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近日，有关“活力门”事件的报道覆天盖地，但日本的主流媒体还是对所谓雅马哈出售无人操纵直升飞机给中国事件表示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媒体的报道落脚在“中国”和“军用”两个关键词上，暗示着中国的崛起伴随着某种危险性。
   事实如何呢？1.相关直升飞机并非绝对禁止出口产品；2.此类出口需要经产大臣批准的规定生效于2005年；3.雅马哈不仅向中国出口，也向韩国、美国等国出口有关直升飞机。雅马哈向中国出口1架，向韩国出口10架，所谓“违禁”大者，不唯中国而已。日本媒体在报道这起影响到中日关系的个案时，并没有把事实合盘托出，而是有意或无意地做了某种取舍。媒体报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事实是不完整的，引起的社会效果自然颇为片面。
   从这起个案中，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对中报道的态度。无可否认，有关中国的报道，早已成为日本传媒的重点。但媒体对负面新闻的敏感热衷，对中国问题的趋之若鹜，对视听热点的挖掘追踪，都使得有关中国的报道带有明显的群体炒作意味，而缺乏对两国关系大局的历史承担和终极关怀。
   也许，自由开放社会里的媒体，比实践媒体伦理更重要的是耸动视听，所以某些媒体表现出没心没肺的报道立场，甚至专事落井下石，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最近对于“活力门”的报道狂潮中，已经有人质疑媒体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当初，惯于决算粉饰的堀江贵文之所以飞速蹿升为信息时代的偶像级英雄人物，完全拜媒体所赐，有赖媒体之功；如今堀江身陷囹圄，所有主流媒体又都貌似深刻地大肆揭露、详做分析，完全遗忘了昨天发出的追捧和欢呼。所以，在日益信息化的时代秀场中，媒体的作用固然十分巨大，媒体的角色又是非常可疑的。
   中国方面曾经指责日本对媒体缺乏约束，这当然是外行话，但媒体不受管束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肆意而为。媒体的社会角色、新闻立场、报道方式和社会影响，足以构成文艺社会学的重要篇章，这是媒体从业者必须有所觉悟的。
   与日本媒体在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报道上跟风炒作相比，中国当局对媒体的热心管制又表现出另外一种极端化倾向。《中国青年报》属下《冰点》周刊，刊登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文批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需要自我反省与修正，而被禁止发行；联系到去年年末，以报道社会事件真相而著称的《新京报》主要领导层遭撤换引发媒体从业人员罢工，都显示中国的媒体环境仍然严峻。中国特色的行政指导经验曾经被描述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如今的媒体报道，尤其是对中日关系等敏感问题的报道，就陷入这样的尴尬局面。
   从中日两国的现实看，日本对传媒过于放任，中国则对传媒管速过度──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媒体表达真实。媒体要勇于不说假话，更要敢于说真话，无论是迎合社会潮流还是屈从政治压力，都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无助于恢复中日关系正常化、健康化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