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石

　　7月15日晚，第139届日本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芥川奖揭晓。中国籍作家杨逸继去年以中篇小说《小王》获得文学界新人奖以后，又以小说《浸透时光的早晨》摘取了这次芥川奖的桂冠。这是中国人首次获此殊荣，芥川奖评委高树信子认为，获奖作品是一部细腻描绘人生苦恼与悲喜的青春小说，它以“触手可及的新鲜度”写出了一个人拼命生活下去的强烈意愿，这种感觉只有跨越国境的作家才能体会得如此真切。虽然与上届候选作品的选材全然不同，但作品水平很高，且日语能力大有进步，“和日本作家相比毫不逊色”，与其他候选作品相比有著压倒性的力度。

　　高树信子还认为∶这是一部出色的“个人史”，最近20年以来，日本作家已经没有人完成这样出色的“个人史”了，而笔者认为∶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个人史”的意义，而是一部在苦恼、旁徨及反思的个人史中，浓缩了民族在二律背反的历史选择中冲突与苦恼的作品。

　　一、文学性悲壮中的民主青年

　　这部作品描写两个从偏远农村考入大城市的秦都大学的大学生梁浩远和谢志强，“完全像是从黑白电影一下子跳进了彩色电影的银幕中似的”，进入了色彩斑斓的校园生活，使他们兴奋得在早晨来到校园里的湖畔大声喊叫，由此获得了“向著寒空嚎叫的二狼”的“雅号”。而校园生活中最使他们兴奋的是文学，最使他们崇拜的是中国文学系的年轻教授甘凌洲老师，他那“在流动空气的节奏中震颤”的读诗的声音，使整个大讲堂鸦雀无声，呼吸骤停，戴望舒那“寂寞的秋的清愁”，渗透了两个在黄土黄房黄土墙的“黄一色”中生长的梁浩远和谢志强的心扉，使他们完全沉醉于诗那飘渺与美丽的梦境中。

　　就在这时“八九风波”掀起，他们的偶像甘凌洲老师是这个城市中的运动领袖，他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市政府的广场响起，无尽的浪漫正在演变为崇高的悲壮，把“二狼”带入浪漫的诗之梦境的甘凌洲教授，自然也把他们带入了“为民族献身”的悲壮之中，更何况在甘教授的身旁一直陪伴著美丽的，有著“像在清泉里摇动的大葡萄粒”似的美丽眼睛的女生白英露，就像年轻的宋庆龄永远陪伴孙中山。这使悲壮中更渗透了美丽的爱情浪漫和历史的芳香，在浩远和志强心里沸腾著的，是“比血更浓的东西，完全像喷火的油一样，幼年和少年时代所读过的令人憧憬的革命英雄故事在脑海中浮现，被杀害的刘胡兰，手举炸药包去炸敌人碉堡的董存瑞，为祖国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无数英雄们的雄姿，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脑海中流过，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这个时刻现在到来了。”

　　他们相信美丽的浪漫与崇高的悲壮一定会结出美丽与崇高的果实，正像美丽的花朵一定会结出芳香的果实一样。

　　二、被生存与时间泛黄的悲壮

　　然而运动过去了，他们都因为与“污辱民主运动”的市民殴斗被开除学籍。谢志强流落在打工的民工队伍里，而梁浩远由于与残留孤儿的女儿结婚来到日本。

　　梁浩远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来到日本后他坚持参加民主派的活动，坚信一个像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会在中国出现，他到处去徵集反对香港回归中国的声明，后来又徵集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声明。他也在四处寻找把他领入崇高而悲壮的斗争的甘老师、白英露。

　　但是每次与民主派的集会，都使他无限失望，北京人老黄参加民主派的集会只不过是为了得到特别在留的签证；他的大舅哥大雄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民主同志会日本支局的代表袁利四处兜售“101增发剂”；他崇拜的革命家张北松由于殴打女儿受到美国学校当局的谴责，被女儿称为“独裁者”。最后他找到了甘教授，呕心沥血支持甘教授的他的妻子已经在中国积劳成疾死去，儿子在来信中指责他∶一个无法照顾妻子和儿子的人能够爱国吗?而烂漫的民主之花白英露带来了一个她和法国人生下的蓝眼睛的孩子淡雪。更使浩远的革命热情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是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题为“在日中国人庆祝香港回归”的新闻，而那上边有一张相片，发言者竟是民主同志会的日本支局代表，现在是“新华侨实业家代表”的袁利，他光亮的额头正在向头顶的头旋处延伸，不知是没有使用“101”还是“101”不起作用。

　　“刚才还生机勃勃的浩远，被袁利的相片击沉，一瞬间变成了失水的大萝卜。”

　　一切悲壮都变成了面对生存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有气无力的挣扎，用尽心机的经营，没有浪漫，没有理想，曾在民主大旗下呼号的悲壮在生存和时间中泛黄、风化，风化得斑驳陆离，面貌全非。

