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纯
      今年1月初，我们摄制组赴日本拍摄一个系列节目——《中国邻邦大扫瞄》。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拍摄了4集片子，涉及了日本社会的不同阶层，包括日本的电视记者、渔民、右翼成员和“牛郎”。从4月份开始，这些片子已经陆续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邻邦大扫瞄》栏目里播出。
      这次在日本的拍摄经历，带给我很大的触动，特别是拍摄《和日本右翼在一起的日子》。之所以要拍这一集，当初的目的其实很朴素：“日本右翼”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绝不陌生，甚至“如雷贯耳”。但“日本右翼”的具体形象，对我们来说其实又是很模糊的。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参加右翼组织？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所思所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好奇，又很想一探究竟的。
      这一集的开拍来之不易。到达东京以后，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位“道上”人物。他把我们介绍给了大阪的一个右翼组织——“日本民族行动会议”。在电话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并没有立即答应接受我们的拍摄，而是要求我们去大阪面谈。
      在大阪的面谈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政治审查，这也是我们能否获得拍摄许可的关键。他们一共来了4个负责人，都是典型的日本人形象：西装革履，彬彬有礼。一番客套之后，他们几乎是争先恐后般地轮番发问。他们的问题集中在一些政治热点上，由于有所准备，我的回答基本上还算是应对自如。4个多小时以后，我知道今天没有白跑一趟,因为到了会谈的最后，我们双方已经初步敲定了拍摄日程。
      在以后的一周时间里，我们以跟踪拍摄的方式，对这个右翼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客观的记录，对该组织的两个主要负责人——细田和山本，作了比较长时间的采访。这集片子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对于细田和山本的政治观点，我肯定是不认同的，但他们体现出来的对自己国家的极度热诚，让我深受震憾。我能感觉到，那不是镜头前的作秀，而是从他们骨子里透出来的激情和理想。相形之下，当下的中国社会也充满着激情和理想，不过那似乎更多地是体现在个人奋斗方面，而不是对于国家或者社会。
      在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当中，“国家”从来就是至高无上者，个人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对于国家，个人必须绝对地服从和奉献。这样，个人价值长期被漠视，正常的欲望被压抑。自80年代以来，内地逐步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人们可以开始追求更好的生活。在这场改革中，中国人不但获得了财富，也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应当说，中国的改革是个人价值的回归，是一次人性的解放，是历史的进步。但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陷入到空前的“淘金热”中，各个阶层都致力于个人的迅速致富，就像亨利．米勒描述的那样：“所有的人都在汽车、房屋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灵魂。”改革引发了旧意识形态的崩溃，但由于没有适时建立起新的价值理念，“拜金主义”不失时机地填补了这个信仰真空。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深切感觉到，如今“物质至上”的观念正在逐步侵蚀公众的信仰，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关注个人的得失，而“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则已经被远远抛在脑后。整个社会的公共责任意识迅速地弱化，而犯罪率则在不断攀升，这为日后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动乱埋藏下了祸根。
      不是说现在中国人就不爱国了，中国就没有理想主义者了。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跟“赚钱”比起来，“国家”、“社会”和“责任”这样的声音，显然已经疲弱了许多。当然，我们的网络上有许多“愤怒的爱国青年”。不过，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当“愤青”们每个晚上发泄完“爱国情绪”以后，剩下的事也就只有“洗洗睡了”。
      我亲历了内地前一段时间的反日游行，事件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但突然之间就消声匿迹，不见踪影。这不得不让我产生怀疑：当初走上街头的人们是出于真正的爱国精神，还是说其实只是一时的情绪而已？世上竟有这样的爱国精神，可以如此来去匆匆的吗？说回到《和日本右翼在一起的日子》这一集片子当中的两位人物，细田和山本，按照中国现在的标准，这两人都是私人企业的老板，也算“成功人士”。他们除了忙于自己的工作之外，也为了自己的国家，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折腾”。我们可以鄙视他们的观点，但我们敢小看他们的精神吗？中国众多“成功人士”的精神又在哪里呢？
      像细田和山本这样的右翼成员当然不代表日本社会的主流，但是日本国内跟他们持同样主张的力量，正在逐步壮大。
      拍摄时的一个场景如今仍然历历在目，那是山本在接受采访时，脸上浮现出坚毅的表情说：“为了日本，我们可以去死!”他说这番话时，那双冷峻的眼睛，我想我一直都会记得。 （作者邓纯为《中国邻邦大扫瞄》摄制组导演）

      乐乐中国频道将在8月17日（星期三）至19日（星期五）的15?20、8月22日（星期一）的15?05安排播出凤凰卫视和CCTV联合拍摄的大型系列纪录节目《中国邻邦大扫瞄》中的4集日本专题节目。内容分别为《魔鬼训练营》、《最后的渔民》、《东京“牛郎”》和《和日本右翼在一起的日子》，欢迎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