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当石垣简易裁判所在9月19日接受检察方面请求、宣布羁押中国渔船船长时间延长10天，中日在钓鱼岛争议海域的撞船事件非但没有随著菅直人连任首相、日本新内阁发足而走向缓和，相反事态进一步升级，正在拖累中日关系急转直下，或酿成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
过去一周，中国人对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关注，掩盖了对日本内政新变化及其影响的评估。就在“钓鱼岛”遭遇“九一八”、当中日现实矛盾与历史积怨可能同时爆发之际，菅直人成功连任，新内阁走马换人。
日本内阁人事最引人关注的变化是，中生代鹰派政治家前原诚司从原来的国土交通大臣转任外务大臣，即一周前还在行政层面上强硬对应撞船事件的前原高姿态转战第二阶段的外交层面，将继续保持对中强硬交涉。尽管菅直人首相说“日本和中国之间一直持续著基本的友好关系，我相信这样的关系会继续下去”，但民主党政府却在行政和外交上与司法形成呼应，正在有步骤地推动用日本国内法处理钓鱼岛纷争成为一种既成事实。
作为中方的立场宣示和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在19日晚间表明：日方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已经对中日双边往来造成严重损害。中方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中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综合会议，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规模也受到严重影响。中方表示，出现上述情况责任完全在日方，日方应立即无条件放还中方船长，否则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如果再加上中方此前已推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访日行程，以及九月下旬中日总理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不安排会面，可见中日关系受到的损害与日俱深。
一条渔船引发的风波，正在演绎成中日关系史上涉及领土主权的、令人躲闪不及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这是小小的渔船所不能承载的，更是著力推动双边交流渐入佳境的两国政府始料不及的。但围绕著钓鱼岛这颗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不定时炸弹，一切随时会发生，一切终究会发生——两国政府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更需要建立避免冲突的有效机制、化解矛盾的充足备案。但现实表明，这些想象中的机制和备案几乎不存在，小小的风吹草动就能轻易撕开中日关系中巨大的现实伤口。钓鱼岛撞船事件已使处于21世纪以来最好时期的中日关系发生转折，不仅遭遇了小泉下台以来的最坏事态，也标志著民主党执政以来中日外交蜜月结束。
钓鱼岛是一个纠缠著历史与现实的复杂问题，其中有尊严，更有利益。当相关各方均无力单方面解决问题、也不愿求助国际裁判的时候，究竟是因大化小、删繁就简，还是以小见大，把问题复杂化，直接影响到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的全局。过去30年里，日中和日台之间，围绕著钓鱼岛发生过冲突，也有过化解矛盾的成功案例。比如，1978年4月，有中国渔船进入日本“领海十二海里内”作业，当日本巡视船要求渔船退出时，中国渔民写出“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大字以示抗议。邓小平当年为此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议，而自民党福田赳夫内阁则从大局出发进行处理，使风波渐渐平息。
1996年，香港一名保约人士在钓鱼岛水域不幸身亡，同年在马尼拉APEC会议上，桥本龙太郎首相和江泽民主席会谈，一致认为必须避免钓鱼岛问题影响中日关系。为此，自民党在应对中华保钓活动上，表现得比较理智。2003年3月24日，冯锦华等7名大陆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遭逮捕，旋即被送到入国管理局强制归国。当时的小泉首相对相关部门做出指示：在按法律做适当处理的同时，也要从大局出发，不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又如，2008年6月，台湾渔船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巡逻艇撞沉，日方同时扣留船长与船员。刚上任总统的马英九要求外交部严正宣示主权，并召回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日本被迫迅速释放船长，并且派员道歉赔偿，事件也得到平息。
如今回头来看，理性处理钓鱼岛纷争，力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是软弱外交，而是具有外交大视野和全局观念的合理做法。相比之下，本次民主党政权强硬处理，可以看作是对自民党一贯做法的反拨，也是新生政权为了转移国内视线而萌生的外交冲动。民主党政权虽然在参拜靖国神社方面全员自肃，在历史认识上与保守立场拉开了距离，但在涉及钓鱼岛等领土问题时却表现得出奇强硬，重新系上了关系死扣。可见，民主党对中日关系的轻重缓急，对国家利益孰轻孰重，已经做出了不同既往的新解读，值得关注。
事实上，解铃还须系铃人，因为民主党的死硬立场已经危害到了中日关系的全局和未来。真正的国家利益何在、怎样展开危机处理、如何与近邻国家和睦相处，都是年轻的菅直人内阁需要学习和认清的。