　　在这美丽、浪漫与崇高的悲壮凄楚的风化中，作者暗示了个人与民族在历史悖论中的徘徊、疑惑和艰难的选择。

　　首先，悲壮能否创造历史?悲壮是个人道德完成还是献身祖国?刘胡兰和董存瑞是悲壮的，但是他们鲜血浇灌的悲壮不一定会生长出他们所期冀的历史，他们的牺牲也不会阻碍两个生死相仇的势力在某个历史的拐点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也正像浩远他们所经历的那场风波。悲壮有时会永远地留在历史中，但是它对新的历史并不一定有真正的意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流芳千古，但是并不能阻挡元代组成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和中国人把它的强盛引为自豪，而从金降元的耶律楚材，因为他降元而被封为大臣，才能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徵发杀戮，使中原百姓和文化多次免于涂炭。

　　如果悲壮有时只是一种个人人格的完成，那么一个无法将自己和身边的人养活，并让他们生活得更好的悲壮的革命家和一个兢兢业业为自己和家庭生活得更好而小心翼翼生活著的普通人哪个更有意义?古人云∶“国之本在家”，一个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家庭的人配不配去做革命家?从小处著眼，这是个人与革命的命题，从大处著眼，则是一个国家，究竟是先富强还是先民主的问题。作者在作品中巧妙地用一个个细节暗示这一点，使她的作品在不经意的点染中具有了历史的厚度。

　　浩远的父亲为浩远的第二个孩子起名为“民生”。众所周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是“民生”它是“民族”、“民权”的基础。孙中山还提出了建国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蒋介石继承了他的建国步骤，他们作为时代的伟人，都焦灼地渴望“还政于民”的宪政，但是他们深知，历史有它自己的速度与进程，而且有时必须忍耐“怯弱”与“独裁者”的骂名。而美国现代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战前，一个国家向民主社会的“转变带”的中心是人均GDP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一十年代，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他因素起作用的领域。

　　笔者认为，也许这是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从微观著眼，它体现了一个“知行合一”的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人生存和国家命运的历史波涛中遇到的艰难悖论，同时也暗示一个后进国家在世界潮流与历史波涛中的艰难选择。

　　三、果子只成熟在时间之中？

　　被袁利摇身变色的相片彻底击沉的浩远，深深体味到做一个“革命家”的孤独，在给父亲打电话时，他失声痛哭，和民生要买新玩具而不得的哭像一模一样。父亲劝他明天早晨去看朝日，告诉他朝日是无比美丽的，他还可能看到彩虹。

　　第二天早晨，他真的带著妻子梅坐在他家后面停车场的矮墙上去看朝日，“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太阳带著倦怠的表情开始伸展腰身，它的气息吹进高楼的间隙，静悄悄地把自己的存在渗透在各个角落，终于也在浩远他们的头发、脸和身体上洒满了阳光，在道路对面灰色的楼房房顶露出了它四分之一的笑脸，灰色的楼房上放射著耀眼的银灰，渐渐增强的光辉变成了七月的灼热。正像父亲所说，太阳真美。这美是和89年那个初夏的早晨在黄土高原上通过的列车上看到的初升的太阳有著不同光彩的另一种美丽。”

　　“笼罩著心头的愁的曙色，被夏日的晨光划破。隔断时空的灰楼群那一边，黄土高原曾眩晕过的金色，溶载著那朝阳中狂驰的列车的血液，若流淌著苦难的黄河。”在通勤的列车中，浩远反覆吟唱著从灼热的胸中涌出的诗句。

　　这就是渗透了时间的早晨，新的时间托起了闪烁著新的美丽的早晨，不同于黄土高原曾眩晕过的金色，但是美丽依然是美丽。

　　青春的悲壮浇灌出的青涩的果实坠落了，但是新的朝阳依旧升起，它渗透了时间，渗透了时间的阳光为浩远培育了新的希望∶和他一起在民主的大旗下奋斗的志强从中国向他走来，他成了艺术家和实业家，风流倜傥，成熟富足，中国在突飞猛进地进步，朋友在新的历史中成功。笔者问杨逸∶志强的成功中有来自他在民主的大旗下奋斗时积蓄的能量吗？杨逸说∶那一定是有的。杨逸还曾对笔者说∶我们当时完全不明白的事情，时间和历史都会告诉我们答案。

　　“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这是明代诗人杨基的诗作，他是浪漫而美丽的。但是“熟枇杷”不是南风，而是时间，三月的南风吹不熟枇杷，而六月的朝阳一定会给青涩的枇杷染上一层美丽的金黄。

　　当送走了准备回国到农村小学教书的甘教授后，儿子民生问浩远∶“爸爸的故乡？那是什么呢？”

　　浩远慢慢地对女儿樱和儿子民生说∶“故乡就是生我的地方，也是我要死在那里的地方，那里有父亲、母亲、兄弟和温暖的家。”儿子说∶“那么民生的故乡就是日本了。”

　　浩远对故乡的思念仍然不失浪漫与悲壮，但是他已经不为悲壮的错位、风化与不可承传去愤怒和痛苦，他没有去纠正儿子，坚持是美的，但是变化也许更美。世界在变化，他和儿子理应有不同的故乡，他凝视著儿子的脸，微笑著说∶“回家吧!”

　　也许，儿子也是“渗透了时间的早晨”吧？