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您的“我的年青时代”（《中文导报》530期“东瀛岁月”版）一文后，深受感动，也让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年青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事在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很少。回日本后，才得知自己生于熊本，3、4岁时随父母到了中国黑龙江省。父亲原在熊本当过小学教师，终战前1、2年去当兵。“八一五”前几天，母亲领我们三个孩子逃难。日本投降后，只见到父亲一面，那时他是俘虏，已身不由己了。我们娘4人被集中到宁安县一难民营，到11月因天寒地冻，挨饿，患病，又无医无药，母与弟在同一个晚上死去，后被中国人养父母救了我与妹妹。
　　战后第二年在养父母的关怀下，我入当地小学一年级。因年幼，仅8岁，又生活在汉语环境，学汉语没觉得遇到过什么困难。但学习用品不足，不得不靠自己拣废铜烂铁的收入来补充。后到邻镇小学附设的初中班，每日步行往返8公里。早晚还要帮养父母放牛、采猪菜，夏天趟地赶套子时被瓢泼大雨浇得像落汤鸡似的。后初中班并到宁安县一中，住宿、吃食堂，一日三餐高粱米饭白菜萝卜汤。毕业时考虑到养父母家贫，读高中费用多，养父母负担要大，而中专是国费，就报考了一农业中专。
　　1958年中专毕业，我幸运的被留校当教员，在向党交心运动中，我交代出了自己是日本人出身的问题。三年灾害时期，食堂每天8两粮，下乡带学生实习时吃代食品。1962年被调整到北安市农业局，后因离养父母家很远，照顾养父母有困难，所以申请调到养父母家住的东京城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我的出身，加之当时被抓住的尾巴是我偷听敌台（莫斯科台）广播，在1968年清明节那天我开始被揪斗，造反派拳打脚踢打耳光。年仅30岁的我开始了每天被批斗、写检查、扫厕所的生活，“ 十一”后又被下放到一个大队劳动改造，吃在食堂时每天要三敬三祝（早、中、晚餐前各一次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1969年8月被集中到县“五七”干校，实行军队编制，我分到大田连，炎热的8月割小麦，一割就是半个月。12月入冬后又被派到一林场砍民需木材，在零下80几度的寒冬，住林海雪原中的帐篷，晚上生火炉，可四周都透风，真有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之感。新年也不准回家，只好到山泉流水处捉田鸡，到地下森林开眼界。1970年过完春节后我回到养父母所在的大队插队落户，每天与农民一起劳动，学水稻插秧，种菜，但精神总提不起来，心想这回就得当一辈子农民了，一插队将一插到底了。1972年落实干部政策，我回到了原单位。过40岁后，我完成了对养父母的养老送终的义务，又登上了讲台。
　　1987年携全家7口回到熊本定居，在熊本和福冈两市工作了8年后，已过60岁的我与老伴回到了熊本山村老家，照顾已85岁的姑母，开始了百姓生活。管理祖父遗留下的山林田野，种菜养花，还在两处办起了中文讲座，在生活与教中文中继续学日语，已过65岁了，我想何乐而不为呢？
　　同是日本人，在不同的国度度过的年青时代就大不同了，但都是在二战后度过的，都遇到了种种困难，回忆起来虽然有些心酸，但毕竟是过来人了。甲木太太可能年过70了，对学习汉语感到最快乐，真让人敬佩，向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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