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唐炳森老人是永安的老职工，今天也和同是永安老职工的妻子一起来到屋顶花园见证了这个时刻。“永安的意义只是永安人知道，外地人和年轻人不一定了解了。但是，永安的最大品牌是信誉度。”在此工作了40多年的唐炳森老人感慨地说，“过去永安就是现在的恒隆啊，因为它的特色是环球百货，商品都是‘舶来品’，现在叫做进口商品。”
从1954年进入永安，到1988年退休，专门负责“摆橱窗”的唐炳森老人见证了永安变成华联的时刻，1988年的华联正好是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每天进出的都有几万人，后来就采用凭票进入的方法进行限制，我们橱窗里的商品都是一天就换一次的，每天都是马不停蹄的忙啊，里面的家电商品也是要凭票购买。”
唐炳森的妻子在老永安的文具部工作，她说：“华联有过几次辉煌，80年代我们上夜校的时候，老师曾经讲过，‘南京路上垃圾都可以卖钱’。现在可不行了。到处是高档商店，进口商品遍地都是，市场竞争激烈啊。”
一个商业传奇
1913年，在澳大利亚和香港地区经商成功的郭氏家族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邀请，来上海发展华人商业资本。“当年选择永安公司的地址是很传奇的。”上海华联商厦的办公室主任助理龚辉说。
“数豆选址”是进入中国商业史的经典个案，当年郭家准备在上海开设永安公司之后，计划很是周密，专门派两个人各背二袋 ，一袋空一袋装黄豆，分站南京路两侧，有人经过即取豆至空袋，测量下来南京路南侧行人较多，由此选择现址，选址后从富商哈同手中得到地契，条件极为苛刻。当时上海舆论普遍认为：“广东人不会做生意”。但是郭家人说：“30年的租期，赚20吨的黄金没问题。”郭家当年在澳大利亚，是靠一水果店“永安果栏”起家的，有着从底层摸爬滚打而获得的商业才能。
“郭家是广东侨商，在香港地区和澳大利亚都有自己的企业，资本发展范围到了工商、金融、服务等。他们的观念和资本在当时上海的商人里都属佼佼者。”研究“广东人在上海”专题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宋钻友说。
气派的永安公司边建设边忙于开张，1916年，基本建设完毕，据说公司的模型来自英国的古城堡，是折中主义建筑风格。“当时上海就是折中主义时代啊。”本次负责恢复永安公司旧貌的建筑师章明说，“你看它正门爱奥尼亚式双柱，还有三个圆拱门的弧度，最精致的是扇形大门，都是当时最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当年公和洋行的设计师全是西方来的，这建筑现在看也毫不落伍。”
屋顶上二层高的绮云阁则是和旁边先施公司竞争的结果，后盖的先施大楼想高过永安公司，永安则在屋顶加盖此楼，后来更在旁边盖了七层楼高的新永安，也就是现在的华侨大厦。两幢楼房都被列入上海首批“近代优秀保护建筑”。
当年永安公司在南京路上开张的时候，正是中国开始引进“环球百货”概念的时候，但郭家更胜一筹。“他们不仅通过洋行进货，还直接在各国设立代理庄，经常向英国、美国派采购团，外国工厂直接供货的渠道也很通畅。”宋钻友说，这使当时国际上流行什么，在永安就能买到什么，日光灯刚发明时，永安公司立即就有了货，在店堂里一开，明亮地耀眼，成为最好的广告──同在南京路的惠罗、福利那些由外商直接经营的店里都没有，最强的竞争者先施公司要两个月后才进到货，而此时永安的日光灯已经卖完了两批。
“定购外国货，眼光尤要独到，勿遽大量采购。”当年采购人员之一的郭泉总在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上强调进货原则。这批高层管理人员既属于郭家直系，又在海外受过教育，据老营业员的估计，1931年的永安百货洋货占75%，其中以英国商品为主。“美国电器、德国的五金、日本的棉织品、瑞士的钟表全部都有现货：当时号称只要顾客叫得出名字的，公司都能提供。”老售货员汤可贞回忆，“质量好，我60年前买的凳子坐到现在。”上世纪40年代她新婚时，买的几只西式柚木凳现在还在家里使用着。
“其实永安当年战胜南京路上的外国百货还是靠服务。”宋钻友说。永安大概是最早提出“顾客永远是正确的”服务宗旨的中国企业。从一些小事就可以看出永安的细致，一切商品实行送货，包括最小的刀片。“我们当时有专门的送货部门，我就替顾客送过半打刀片，用专门写有永安字样的牛皮纸包装起来，气派得很。”现在80多岁的老职工陈瑞麟说。当时的名流顾客买鞋油等小对象也是一打，半打，所以流行送货到家的服务，并不另外收费。
当时永安给大批名流顾客安排了“折子”购物，他们来这里，只要出示折子就行了，而一般的富裕之家要经人介绍，公司认可，这样一来，永安的折子也成为当时上海的身份象征之一。
