻东京审判，摆脱“忏悔外交”模式，使日本从历史的根本处“直起腰来”，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实现《旧金山和约》以来的第二次独立。小泉参拜，用沉默的形式表达这种诉求，而“后小泉”时代的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则直接用语言表达了这种诉求。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日本需要制造“威胁者”或曰“竞争对手”，凝聚民意□□日本避开美国而选择了中国。中川在“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上强调：日中在亚洲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了两强对等时代。日本鹰派政治家们无不认为：中日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
日本在新时代成为“普通国家”的诉求，和王家瑞提出的“三个不理解”中谈到的70年代的中日关系3个范畴格格不入。中日关系难以改善，正是因为中国“坚持”范畴与日本“抛弃”范畴的南辕北辙。
也许，中国应该理解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诉求。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来看，强迫一个国家永久背负战败国的牌位，其长远的政治军事后果可能极其危险，但遗憾的是，日本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忘记了自己作为亚洲最先进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日本不是力图在推进亚洲民主化的过程中完成这一诉求，而是企图通过为过去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辩护和翻案来实现这一诉求，这不仅会侵蚀日本民主政治，更不可能推动中国与亚洲民主。日本固执推翻东京审判的历史宿愿，也必将使其最终对手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不过，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在3月底得以访中，是中方实践胡锦涛对日政策5点意见中的“重视民间交流”的具体体现。但有关人士认为这次会面尽管来之不易，还是太晚了，其实一年前或更早一些时间就应该举行。中国俗语称：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现在日本的情况是，前门有小泉靖国参拜，后门有前原中国威胁论，民间友好团体夹在当中做三明治，非常需要来自中方的有力支持。王毅大使赴任一年多来，在各地举行演讲，发表论文，对日本公众舆论在靖国问题上的转向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中曾根－渡边”的反靖国参拜舆论防线，在国际上也出现了美国的批判之声，这都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
政府关系以外，最重要的是国民情感问题。民间交流以经济、文化和青少年交流为重点。日本高中生赴中国修学旅行人数由2002年5万人跌至1万人以下，这值得认真对待。胡锦涛提出了中日关系十六字方针：“和平共存，世代友好，互惠协力，共同发展”，民间团体负责人认为这是国家和政府级别的课题，从民间立场出发，则期待“约束实行，治安安全，良品安价，友为安心”十六个字，这样或可大幅提升日本学生访中人数，有利拉近中日民间感情。友好团体负责人访中，改善国民感情将被重点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