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者状告国家一案，已进入最高阶段，东京地区的诉讼已经结审，神户、名古屋、札幌等地区的诉讼也要相继结审。下一步等待的是最终裁判。记得去年7月6日大阪地裁对归国者作出不公正的裁判时，对于国家遗弃国民的责任，法官曾轻描淡写地说：“责任是有的，但谈不到违法。”这是多么荒唐可笑。
　　法是什么，日本宪法的总则部分明确写道：“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凡与此相反的法律、政令等，均将排除。”法由国民而立，立法为了保护国民。那么，日本政府自侵华战争以来的言行是保护了国民，还是损害了国民？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渖阳柳条湖挑起事端后，就是侵华战争的开始，并很快地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9月15日，挟持溥仪建立了满洲国，为了实行殖民统治，广田内阁“七大重要国策要纲”第6项明确提出：在今后20年内向满洲移民100万户。为此在国内以皇道乐土、东亚共荣的旗号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动员。被愚弄的农民、中小业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开拓团的身份去了满洲，被安排在接近苏联边境的村屯，开荒种地。同年7月10日，在满洲，年满18-45岁的男性都被应徵入伍，充当了侵华战争的军事力量。这样的欺骗行为不是违法吗？
　　1945年8月9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下，苏联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安全，对日发出宣战通告，随即出兵援中抗日。日本政府对这样大的事，不向在满日本人通告，也不采取任何应急措施。8月10日，关东军大本营发出“放弃满洲守住朝鲜”的命令。翌日，军人和政府官员开始撤离，抛下百姓不管。8月15日，日本战败时，百姓才慌乱逃难，途中遭遇苏联军的袭击，较大的“佐渡开拓团事件”死了1464人，“葛根庙事件”死了近1100人，“麻山事件”死了421人等等，都是妇女、儿童、老年人和病残者。现在活著回来的这些归国者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好心的中国养父母收养、抚育了我们。日本政府做了什么，尽了一点保护责任吗？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并承诺“自1914年以来侵占别国的领土，全部退还被占领国，其军人和邦人也全部撤离。”然而，日本外务省却发出“在满民间人士现地定著”的指示。关东军大本营最高会议早在8月19日发出“在满邦人要改变国籍的命令”。这种指示、命令，不仅违背了波茨坦公告，也和1948年12月10日、第三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宣言”第13条2项（人人享有离开本国或其他国以及回到本国的权利）相违背。更可恨的是，日本政府于1959年3月3日，出台了“未归还者特别措施法”，不经任何调查，将残留在中国的13600名日本人宣告战时死亡，并注销户籍。从而切断了我们回国之路，入国无门。日本政府用这种卑劣手段遗弃国民不是违法吗？
　　日中两国恢复邦交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孤儿在红十字会和民间人士的帮助下，开始陆续回国。而日本政府无动于衷，把持中国护照回国的日本人，视为外国人对待，要有保证人担保，必须住在保证人附近，生老病死无人问津，过著难民似的生活。到了平成8年1月31日，有了归国者自立支援法，其中规定了种种人身自由的限制。这样的法规和宪法是有抵触的，有抵触的法规还执行，更是违法。
　　法以民为本，国家作为主体，对本国国民尽不到保护的责任，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当然，责任有大有小，涉及国民生死攸关的事，是大事，遗弃国民是大责任，就是违法。它已给归国者造成了精神伤害和财产损失，理应向归国者谢罪和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并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归国者的晚年幸福生活。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
　　田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