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当年，匆匆流逝的时光冲淡了刑场上殷红而淋漓的血迹，淹没了死难者悲愤而绝望的呼号，鲁迅先生曾以其镌刻历史的刀笔为左联五烈士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以此来提醒朋友、同志，当然还有对手、敌人，以及更为广大的民众，永远不要、不该，也不能忘却。

　　人类最大的天敌是“时间”，最严重的病症是“忘却”。在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即将迎来70周年之际，忘却的阴影早已爬上了岁月的额头，正弥漫扩散在日益紧张匆忙、为利所驱的现实社会中，连淡淡的哀思也所剩无几。然而，聒噪多时的日本右翼依然摆脱不了历史的自卑情绪，已迫不及待地增印了《Will增刊》之类的出版物，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手法再一次指责“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还是那么几个熟悉的名字，几张熟悉的脸；还是那么几条背离常识的死理，几句歪曲历史的论调，但右翼的表演正从反面提醒著世人，忘却历史真的就是犯罪。

　　为了让本质意义上的历史真实重现世间、让大屠杀的历史现场永留人间，10年前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出了震撼性的《南京大屠杀》，10年后旅日华侨巫召鸿倾力译出《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由同时代社在日本出版，不仅纪念了70年前无数死难的亡灵，也反证了右翼的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部纪实性的历史著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历史立证存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历史被有心或无意地忘却。在“南京大屠杀”迎来70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日文版应时出版，海内外多部“南京”题材的电影投入放映，无不以纪念的名义来防止忘却发生，以还原真相的方式对历史做出交代。然而，忘却还是在不断发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战后世代相对于战争世代的忘却。二战结束60馀年，“南京大屠杀”发生70年，当年的战争参与者和事件亲历者日渐寥落。日本老资格政治家野中广务日前在一次演讲会中提到，1971年，他和上百位后援会成员一起去中国，走访了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有一位参与过南京屠城的后援会代表重返南京后变得面如土色，神情恍惚。野中问他怎么了，他说到南京回想起当年的惨烈场景，就会产生幻觉，生怕埋在地下的大批死者冤魂会伸出手来把自己拖下去。作为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野中广务在1984年再访南京时，成为第一个正式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本政治家。然而，当战争世代逐渐引退，甚至故去后，新执政的战后世代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新生代正在忘却历史，不惜凭个人的情感、信念去曲解事实，抹杀真相——这就是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社会政治风气，令人忧虑。

　　二、中国民众相对于海外华人的忘却。《南京大屠杀》英文原著的作者张纯如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的翻译者巫召鸿是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在日华侨。他们虽然不善于用中文表达，甚至不会说中国话，却怀揣著人类普遍的历史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经历了难以想像的艰难，顶住了四面八方的压力，为中华民族的灾难和屈辱留下了历史证言。相比之下，身为中国公民的大批专家、学者、作家、知识分子以及公众，或争名逐利，或耽于忘却，在涉及民族大义和历史正义的大是大非上缺乏作为，令人遗憾。

　　三、官方政府相对于民间社会的忘却。战争结束60馀年，中日关系正常化35年，中日已建立起了战略性互惠关系，满足于利益双赢为两国带来的实惠。在中日关系成功破冰、融冰，终于走出政治坚冰期的一片欢呼声中，中日政府已经达成了“往事不再重提”的无声默契。在一切向前（钱）看的反面，则是官方对重大的历史纪念日保持态度谨慎的缄默，而把历史发言权和阐释权流放给民间，下放给更多无所顾忌的民族主义者。无论这是一种姿态还是一种策略，政府相对于民间的早早忘却，令人心寒。

　　由华人创作、华人翻译的《南京大屠杀》日文版在日推出，将遭遇什么样的社会反应，面临什么样的右翼挑战，充满了未知数。但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本书非出不可，提醒著忘却是可耻的，展示著正义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