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啊，我的祖国》（大久保真纪着，延江昭子、井上征男译，2000年9月出版）一书。全书写的20几名残留孤儿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作者是《朝日新闻》的记者。
     作者在大学读书时，从电视上看到来日寻亲的孤儿们穿着中山装，可却边哭边说“ 我是日本人”。她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就对“国家与个人”问题有很大兴趣。不会说日语的孤儿们声明“我是日本人”的场面，在她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那时就开始对孤儿问题感兴趣了。1990年她花了20多天时间，亲身到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走访了残留妇人和残留孤儿。那次的走访成了她以后采访孤儿问题的力量源泉。她，一个普通的日本年轻人，在当今政府高官中还有些人回避当年侵华战争的罪恶，把造成残留孤儿问题的责任推向苏联和中国的时候，她勇于面对当年的历史，敢于面对当今的现实，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有正确认识，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此书明确指出了政府在对待孤儿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种种问题，读后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苦命的孤儿

     住东京的苑田正枝生在中国，父亲在她2岁时被征兵，战败时刚4岁。她与母亲被关进收容所，母亲因病因饿不久就离开了人间。她先后被中国人人贩子转卖了七家。
     住神奈川的内海忠志，终战前他母亲领他和姐姐逃难时，遇到日本兵突然向她们开枪，他被刺刀刺了两刀后昏过去了，醒来时看见母亲胸部有个大窟窿，流了好多血死去，过了一会儿姐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热心的国民

     神奈川县有位多年帮助孤儿的民间义务支持者，80岁的菅原幸助老人，他去中国时是当宪兵。终战时他知道有20多万日本人留在中国，其中孩子们都成为孤儿，他说为了做好孤儿的工作要尽一辈子的努力。他在孤儿寻求国民签名、游行、集会等活动中，政府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无奈想通过孤儿的诉讼状告政府。可是经过3个多月，他先后到东京、横滨找了15名律师，可这些律师认为对政府的诉讼是难上加难的事， 都拒绝了他。可这位老人不灰心，继续找律师，当他找到第16位律师小野寺利孝时，他愿意并决心帮助孤儿把政府告上法庭。
     小野寺利孝律师组织了律师辩护团，开始时只有30名律师，到铃木经夫律师长提出诉讼时已增加至183名。在小野律师的带动下，目前已在全国各地都先后为孤儿诉讼组织了律师团。

     冷酷的政府

     1959年8月，政府发布“有关归国者特别措施法”，宣布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及孤儿21000多人为战时死亡宣告的对象，这就决定孤儿被判处了“死亡”，户籍簿上做了死亡除籍。
     长野县出身的红谷演夫，1975年回国定居，故乡有他的户籍，只因为是从中国回来的，政府认为他是中国人，不承认他的日本国籍，让他办理归化手续，到1978年底才批准归化。政府一直把孤儿按外国人对待。外国人要在日本定居需要保证人，找到了亲属的孤儿，可亲属不做保证人孤儿就无法归国，没有找到亲属的孤儿就更不可能回国。一直到1993年9月，12名残留妇人和判明孤儿“强行回国”事件后的12月，政府才被迫接收所有希望回国定居的残留日本人。
     前面提到的苑田正枝，3年前长崎的父亲去世时要去参加葬礼，可政府官员却说“不能支付交通费，如果你在长崎超过一周，须从生活保护费里扣除一部分，而且去时和回来时一定要向我报告。”
     该书后半部分还列举实例写了“欺压孤儿的身元引受人制度”、“ 被迫自立年金无几”、“生活保护制度侵犯人的尊严”及“敷衍应付的国家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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