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是为了孩子
阿文以“ 我是沈阳人，我叫王纳文”开始了对自己简单的介绍。根据她的叙述，她第一次见高峰是在2000年2月份，两人恋爱后同居，2001年3月29日生下了两人共同的孩子。她和高峰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12月份，然后高峰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阿文回忆说：“当时知道我怀孕了，高峰不是特别高兴，也不特别生气，对我照顾得更多一些，出去吃饭都给我夹菜。但是在我怀孕3个月的时候吧，他在重庆参加球赛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要我把孩子做掉，我没答应。过了1个月，他打电话说‘那你就好好地把你的身体养好，千万别摔着碰着’，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说话的语气挺不友好的。”
事情被媒体曝出来以后，他声称不认识我，不可能跟我有孩子，还叫板要做DNA鉴定。我身为母亲的当然会想到孩子会受到伤害，本来我不想打这个官司。我和孩子说了，他爸爸在美国，他爸爸很想你，很爱你。但是这个事情既然出了，以后就不是我所能隐瞒得了的了，媒体逼我出来这么说的，媒体已经公布出来了。我只能说趁孩子年龄小把这个官司打了，否则他长大了会跟我一块儿上火，这样对孩子更不公平。”
隐居八十天惊恐不安
自从今年7月媒体曝光“ 高峰在沈阳有私生子”的消息后，阿文一直在隐藏，至今已经有80天了。在这80天里，阿文说自己受到很多困扰，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压力都特别大。在媒体面前，阿文说：“这次我为什么站出来，这80天里我希望高峰站出来和我谈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今天还不见我。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站出来开这个会。”
阿文介绍，自己在隐居的这80天里，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不知道是否危险，但是我很害怕。因为他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所以我害怕。”在这期间，阿文在和朋友通电话的时候，朋友曾提醒她高峰正让黑社会的人找她，叫她小心点，阿文随后几乎切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阿文说，她把儿子放在了一个“任何人和任何媒体都找不到的安全地方”，她才敢站出来说话，“现在我已经考虑不了太多了，我现在首先要考虑我和我儿子的安全”。
这次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她就想告诉大家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孩子是高峰的。“这个事实不是他承认不承认的事，我相信法律。我对他的期望就是希望他承认。他应该尽父亲的义务。”记者问她是法律的义务还是做父亲的义务，阿文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做父亲的义务”。
DNA鉴定
不是难题
确认孩子的身份，在法律鉴定上，DNA鉴定也许将会是最有说服力、最关键的证据。阿文对待这个问题不置可否，称自己手里有照片做证据，也有证人愿意作证，但DNA鉴定“这个得看他，如果他不承认的话会做。”现在高峰连孩子都不承认，做DNA鉴定的困难可想而知，但阿文的代理律师对此很有信心，王律师称：“关于孩子的鉴定问题，我们觉得是第二步的。第一步是高峰不会不承认这个孩子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高峰不承认这个孩子的直接证据，只是媒体这么传。高峰真的出来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这要到法庭上面。事实就是事实，谁都不能改变。如果高峰在法庭否认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要通过人民法院进行技术方面的鉴定，包括DNA的鉴定。最后肯定是要以证据来说话，事实就是事实，如果通过法律把事实澄清，对高峰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另外一位赵律师称，案子9月8日已经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立案，目前已经在媒体上称孩子是“ 私生子”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属于“非婚生子女”概念，阿文申请67万的赔偿、抚养费，也不是漫天要价，而是考虑到孩子的住房、教育，阿文受到的精神伤害等计算出来的，67万其实仅仅是一个底线。
不在乎那英的感受
高峰现在的女友，歌后那英就要临产，阿文此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无疑对那英是不小的刺激，但阿文说：“我没考虑任何人，我只考虑我自己。我也有孩子，我也是孩子的妈妈。这个只是高峰和我儿子的事，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考虑。”阿文透露，自己没有见过那英，也没有通过电话，但以前高峰曾对她说过，那英知道自己怀孕的事情。
另讯：那英已于10月16日在北京产下一个6斤8两的男婴，高峰一直在医院陪护那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