此外，公司还经常组织女职工在商场内举办大型时装表演，藉以招徕顾客、推销商品。商品操作表演、美容表演、邀请电影明星演唱、赠送奖学金等一系列促销手段，更是使永安资本集团在与同行的激烈竞争中领先了一步。除经营百货外，还附设旅馆、酒楼、茶室、餐厅、舞厅、游乐场等。以致外人戏言：“只要有足够的钱，即使不走出永安公司的大门一步，也可以在这个小天地里过上一辈子。”
永安名牌概念深入人心，在永安公司的老售货员聚会上，现在已经80多岁的，男装部售货员汤可贞用很纯正的英语说：“我们那时候卖的衬衫都是美国的Arrow。”几个说上海话的老售货员立刻改用英语报上一串上世纪的流行品牌，满面骄傲之色。
这群老人穿着整洁，几个老太太聚会时都穿着旗袍，当年在永安工作是体面活，收入高，要求也高。“往往要托人才能进去。”陈瑞麟父亲当年也是小商人，但还是托朋友找到了永安人事科的人，“当时的科长叫郭乔治。亲自考我，内容是英语和数字。然后叫我来回走几步，大概是看仪态如何。”进去后要见习，管理很严，有的甚至要几年，工资当然大有差距。1941年进永安的曾汉英的姐夫认识老板郭乐，得以在永安的娱乐场找到工作，省掉了见习期，“每月工资60元，养活一家人都够了”。
在永安工作的男女服务员穿着黑色或蓝色的长衫、旗袍，“我们自己把蓝叫勾魂蓝，黑叫黑里销。”曾汉英笑着说，大概是像佐拉小说《妇女乐园》中描绘的那样，当时的长衫阶层地位是高于穿两截衣服的劳动阶层的，所以永安职员都有种满足感。研究员宋钻友说，当时在整个永安百货中，郭家的股份只不过占到5%，却能够控制整个永安公司的运转，实在是因为郭家有着出色的经营能力，没有人想动摇他们的位置。“他们家和永安公司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传奇。前无古人。”
郭家告别永安公司
郭琳爽1933年出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新官上任，立即在永安公司倡导改革，先是销售名牌产品，扩大国货经销的比重。商厦一改国货产品占25%的局面，将盛锡福的草帽、龙虎牌仁丹、三星牌蚊香等国产名牌引入店堂。商厦销售商品最早采取了“明码实价，包换包退”的办法，使国货产品一经销售，立刻走红。当时任职于这上海最高档场所的他据说态度并不倨傲，也没有花花公子的习气，但是“不怒自威”。“他从来不和夫人一起出现在职员面前，总是很严肃。”已经拄着拐杖的老职工陈瑞麟回忆。他面色并不严厉，但是一声不响地站在职员面前时，大家都很紧张。他自己不抽烟，也最痛恨上班时间抽烟的职员，如果看见谁抽烟，他就会不吭声地站在职员面前，直到烟蒂烧到职员的手指，他才离开。“他的厉害可见一般，我们都当他是‘雷公’。”
但是，更多的职员回忆的是解放后的郭琳爽。郭家众多的子弟解放后纷纷离开上海，他却选择了留下，“可能是对自己用心经营的家族产业感情太深了吧。”陈瑞麟说。结果历次运动，他都在劫难逃。“三反、五反”的时候，郭就受到冲击，因为在敌伪时期，他作为名流为国民党购买飞机捐过款，之后的公私合营运动到来前，面临货源断绝的老永安实际已经难以为继。“我们那时候先是把存货拿出来卖，陆续卖了一年，后来慢慢地货物越来越少，什么都有了，竞争不过那些国营的商店。”
而老永安自豪的“环球百货”概念在当时与西方隔绝的情况下更是成为空话。
1955年，永安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郭琳爽继续在永安公司工作，“很沉默，不爱说话”。坐在他办公室外面的电话接线员汤可贞说，但是郭还是很平易，见她坐在走廊里面工作，条件不好，还特地为她布置了一间小小的电话接线间。1966年12月2日，经上海市商业局的批准，“公私合营永安公司”改名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郭家丧失了一切股份，永安彻底改为国营企业，出售和全国各家商店同样的东西。“反正当时物资紧缺，什么都能卖掉。”
郭在文化大革命到来时期连沉默的权利都不复有。和老爱人开始在食堂打杂工，他们俩身体都不好，做些“轻松活”、一般就是扫地擦桌子。
1974年，郭在上海因为心脏病去世，此时的永安公司又已改名为毫无特色的“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他早年奉行的“顾客永远是正确的’商业信条正被作为“奴才哲学”而批判，徒有着昔日豪华商店外壳商场似乎已经和他个人毫无关系了。
新永安定位“经典百货”
据了解，新永安百货将在南京路步行街商圈中逐步形成服饰、化妆品、黄金饰品三大商品大类经营优势，以经典品牌为主，把个性化、品牌化、特色化的商品作为主力品牌。遵循打造经典百货的原则，同时考虑各大类商品的协调性与兼容性。
“华联商厦翻牌永安百货，回去的不仅仅是永安的金字店招，还有老永安公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李雨林总经理介绍说，“商厦在开门营业时段恢复‘双狮迎宾’的老永安公司的传统待客礼仪，与下午营业时段的‘萨克斯’和晚间营业时段的‘泛光照明’，形成不同时段的文化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