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日本小偷应该说是我的“运气”。因为我住的地方简直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能经常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日本小偷实在是件不可多得的事。
　　那还是来日本的头1、2年，在一次买东西付款时发现，钱包里的钱好像少了，本来应该是足够的钱，却翻遍了所有的包也没凑够，只好连连向收款员道歉，并暗暗骂自己太胡涂！尽管始终没有想起来钱是怎么花掉的，但仍然认定是自己弄错了！
　　还有一次是刚刚发薪不久，又是一次购物时发现钱少了！这一次少得让我张口结舌，约有5、6万日元吧。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盗了！而且盗得非常巧妙、每次都给我留下几个买菜钱！这一次如果再多留一点的话，我仍然不会察觉的。
　　我开始回忆当时的周围环境：首先能肯定的是公司内部人、并且是本部楼内人干的！因为外部的人是不会轻易进入楼内、再进入我的办公室，还要拉开抽屉、再打开我的皮包，拿出钱包，从那里抽出几万日元，然后再恢复原样的。
　　我开始理顺能够进入我的办公室的每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否定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中间，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
　　我首先向上司反映了这一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原来我并不是第一个，在此之前已经连续发生过多起同样事件，只是数量都不太多，大都是在钱包里被拿走1、2万日元，公司正为此事烦恼。原来如此，看来我还是最大的被害者！
　　我忽然想起公司的全体职工每天早上都有一小时的“ 环境整备”时间。这个时间内，各科室间互相整顿清扫，并且定期轮换，就是说任何人、任何科室都有机会进入、清理……
　　我清晰地记起了那一天到我办公室清扫的一个叫做苦拉污气（化名）的人。当时我正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清扫，这个人拿着水桶到我这里来接热水，问她在哪里清扫，答曰：三楼。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倒不是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三楼，而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到二楼来接水。因为三楼是有热水的呀！并且我还记得在同一天她还说自己的钱包丢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钱已被拿走了呢）！
　　再一次与上司碰头的时候，我说：“听说苦桑也丢钱了。”上司说：“是吗？赶快问问她是怎么回事！”遂将她找来，问她的钱是怎么丢的，答曰：是在公司丢的。再问丢多少，曰：“ 整个钱包都丢了，相当多！”最后我问了一句话让她受惊不浅。我说：“ 你知道那一天是谁在我的办公室清扫吗?”“ ……是我和Q桑。”其实那天Q桑根本不在。她的心虚与说谎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经详细分析，上司也认为百分之八十是她所为。但毕竟没有证据，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我也只好自认倒霉！上司说：“ 在公司出了这种事，实在对不起，以后请多注意！”我想说：“ 在中国工作近二十年，没有锁抽屉的习惯。看来从现在开始必须上锁了。”“ 但是我想从今以后一定能收敛一些。”
　　看来真被我言中了。从那以后几年来相安无事。只是经常有人看见苦桑将公司的东西往家里拿。由于我与她还算是一个科室，对于她的一举一动我早已见怪不怪了。平日里，她花言巧语、左右逢源，时不时地拿出点小食品分给别人，颇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对上司，更是投其所好，竭尽阿谀奉承，这恐怕也是公司迟迟不肯拿出行动的原因？
　　最近几天，在公司里丢钱的事又屡屡发生，除了从钱包里拿走1、2万日元外，甚至还发生了将别人的工资袋拿走的事。也许是公司认为事态严重了吧，开始了明查暗访，最后还是锁定了她！原因是她仍故伎重演、贼喊捉贼。
　　在一次科室面谈会上，社长一反常态地将工作问题扔在一边，说起了公司有关失盗的事。让大家谈谈看法。因为我是最大的被害者，我首先发言，我说：“ 在日本人眼里中国的治安可能比日本差多了，但是在工作单位里面有小偷还是罕见的，也许是这种经验让我放松了警惕，所以首先应该说是由于自己疏忽大意造成的；另外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公司是有责任的，主要是由于一开始调查处理得不彻底，致使现在仍然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胆子越来越大！对作案人本身来说，让她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也是不可取的。至于证据，如果想找的话就会找到。比如说：把被害人的钱包拿去做个指纹鉴定，不就清楚了吗！”社长说：“看来也只好这样了。在这之前先把公司本部的职工的指纹取下来。”我一直在盯着坐在我侧面的苦桑，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眼睛低垂，一动也不动。但是当社长说要先取指纹之后，终于按捺不住的她气喘吁吁地说：“ 这样做合适吗？如果……如果……能不能再等等……”大家都心领神会地相互对视着：正如前几次贼喊捉贼一样，苦桑又一次不打自招了！
　　这就是我遇到的日本小偷，由于在中国还没有过如此长时间地观察一个小偷的经历，因此还说不准究竟与中国的小偷有什么区别。
　　　　　　　　　　　　　　　　　　　　　　　　　　　　　　　　　　　爱知县 于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