当石垣简易裁判所在9月19日接受检察方面请求、宣布羁押中国渔船船长时间延长10天，中日在钓鱼岛争议海域的撞船事件非但没有随著菅直人连任首相、日本新内阁发足而走向缓和，相反事态进一步升级，正在拖累中日关系急转直下，或酿成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
过去一周，中国人对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关注，掩盖了对日本内政新变化及其影响的评估。就在“钓鱼岛”遭遇“九一八”、当中日现实矛盾与历史积怨可能同时爆发之际，菅直人成功连任，新内阁走马换人。
日本内阁人事最引人关注的变化是，中生代鹰派政治家前原诚司从原来的国土交通大臣转任外务大臣，即一周前还在行政层面上强硬对应撞船事件的前原高姿态转战第二阶段的外交层面，将继续保持对中强硬交涉。尽管菅直人首相说“日本和中国之间一直持续著基本的友好关系，我相信这样的关系会继续下去”，但民主党政府却在行政和外交上与司法形成呼应，正在有步骤地推动用日本国内法处理钓鱼岛纷争成为一种既成事实。
作为中方的立场宣示和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在19日晚间表明：日方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已经对中日双边往来造成严重损害。中方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中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综合会议，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规模也受到严重影响。中方表示，出现上述情况责任完全在日方，日方应立即无条件放还中方船长，否则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如果再加上中方此前已推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访日行程，以及九月下旬中日总理在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不安排会面，可见中日关系受到的损害与日俱深。
一条渔船引发的风波，正在演绎成中日关系史上涉及领土主权的、令人躲闪不及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这是小小的渔船所不能承载的，更是著力推动双边交流渐入佳境的两国政府始料不及的。但围绕著钓鱼岛这颗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不定时炸弹，一切随时会发生，一切终究会发生——两国政府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更需要建立避免冲突的有效机制、化解矛盾的充足备案。但现实表明，这些想象中的机制和备案几乎不存在，小小的风吹草动就能轻易撕开中日关系中巨大的现实伤口。钓鱼岛撞船事件已使处于21世纪以来最好时期的中日关系发生转折，不仅遭遇了小泉下台以来的最坏事态，也标志著民主党执政以来中日外交蜜月结束。
钓鱼岛是一个纠缠著历史与现实的复杂问题，其中有尊严，更有利益。当相关各方均无力单方面解决问题、也不愿求助国际裁判的时候，究竟是因大化小、删繁就简，还是以小见大，把问题复杂化，直接影响到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的全局。过去30年里，日中和日台之间，围绕著钓鱼岛发生过冲突，也有过化解矛盾的成功案例。比如，1978年4月，有中国渔船进入日本“领海十二海里内”作业，当日本巡视船要求渔船退出时，中国渔民写出“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大字以示抗议。邓小平当年为此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议，而自民党福田赳夫内阁则从大局出发进行处理，使风波渐渐平息。
1996年，香港一名保约人士在钓鱼岛水域不幸身亡，同年在马尼拉APEC会议上，桥本龙太郎首相和江泽民主席会谈，一致认为必须避免钓鱼岛问题影响中日关系。为此，自民党在应对中华保钓活动上，表现得比较理智。2003年3月24日，冯锦华等7名大陆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遭逮捕，旋即被送到入国管理局强制归国。当时的小泉首相对相关部门做出指示：在按法律做适当处理的同时，也要从大局出发，不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又如，2008年6月，台湾渔船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巡逻艇撞沉，日方同时扣留船长与船员。刚上任总统的马英九要求外交部严正宣示主权，并召回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日本被迫迅速释放船长，并且派员道歉赔偿，事件也得到平息。
如今回头来看，理性处理钓鱼岛纷争，力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是软弱外交，而是具有外交大视野和全局观念的合理做法。相比之下，本次民主党政权强硬处理，可以看作是对自民党一贯做法的反拨，也是新生政权为了转移国内视线而萌生的外交冲动。民主党政权虽然在参拜靖国神社方面全员自肃，在历史认识上与保守立场拉开了距离，但在涉及钓鱼岛等领土问题时却表现得出奇强硬，重新系上了关系死扣。可见，民主党对中日关系的轻重缓急，对国家利益孰轻孰重，已经做出了不同既往的新解读，值得关注。
事实上，解铃还须系铃人，因为民主党的死硬立场已经危害到了中日关系的全局和未来。真正的国家利益何在、怎样展开危机处理、如何与近邻国家和睦相处，都是年轻的菅直人内阁需要学习和认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