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路琳到吸烟室去抽烟时，本地县长李彬已经在那里抽烟。三十出头的县政府办公室蒋副主任正毕恭毕敬地给他汇报工作，只见李县长勃然大怒地拍了桌子：“ 搞成这个样子！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赶紧想办法补救。”他走出吸烟室时，拿起钟路琳放在桌上的香烟看了看，没有说一句话就出去了。看着他飞扬跋扈的样子，钟路琳脑子里悄然冒出两个字来：“搞他！”
　 北京一家大报的记者钟路琳跑到数千里远的这里来，纯粹是个偶然：南方一个沿海省份搞了个大型宣传活动，请了北京和外地的一些重要媒体的记者前来，组成一个新闻团进行集体采访。钟路琳的主任临时有事，就把她派来了。本来诸事顺利，一帮记者吃喝玩乐一番，眼看行程将满，就要打道回府了，这时却出了意外：在安排去参观该省北部一个新建的“ 海上乐园”时，采访团的车队却被当地反对填海造园的农民堵住了去路……李彬就是此地的县长，而且也是“ 海上乐园”的具体策划者和负责人。为了不使农民抗议的事见诸报端，李县长使出浑身解数，向每一位记者要联络电话，但钟路琳到临行前，也没有把自己的电话告诉对方。回到北京后钟路琳很忙碌，在本报发了篇交差的小稿后，她本来打算“ 算了”，不想再去管农民抗议的闲事，但李彬却派人通过找领导、送礼上门等方法，在私下不断做手脚。钟路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心气又被提了起来。她写了一篇题为《又一片红树林面临毁灭》的报道，在别的报纸上发表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李彬的“浅沙湾填海工程”便半途被迫下马了。
　 钟路琳母校校庆，同学们邀请她回广州来团聚一下。由于女儿一直有病，钟路琳本不想去，但她的指导教授却亲自打了电话，她只好在校庆的当天飞到了广州。教授是有名的海洋生物学者，本来指望钟路琳上自己的博士生的，但钟路琳因为当时的男友在北京，毕业后便进了北京的报社。这天晚上，教授因为还有一帮重要的客人，只好在自己的学生和客人的两个包厢之间来回串场。钟路琳做梦也没有想到，另外一帮客人竟然是李彬一行。他还是为浅海湾工程来找专家撑腰的。钟路琳知道自己的那篇文章直接对李彬的仕途产生了影响，他是为保官而执意要证明那项工程的决策并无失误之处。钟路琳对李彬在酒桌上的大献殷勤没有理睬，但当晚女儿忽然得了急病，是李彬通过关系给她搞到了最早的机票，并派车将她送到了机场。这令钟路琳无法不产生了几分感动。
　 回到北京后，李彬也总是三天两头地往首都跑，跑国家发改委、商业部、林业总局、国土资源局、环境保护局，那窜来窜去的情形就像外来人员流窜作案似的，全然没有了在地方上那副飞扬跋扈的劲头。钟路琳不得不承认李彬是个能量不可小看的人，在他的努力下，一度停工的浅海湾工程竟然有了重新启动的可能。不久，该县在海上乐园举办“水上运动节”，李彬给钟路琳寄来两张机票，一方面是请她前来采访；另一方面，让她带着从生下来就患脑瘫的女儿可可一道来散散心。钟路琳到了那里才知道，李彬的所谓补救红树林的方案，其实只是瞒哄上级领导的一份伪科学报告而已。虽然李彬的安排让她和可可过得非常愉快，但钟路琳仍然对李彬走火入魔地试图重新启动浅海湾工程的做法无法认同。在机场，钟路琳试图说服李彬放弃，而李彬说：“ 这就像吸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还吸？因为上瘾了。尼古丁就这么厉害，还这么可爱，一但上瘾就停不下来了。”
　 一个月后，李彬忽然切断了与钟路琳的所有联系，办公室电话、家里电话和手机一概不通。钟路琳知道，李彬可能已经摆平了各种麻烦，重新启动他那填海造州的巨大工程了。在这之前，他曾给钟路琳打过多次电话，几乎每次都说，看在密切交往的份上，如果有不妥之处，一定请她高抬贵手，别在给自己下巴底下支砖了。现在他忽然中断了联系，钟路琳意识到那件事终于开始了。钟路琳问自己该怎么办，尽管心里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但一想起那片红树林，她就不能自已。这就有如想抽烟一样，钟路琳知道自己还是忍不住要做点什么的。
那一天，在西郊云林山庄举行的一个媒体联谊活动上，钟路琳和那个叫小妹的记者相遇了。她们就是上次参加那个采访团时认识的。小妹告诉她，李彬死了，是在一次强台风中去视察他的填海工程时被吹进海里淹死的。钟路琳愣了，她走出了宴会厅，忍不住地失声痛哭了起来……（帆子）
载于《收获》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